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話語”與“中心話語”的更迭-論沈從文作品中的時代隱憂
“邊緣話語”與“中心話語”的更迭-論沈從文作品中的時代隱憂
在《邊城》裡的是最好的沈從文的文筆，而在其他的作品則是最好的沈從文的思想。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邊緣話語”與“中心話語”的更迭——論沈從文作品中的時代隱憂。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邊緣話語”與“中心話語”的更迭——論沈從文作品中的時代隱憂
沈從文作品(主要指小說)的藝術空間由以《邊城》為代表的“湘西世界”與以《八駿圖》為代表的現代都市構成，前者屬於鄉土文明，後者屬於都市文明。立足二十世紀的時代發展，這種藝術空間的構成極富意味。借福柯之“話語”概念，可以說鄉土文明與都市文明是兩種具有巨大差異性的“話語”，以此考察沈從文的藝術空間之構成具有深刻的啟發性。《邊城》與《八駿圖》是沈從文藝術世界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且以這兩部作品為主討論沈從文作品中的時代隱憂。
一、《邊城》：無奈，卻人性和諧
在沈從文所處的二十世紀，較之都市文明，鄉土文明仍然佔據最大優勢。費孝通認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我們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稱為土頭土腦的鄉下人。他們才是中國社會的基層。”[ 費孝通著：《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都市文明的興起是長時段慢慢發生的，然而，面對一種文明潮流的異向發展，思想警覺者則不免惶惑。如果說沈從文所處的時代仍以鄉土文明為中心、以都市文明為邊緣，那麼都市文明從邊緣壓逼鄉土文明走向中心則是時代趨向。在這種“邊緣話語”與“中心話語”的更迭中，沈從文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如何表達自己的心態——更具體地說，是“隱憂”——則十分令人關注。
沈從文一再強調自己是“鄉下人”，他說：“我實在是個鄉下人。說鄉下人我毫無驕傲，也不在自貶，鄉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頑固，愛土地，也不缺少機警卻不甚懂詭詐。”[ 沈從文著：《沈從文文集》(第11卷)，廣州，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版，第43頁]顯然，這裡蘊藏著一種“鄉下人”與“城市中人”的'對比，其情感偏向於“鄉下人”，表現在他的作品中，則是對“湘西世界”的迷戀。
《邊城》是沈從文的小說中最受矚目的一部(篇)，其中的“湘西世界”清新自然而富有詩意，而其中的故事卻是悲劇結構——充滿了無奈。簡要來說，其中至少有三種無奈：第一，翠翠爺爺突然離世的無奈;第二，天保、儺送兄弟同時愛上翠翠的無奈;第三，爺爺、天保、儺送均離開翠翠的無奈。這些無奈合一，最終指向了一種孤獨。但在這部以“孤獨”結尾的小說中，並無一股“惡”或“醜”的勢力製造悲劇，其中的悲涼出於自然。讀者讀過《邊城》，不會有憤恨的情緒，只可能產生憐憫或同情。究其原因，乃是小說中的人性都是自然和諧的，毫無扭曲或汙點：翠翠爺爺淳樸厚道，深具中國傳統美德，當天保死後，他無能為力地撒手人寰，令人惋惜;天保為了成全弟弟而獨自遠走，令人敬佩;翠翠與儺送的單純善良更不必說，二人最後的孤獨有著牧歌般的詩意。在這部充滿無奈的小說中，人性是和諧的。夏志清說：沈從文“能在這種落後的甚至怪誕的生活方式下，找出賦予我們生命力量的人類淳樸純真的感情來”[ 夏志清著：《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紹銘等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頁]。確實，沈從文建構的“湘西世界”具有鄉土文明獨特的“生命力量”，即人性之和諧。
