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與劉禹錫詠史詩比較

杜牧與劉禹錫詠史詩比較

　　杜牧與劉禹錫的詠史詩都可稱為經典，他們之間有著怎樣的聯絡與區別呢?

　　一、詠史詩的界說

　　關於詠史詩淵源及其發展，前人已有很詳盡的論述，又因為不是本文論述的內容，故不贅筆。但學術界關於詠史詩的界定卻很模糊，特別是詠史與懷古兩大題材的區分。有的學者把詠史與懷古兩種題材統稱為詠史或把二者合而觀之。有的學者雖然對二者進行區分，卻常常張冠李戴。之所以造成上述現象，其主要原因是這兩種題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古”與“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

　　同時，在古人的集子裡，有的標題明明是詠史或者懷古，但內容卻與之相反。為了更好的說明問題，有必要對詠史詩做一下界說，而這種界說是建立在與懷古詩的區別基礎上的。

　　首先，單從字面來看，“詠史” 即“詠歎史實”，中心是事件。而“懷古”是“暢懷古蹟”，所著眼點在“物”。

　　其次，由於歷史事件由人物活動構成，所以詠史詩又分為詠物和詠人兩類，如《赤壁》、《詠荊軻》等，而懷古詩卻沒有這樣的分類。

　　再次，詠史詩的成熟正規化不是“質木無文”，只述史事，而是要在詠史的基礎上，引起人們的思考，有強烈的現實借鑑意義。從中唐到晚唐，詠史詩逐漸有主客觀間雜到客觀描述並議論的體式。而懷古詩則不然，雖然它也可能有一定的諷刺意味，但是它描寫的物件是歷史古蹟，是風物。它主要描寫今與古的變化，抒發那種滄海桑田的人事代謝。“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烏衣巷》)這是典型的懷古詩，而不是詠史詩。像劉禹錫的《金陵懷古》、《西塞山懷 古》都是懷古的基調，把他們劃為詠史詩裡是不準確的。

　　二、相似的社會、家庭環境與文學思想

　　劉禹錫與杜牧生活的時代，按照時代劃分，一個屬於中唐，一個屬於晚唐。分處兩個時期，兩人比較得出的結論也許牽強，但按照現在通行的說法，劉禹錫生於唐大曆七年(公元722年)，卒於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杜牧生於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卒於大中六年(公元853年)。可見二人有四十年的時間是相同的。劉禹錫曾經給杜牧的爺爺杜佑寫過一封為自己清白解說的信。遺憾的是，在劉禹錫、杜牧的集子裡卻沒有彼此的資訊。說明他們並不相識或者沒有什麼交往。但是，他們卻有著許多相似的地方。

　　第一、面臨相似的社會環境。從整體來說，有唐一代，從“安史之亂”以後，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唐、晚唐 只是一個時間的延續，社會的本質是一樣的。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之爭三大頑疾愈演愈列。劉禹錫親自參加“永貞革新”，結果大半生過著貶謫的生活，杜牧也因為身在黨爭的圈子裡而一生不展身手。劉禹錫對宦官專權的抨擊，1對藩鎮割據的警惕，都在大量的詩文中有所體現。而杜牧更是如此。他寫下的大量軍事論文，就是針對當時形勢而發。由於他們對現實的敏感，抱著“莫到桑榆晚，為霞尚滿天。”的積極進取精神。拯救時政，奮發有為，但都未能遂願。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悲劇的人生路途，使他們的詩歌都有很強的社會現實意義。抗爭失敗後的堅韌精神與無可奈何的嘆息是他們人生與詩歌中永遠的矛盾。

　　第二、相似的家學。劉、杜二人的家學都是以儒學為主，劉禹錫世襲儒學，其父在天寶年間登進士第。關於這方面可以參看劉禹錫的《子劉子自傳》一文。杜牧的家族更加顯赫，而且都是著名的.儒家，杜預則不說，但是杜佑，在唐代就名顯一時，是儒學的重要人物。由於二人身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形成了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價值觀。這種思想直接激發了他對現實的敏感，他們仰慕聖賢，歌頌能者，從某個側面反映了自己的遠大抱負。

