梁實秋文學批評的古典主義傾向和理性精神
梁實秋文學批評的古典主義傾向和理性精神
梁實秋在現代中國是一位自覺的職業批評家，他的批評觸角是多方面的，有對文學批評原則的闡發，有對西洋文學批評傳統的追溯，有對各種文體的評論等等，但貫穿他文學批評最為長久的是新人文主義的古典主義傾向和理性精神。
一、文學批評的定義
梁實秋考希臘文“批評”一字，原是判斷之意，即客觀的判斷的批評。他認為文學批評既非藝術，更非科學，文學批評的任務是判斷，而非鑑賞，其方法是客觀的，而非主觀的，文學批評的根本不是事實的歸納，而是倫理的選擇，不是統計的研究，而是價值的估定。文學批評和哲學也是分不開的，但文學批評的本身絕對不是哲學。它的出發點是人對人生的態度，是以哲學的態度施之於文學的問題。梁實秋在文學批評與藝術和科學之辯之外，又提出了文學批評的標準，他認為常態的人性和常態的經驗是文學批評的最後標準，人性之所以是固定的普遍的，正以其有理性的紀律為基礎，人性是根本不變的，而純正的人性乃是文學批評唯一的標準。我們從梁實秋對文學批評的定義和理解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古典主義傾向和理性精神。
二、對浪漫文學進行清算的古典主義傾向
早期梁實秋的文學批評是浪漫主義的，從《〈草兒〉評論》到《拜倫與浪漫主義》，梁實秋系統闡發了他的浪漫主義批評主張，即推崇情感，並以情感來揭示文學的審美本質。而後隨著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的影響，他從極端的浪漫主義轉到了接近於古典主義的立場。新人文主義幫助梁實秋奠定了自己文藝觀的基礎，形成了他後來長期信守不渝的文學觀念。
作為一場文學運動看，古典主義是指17世紀出現於法國的一種很有影響的文學創作思潮。人性至上、理性至上、傳統至上、規則至上，構成了古典主義文學運動的基本特色。梁實秋在文藝批評上，最基本的努力就是批判浪漫主義的文學思潮，重建古典主義的美學原則。他於1926年發表的《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趨勢》一文，是他從浪漫主義走向古典主義的標誌性文章。自這篇文章，梁實秋開始給所有的文學創作套上理性的韁繩，認為只有理性的文學才是健康、有道德的文學。在這篇文章中，梁實秋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五四新文學的浪漫主義傾向進行清算。
第一，外國的影響。梁實秋認為文學無新舊可分，只有中外可辨。舊文學即是本國特有的文學，新文學即是受外國影響後的文學。他認為浪漫主義者有一種“現代的嗜好”，任性地引進外國的文學思想，來打擊中國固有的標準，但卻沒能建立新的標準，因而，浪漫主義者的標準就是“無標準”，新文學運動就全部來看，是“浪漫的混亂”。
第二，情感的推崇。他指出古典主義最尊貴人的頭，浪漫主義者最貴重人的心。頭是理性的機關，裡面藏著智慧;心是情感的泉源，裡面包著熱血。他認為新文學運動對於情感過分推崇，結果造成頹廢主義和假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就是不守紀律的情感主義。而且，情感在量上不加節制，濃重的 “人道主義”的色彩，正是理性所要不得的。
第三，印象主義。他認為“沉靜的觀察人生，觀察人生的全體。”是古典主義者對人生的態度。古典文學表現出來的人性是常態的，普遍的，其表現的態度是冷靜的，清晰的，有紀律的。然而，現在的新文學被主觀的印象主義所支配了，小說創作中有大量表面的自我表現，是靠感覺境界內的一些印象。其表現在文學批評上的則是鑑賞的批評，是缺乏理性的判斷力的批評。
第四，自然與獨創。梁實秋認為，凡是自然的便不是獨創的，自然美應該是成熟的、完全的，就像人的一生最值得讚美的是老年時代一樣，文學所追求是應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真理想的境界也應該存在於理性的.生活裡，而不應在情感的幻夢裡。因此，他不贊成與藝術立於相反地位的自然，而推崇以人性為中心的自然;不贊成浪漫主義者叛離人性中心的獨創，而推崇在理性指導下的獨創。
梁實秋的文學批評充斥著古典主義的因子，他從新人文主義文藝思想出發，對五四新文學運動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批判。從而也導致了他與魯迅、郁達夫等新文學領袖人物的持久論戰。
三、文學的紀律——理性精神
梁實秋在他的《文學的紀律》一文中，指出創作家要遵著規律創作，批評家也遵著規律批評。文學裡有超於規律的標準，可以不要規律，但不能不要標準。從事文學事業的人，對於這個標準要發生一種相當的關係，那便是文學的紀律的問題。文學的力量，不在於開擴，而在於集中;不在於放縱，而在於節制。所謂節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駕馭情感，以理性節制想象。偉大的文學者所致力的是怎樣把情感放在理性的韁繩之下。偉大的文學的力量，不藏在情感裡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裡面。
他又指出文學的想象同樣需要紀律。文學不是無目的的蕩遊，是有目的的創造，所以文學的工具——想象，也就不能不有一個剪裁、節制和紀律。在理性指導下的人生才是健康的常態的普遍的，在這種狀態下所表現出的人性才是最標準的，在這標準之下所創作出來的文學才具有永久的價值。文學的態度之嚴肅，情感下想象之理性制裁，才是文學最根本的紀律。
梁實秋的古典主義傾向的文學批評觀顯示出形而上的倫理學意義，具有不可實施性。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由於他的自由主義傾向，對他的評價都是困難的。但這隻能表明他的文學觀念是不合時宜的，然而我們卻不能抹殺它的價值以及它對當代文學的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