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饒宗頤

　　饒宗頤教授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又擅長書法、繪畫，在中國臺灣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國家，有極高的聲譽和廣泛的影響。

　　幾年以前，饒先生把自己的大著《選堂集林•史林》三巨冊寄給了我。我仔細閱讀了其中的文章，學到了很多東西。在大陸的同行中，我也許是讀饒先生的學術論著比較多的。因此，由我來介紹一下饒先生的生平和學術造詣，可能是比較恰當的。中國有一句古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使我不介紹，饒先生的學術成果，一旦在大陸刊佈，自然會得到知音。但是，介紹一下難道不會比不介紹更好一點嗎?在這樣的考慮下，我不避佛頭著糞之譏，就毅然答應寫這一篇序言。

　　我首先想介紹一下饒先生的生平。

　　饒宗頤，字固庵，號選堂，一九一七年六月生於廣東省潮安縣，幼承家學，自學成家。自十八歲起，即嶄露頭角。此後他在將近五十年的漫長的歲月中，在學術探討的許多領域裡做出了顯著的成績，至今不衰。饒宗頤教授的學術研究涉及範圍很廣，真可以說是學富五車，著作等身。要想對這樣浩的著作排比歸納，提要鉤玄，加以評價，確非易事，實為我能力所不及。因此，我只能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從世界各國學術發展的歷史來看，進行學術探討，決不能固步自封，抱殘守闕，而是必須隨時應用新觀點，使用新材料，提出新問題，摸索新方法。只有這樣，學術研究這一條長河才能流動不息，永遠奔流向前。討論饒先生的學術論著，我就想從這個觀點出發。我想從清末開始的近一百多年來的學術思潮談起。先引一段梁啟超的話：

　　自乾隆後邊多事，嘉道間學者漸留意西北邊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諸地理，而徐松、張穆、何秋濤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註》、《新疆識略》，穆有《蒙古遊牧記》，秋濤有《朔方備乘》，漸引起研究元史的興味。至晚清尤盛。外國地理，自徐繼著《瀛環志略》，魏源著《海國圖志》，開始端緒，而其後竟不光大。近人丁謙於各史外夷傳及《穆天子傳》、《佛國記》、《大唐西域記》諸古籍，皆博加考證，成書二十餘種，頗精贍。(《清代學術論》)

　　梁啟超接著又談到金石學、校勘、輯佚等等。其中西北史地之學是清代後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中國學術史上，這是一個新動向，值得特別重視。金石學等學問，雖然古已有之，但此時更為榮，也可以說是屬於新興學科的範疇。這時候之所以有這樣多的新興學科崛起，特別是西北史地之學的興起，原因是多種多樣的。趙甌北的詩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應用到學術研究上，也是適當的。世界各國的學術，都不能一成不變。清代後期，地不愛寶，新材料屢屢出現。學人的視野逐漸擴大。再加上政治經濟的需要，大大地推動了學術的發展。新興學科於是就蓬蓬勃勃地榮起來。

　　下面再引一段王國維的話：

　　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於新發見之賜，有孔子壁中書之發見，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時古器之出土，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惟晉時汲冢竹書出土後，因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顯著，然如杜預之注《左傳》，郭之注《山海經》，皆曾引用其說，而竹書經年所記、益、伊尹事蹟，至今遂成為中國史學上之重大問題。然則中國書本上之學問，有賴於地底之發見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期，附錄一：《近三十年中國學問上之新發見》，王國維講，方壯記注)

　　這裡講的就是我在上面說的那個意思。王國維把“新發見”歸納為五類：一、殷虛甲骨;二、漢晉木簡;三、敦煌寫經;四、內閣檔案;五、外族文字。我覺得，王靜安先生對中國學術史的總結，是實事求是的，是正確的。

　　近百年以來，在中國學術上，是一個空前的大轉變時期，一個空前的大榮時期。處在這個偉大歷史時期的學者們，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意識到這種情況，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投身於其中。有的學者仍然像過去一樣對新時代的特點視而不見，墨守成規，因循守舊，結果是建樹甚微。而有的學者則能利用新資料，探討新問題，結果是創穫甚多。陳寅恪先生說：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陳垣敦煌劫餘錄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一九八O年，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