在都市文明疾馳而來之時，人應何為?沈從文挖掘鄉土文明中的人性之美並非只是一廂情願地眷戀，還可以看做一種應對未來的藝術策略。費孝通如此描述鄉土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 費孝通著：《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面對時代的“常”與“變”，面對陌生人即將走來，沈從文對鄉土滿懷留戀，而對都市則充滿懷疑。
二、《八駿圖》：從容，卻人性分裂
在都市題材作品如《八駿圖》、《紳士的太太》、《顧問官》、《王謝子弟》中，沈從文的筆調不再如《邊城》那樣充滿溫情，而真正閃出了寒光。他試圖將都市中的知識分子盡納筆中，直戳其精神要害，展現都市文明的令人擔憂的面孔。
較之《邊城》中的諸多無奈，《八駿圖》則充滿了春風得意。《八駿圖》以“八駿”之一達士先生的所見所聞，展現了諸類知識分子在都市文明壓抑之下扭曲的性心理與虛假的道德觀。教授甲之熱衷於豔體詩文、半裸女性廣告，教授乙之賞玩一位女郎的足跡和足跡裡的貝殼，教授丙之打量古希臘女神雕像畫的凹凸之處，教授丁之投趣於許多女性與兩性關係的高談闊論……這些看似怪異的舉動實則為都市文明下人之常態。從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角度來看，其中“本我”、“自我”、“超我”之間的衝突正是都市文明病的顯現。一言以蔽之，在都市文明之下，諸多人處於人性分裂狀態。以達士先生為例，圍繞著他有兩位女性：一個是未婚妻瑗瑗，一個是黃衣女子，後者激發了達士先生的本能慾望，前者則是遏制這種慾望的束縛性因素。達士先生在這種矛盾中徘徊，最終，沈從文以一個暗示性的結尾告訴我們，達士先生最終選擇了完成一場豔遇。一切都在達士先生的選擇下進行，儘管選擇時有猶豫，但卻以選擇的自由凸顯了他的從容。然而，在其從容之後卻是人性的分裂。較之《邊城》，這裡沒有了自然與理想，而充滿了慾望的壓抑與慾望的施展。在《邊城》中，天保可以為弟弟的幸福而獨自遠行，儺送可以獨自夜歌而不求戀人聽見，而在《八駿圖》中，《邊城》中的場景太過理想，人是充滿慾望的自私的個體，可以壓抑，可以縱慾，更可以欺騙。在此，應了費孝通那句話，鄉土社會是“ ‘熟悉’的社會”，自然，都市社會是“陌生人的社會”。
七位教授分別以甲、乙、丙、丁、戊、庚、辛為名，唯獨缺“己”——自己的“己”，可見這是沈從文故意為之，即意在諷刺視人不視己的思維。這或許也傳達著沈從文對都市文明某一要害的理解，即隨著“陌生人”的增多，人把目光集中於“陌生人”身上，已然缺乏對自己的審視。也可以這麼說，在都市文明之下，自己對自己來說也成了“陌生人”。
三、結論
在上述論述中，《邊城》雖有諸多無奈，但展現了人性和諧;《八駿圖》雖行事從容，但卻潛藏著人性分裂。沈從文慣以人性作為藝術基點，由此表達愛憎，在此，他顯然懷著脈脈溫情追思著鄉土文明，而懷著冷眼審視都市文明。在沈從文所處的二十世紀，雖然較之都市文明，鄉土文明仍然佔據最大優勢。但時代的趨向是，朝著都市文明駛進。鄉土文明作為“中心話語”正在撤離到邊緣，都市文明作為“邊緣話語”正在呼嘯至中心。在“邊緣話語”與“中心話語”的更迭中，沈從文以其藝術的直覺表達了時代的隱憂：人性狀況會如何?
如今二十一世紀，都市文明已然雄踞中心，鄉土文明則退居邊緣。如果說當初沈從文對作為“中心話語”的鄉土文明的挖掘是對作為“邊緣話語”的都市文明的抵禦，那麼如今，沈從文對鄉土文明的挖掘則成了以“邊緣話語”的姿態對作為“中心話語”的都市文明的矯正——這也正是沈從文作品在當下的現實意義。
王德威“不同意以往沈從文研究中常見的兩極對立，諸如城與鄉、今與昔、傳統與現代、保守與激進、渾然天成的鄉村美德與腐朽沒落的都市價值、無所不包的自然與變化莫測的文化等。這些二元對立或能建構沈從文作品的梗概，但它們過於淺白，不足以說明沈真正的魅力所在。”[ 王德威著：《現代中國小說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頁]但不得不說，只有揭示出沈從文藝術世界中的結構性張力，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其藝術世界所寄託的精神追求。而只有把這種藝術世界的構成因素提高到文明交迭、“話語”更迭的視野，才能挖掘到沈從文作品更深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