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經濟一體化推進兩岸經濟發展模式與路徑選擇
東亞經濟一體化推進兩岸經濟發展模式與路徑選擇
在1976-1990年間，臺灣經濟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1%。從臺灣經濟發展的基本路徑可以看出，“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是臺灣經濟得以迅速發展的關鍵因素，也是臺灣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從統計資料上可以看出，臺灣經濟發展中的對外依存度相當高，在實現經濟起飛的1970年代貿易依存度高達87.27%，在2000—2008年間的依存度更攀升至96.87%。較高的貿易依存度及出口對GDP的顯著貢獻表明，對外貿易是臺灣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點，也是帶動臺灣整體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在臺灣的進出口結構中，美、日長期以來始終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強化與美日的經濟聯絡成為臺灣經濟發展的基本路徑。
在1975年至1987年間，臺灣對美、日的整體貿易依存度平均達到53.06%。而同期，臺灣對從美、日的進口依賴度也高達53.13%多，其中從日本進口占總進口的比重更高達29.84%，“輸入之對臺灣之重要性在於原料及機器裝置的輸入佔總輸入的94%”。從進出口商品的結構分析，臺灣從美、日的進口產品絕大多數都是資本品，而出口則以消費品為主。美、日是臺灣最主要的出口市場和原材料、裝置的進口市場，並在分工基礎上大體形成“出口美國、進口日本”的貿易格局。
在1969—1990年間，美、日等西方發達經濟體的強勁增長和產業、技術轉移為臺灣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產業升級條件，成為推動臺灣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外部因素。透過密切的經濟合作，美、日與臺灣之間形成了有效的產業分工關係，臺灣也因此加快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並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佔據一席之地，進而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這是臺灣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也是臺灣經濟發展的基本路徑。
發展戰略與合作
從目前的發展態勢分析，大陸區域合作戰略是以“和平發展”為出發點，透過積極推動區域經濟和安全合作，形成多層次、多領域、多面向的區域合作體系，營造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維護戰略機遇期，進而推動區域共同發展。就經濟層面而言，大陸推進區域經濟合作的戰略逐步從參與東亞多層次的地區合作機制的建立，走向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推動東亞區域實現全面的一體化。從參與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實踐看，大陸選擇了以“10+1”為主軸，並率先於2010年1月1日正式實現“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基本執行框架。這一進展顯示出，中國大陸在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序中的積極姿態與日益增強的影響力。
儘管大陸在推動區域經濟整合過程中的定位與功能逐漸明確，但囿於各方面因素(國際環境、戰略競爭者、地緣與歷史因素等)的制約，尚未確立起區域合作的主導性優勢，反而面臨著新的、複雜的競爭環境。其原因在於，從地區乃至全球力量板塊上看，任何區域權力結構的調整，實質上意味著區域既有勢力結構的改變和區域新秩序的重構。在結構變動的過程中，出於對前景不確定性的擔憂，既有的結構反而會呈現強化的趨勢，極易導致新舊結構更替的潛在衝突;而只有當新興力量佔據明顯優勢、且新結構的發展前景逐步顯現時，既有的結構才可能出現鬆動乃至於出現重構的態勢，這種態勢必然對區域的整體發展具有直接的、戰略性和深遠的影響。由此分析，在區域合作的發展過程中，主導地位的取得、戰略競爭優勢的確立是區域合作重構與發展程序中的關鍵。
作為東亞地區合作的戰略基點，東盟不僅戰略地位非常突出，而且也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熱點區域;但由於自身的實力薄弱、內部整合程度有限，因此，難以真正發揮領導和推進東亞經濟區域一體化程序的重任。專家指出，就東亞一體化這一複雜而艱鉅的歷史程序來考察，從長遠和根本上說東盟難以承擔起東亞一體化的主導和核心力量這付重擔。而東亞主要經濟體中國大陸、日本、韓國雖經濟依存度高、共同利益逐步擴大，但在區域安全結構上又處於對立狀態，進而導致在東亞地區合作中無法迴避對區域合作主導權之爭。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國大陸與日本之爭。此外，美國從全球戰略的角度出發，利用其全球霸權地位以及東盟尋求戰略平衡的心理，積極強化對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介入。針對這種複雜的情勢，大陸的區域經濟合作戰略也需要有新的調整，在合作的方式與途徑方面應進行深化和細化，以確保在區域經濟合作中取得主動權。
從目前情況分析，“由於亞洲地區的多樣性、複雜性以及與其他地區聯絡的廣泛性，今後亞洲區域合作也不可能只有一兩個統一的渠道，而仍將是多領域、多層次、多渠道同時發展”，但從長期發展趨勢看，如無法形成有效的突破則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序可能將長期處於較低的層次而難以取得大的進展，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形成穩定的合作“軸心”與動力源，而中國大陸在其中可以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總體而言，當前制約東亞區經濟一體化的因素較為複雜，但核心是缺少合作的主軸，這其中既有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因素，也有著成員方之間缺乏有效的.政治互信以及共同利益基礎有待進一步鞏固的原因。基於此，如何透過區域合作的有效實踐，緩解東盟對“中國崛起”的擔憂，進一步深化彼此的共同利益基礎，成為中國大陸進一步發揮在區域經濟合作中主導與推動作用的基礎與關鍵。而在這一過程中，充分利用兩岸簽署ECFA後的新情勢，深化兩岸聯絡、增強兩岸互信、實現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化，將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中國大陸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的主導力量，同時也有利於兩岸在區域一體化格局中佔據更有利的地位。因此，在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化基礎上建構起區域合作的雙層結構，對於中國大陸區域合作目標的實現有著重要的意義，而兩岸經濟密切互動的現實也為這一發展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格局調整與合作契機