　　第三、相似的文學思想。首先，劉、杜二人，雖不同時，但是所處的文學思潮大致相同。當時元白詩派和韓孟詩派在文壇上十分活躍。但是，二人都保持了自己鮮明的創作個性，這是他們相似的地方。劉禹錫不僅和大曆時期的詩人創作體貌大不相同，就是同元白與韓孟詩派的重要作家相比，也是獨樹一幟，既不流於淺俗又不趨於險怪。劉禹錫在《董氏武陵集記》中說：“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強調詩歌的創新。清人洪亮吉說：“杜牧之與韓柳、元白同時，而文不同語音韓柳，詩不同於元白，復能於四家外，詩文皆別成一家。”杜牧在《獻詩啟》中說：“某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這一段話也同樣適用於讀劉禹錫詩歌創作的評價。他們的創作都沒有落入當時的元白、韓孟兩派的窠臼。也就是說，他們在創作過程中都保持了一種創新的精神。其次，他們對待古文運動的態度是一樣的。劉禹錫是古文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在《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記》中，劉禹錫把古文學家李翱的話直接引在自己的文章裡。宋謝採泊說：“唐之文風，大振於貞元，元和之時，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密齋日記》劉禹錫鄙棄“沉溺於浮華。”主張文章是“見志之具。”《獻權舍人書》(以上詳見《劉禹錫集》卞孝宣撰寫的前言部分。中華書局。90年版)杜牧對於古文運動的態度，也大致和劉禹錫相同。詳見吳在慶的《杜牧與韓柳古文運動的關係》1`。再次，杜牧強調文章的諷諫作用。而劉在實踐上也是繼承了傳統的美刺理論。這一點是他們創作詠史詩的直接動力。

　　另外，他們對於取境優美、精煉含蓄、韻律自然的詩，都非常喜歡。張為的《詩人主客圖》中，將劉禹錫列為“瑰奇美麗主”的上入室。這一點杜牧也十分相似。

　　以上這些相似的方面，只是一部分。但是，透過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就可以能夠解釋在文學上、思想上與政治上他們二人相似的原因了。之所以單列說明，是為了更好的比較他們在同一題材上的作品――詠史詩。

　　三、劉、杜詠史詩的異同

　　按照上文關於詠史詩的屆定，劉、杜二人詠史的數量與前人的有些出入。據統計，劉禹錫有詠史詩18首，這裡剔除了像《金陵懷古》、《馬嵬行》等懷古的詩篇。佔劉集數量2.2%。杜牧共有詠史詩12首。佔杜集的4.2%。由於他們在諸多方面都很相似。二人的詠史詩，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一)諷古喻今，強烈的批判精神。滿目瘡痍的社會，腐敗無能的君主，諂媚構陷的群小，深深地刺痛著詩人的心。他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來挽這即將傾倒的大唐帝國。但是，希望一次次的破滅。永貞革新的失敗，“八司馬”的被貶，使劉禹錫陷入了困境。杜牧也因和“牛李黨爭”糾纏不清，而在政治上不能施展拳腳。他們耿介的性格，使他們不能隨波逐流，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使他們始終對社會抱有希望。封建君主的清明與否往往直接決定著社會的命運。他們在皇帝身上寄託著理想。於是，在他們的詠史詩裡，借古諷今，甚至直接取唐代歷史題材，對君王進行諷刺。目的是為了使當政皇帝有所醒悟。這就使他的詠史詩有較強的針對性和社會現實的批判性。如劉禹錫的《臺城》：

　　臺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

　　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

　　“臺城”是晉、梁、陳三代的宮殿。這些小朝廷皆腐敗君昏。劉禹錫把他們的覆沒歸結為“只緣一曲後庭花”，這句發人深省的議論句。直接給當朝統治者敲響了警鐘。同樣，杜牧也有類似的作品，如《過華清宮絕句三首》：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後塵妃子笑，無人只是荔枝來。

　　新豐綠樹起塵埃，數騎漁陽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萬國笙歌醉太平，倚天樓殿月分明。

　　雲中亂拍祿山舞，風過重巒下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