總體而言，東亞區域經濟發展仍處於不平衡狀態，現代世界經濟體系理論所謂的“核心—半邊緣—邊緣”的結構尚未完全打破。長期以來，日本處於東亞經濟發展的核心，包括臺灣在內的“四小龍”處於半邊緣狀態，其他經濟體則相對處於邊緣區域。近年來，日本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其東亞經濟核心地位已經出現鬆動的趨勢，但藉助在資本、技術與管理方面的相對領先優勢，日本在推動東亞區域一體化程序仍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臺灣經濟一度出現“邊緣化”危機，但在進一步與大陸深化經濟合作的基礎上，經濟保持持續穩定增長，基本保持其“半邊緣區”的地位。在改革開放以前，由於多種因素的影響，中國大陸基本上處於被排斥在世界經濟體系之外的狀態;實行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逐步融入現代世界體系;經過30年的發展，大陸已經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經濟大國，2010年經濟總量超越日本，居全球第二，並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樂觀者甚至預計大陸的GDP最快於2020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由於人均GDP、整體發展水平等方面距離發達經濟體尚有很大差距，因此，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核心區”尚有較長路程要走。因此，目前的東亞經濟體系總體而言尚處於調整與變動之中。
在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大陸非常清楚地認識到，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當前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序最重要的方式與途徑，因此，大陸方面在積極參與全球多邊合作的同時，也開始進行戰略調整，全力推動東亞經濟一體化程序。2001年11月，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在中國—東盟峰會上宣佈推動成立中國(大陸)—東盟自由貿易區(10+1)。2002年11月初，中國大陸與東盟(ASEAN)正式啟動自由貿易區談判，2010年1月1日，自由貿易區正式執行。
和平發展戰略的實施、經濟快速增長、積極負責的合作態度，使得中國大陸在東亞經濟一體化程序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從目前的發展態勢看，東亞區域經濟格局正經歷著歷史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崛起和區域合作戰略的調整。曾經是東亞經濟發展推動力的日本經濟，在經歷了長達10多年的增長停滯後，已經難以繼續發揮東亞經濟的“火車頭”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大陸。這一區域經濟發展格局改變的深刻意義在於，“對於東亞區域內各國和地區來說，大陸的崛起是一趟促進發展、共享繁榮的高速快車。”區域內主要經濟體已經把大陸作為最重要的貿易伙伴與合作物件，對大陸投資和貿易已經成為東亞主要經濟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外部動力。而且，隨著大陸經濟的持續增長，承接大陸的投資與開拓大陸市場也已成為東亞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取向。
由於市場與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對東亞經濟一體化的影響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前推進。可以預見，大陸以其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潛力巨大的市場、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眾多的科技人才和發達的基礎技術體系，以及一部分具有世界水準的高科技產業和完整的產業結構，將在東亞產業分工中發揮更大的比較優勢。中國大陸的巨大的市場潛力，將形成巨大的規模效應，給處於經濟轉型和一體化程序中的東亞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機遇。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大陸在東亞經濟一體化程序中的影響力必將日益擴大。
更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大陸除了重視“10+3”和“10+1”的經濟合作之外，還特別重視海峽兩岸“一國四方”(大陸、臺灣、香港、澳門)“中華經濟圈”的建設。面對經濟全球化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為促進大陸與香港及澳門經濟合作的深化與發展，逐步消除在一國之內三個獨立關稅區之間的要素流動與制度障礙，大陸中央政府分別於2003年6月29日和2003年10月17日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了《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協議》(CEPA)，並立即開始了具體實施工作，目前協議已進入到第六階段，顯示大陸與香港、澳門之間的經濟合作，已由民間自發的鬆散形式，全面轉變為官方機制化協調的新模式。而此類的緊密合作安排如擴充套件到臺灣的話，就會形成一個合作空間更廣闊、互補性更強、合作潛力更大、更具有世界性影響的經濟協作體系。從一定程度上講，“一國四方”經濟的機制化合作應當成為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動力源。
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建設進 程進一步加快。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東亞地區的貿易互補指數由1985年的51.2點升至2001年的67.3點，絕對指數高於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和歐盟(EU)。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東亞地區開啟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序。這個程序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區域內各經濟體之間的雙邊或多邊的自由貿易協議以及經濟一體化制度的研擬或安排，如中國大陸分別與香港、澳門達成的更緊密經濟合作協議(CEPA)、與臺灣簽署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日本與新加坡的新時代經濟合作協議，中國大陸與東盟自由貿易區(10+1)及研擬中的中、日、韓與東盟自由貿易區(10+3)等;二是區域內各經濟體與區外經濟體的雙邊或多邊經濟合作，如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協定，澳大利亞、紐西蘭和新加坡自由貿易協議，亞太經濟合作論壇(APEC)，上海合作組織，東盟與印度自由貿易區等。在這些各種各樣的區域經濟合作形式中，對東亞經濟發展影響範圍最大及最具有深遠意義的當屬“10+1”及研擬中的“10+3”，因為這一區域合作機制將形成一個經濟總量、經濟增長及市場潛力都堪稱世界第一的超級區域經濟集團，對全球經濟發展及國際經濟秩序重構將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而在這一程序中，中國大陸無疑是公認的有著主導性影響力的推動力量，對區域內新的合作體系的形成有著不可替代的影響力，並進而成為帶動東亞區域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量之一，這也是新的東亞經濟合作格局的最大特點。
在這一發展態勢下，兩岸經濟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並進一步推動著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化的深化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