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的文學傳統與小小的我散文

　　我是渺弱的，置我於陝西的文學傳統之下，感到一種巨大的壓力，當然也不是時候。不過我的文學行為，畢竟受其影響，我對它的感情是真切並濃烈的，而它對我的啟示則大為深刻。

　　我出生於少陵原上，杜國故地，文化若香。農民靠天吃飯，又受官方指揮，生活已經十分辛苦。然而他們仍能喜歡唱戲，並閱覽小說。加入於這些農民之中，我知道了柳青，杜鵬程，王汶石，並讀他們的書。這是在我十五歲之前。那時候，我才處於從小學到中學的程序，還沒有當作家的理想，甚至還不知道作家究竟為何物。然而小說，作家，柳青，杜鵬程，王汶石，畢竟都是資訊，而且我接受了這些資訊。我以為這些資訊的傳播就是影響，儘管它是無形的和側面的。有了當作家的念頭之後，我對這些資訊的接受便成為有意的和主動的。我喜歡柳青，因為他的作品之中有詩，然而杜鵬程生硬，王汶石隔阻，都不十分喜歡。還讀了魏鋼焰和李若冰的散文。之後又讀到賈先生的散文，覺得新鮮，眼睛為之一亮，因為他流異氣，呈異質。這些印象都是在少陵原上產生的。不過我已經決定考大學，離開鄉村，要到城市去圓作家的夢。抱負很大，有一種內在的張狂，然而多年之後才知道：不易，很難！

　　賈先生頗有個性，其作品的趣味，及其機智的發現和敏銳的感覺，其文字的柔性表達，都長久地吸引著我，並琢之磨之，嚮往之。我二十二歲那年，路遙橫空出世，引起了一代文學人的關注。在大學自習的教室，我讀完了高加林和劉巧珍的故事，它使我摩拳擦掌。不過也很清楚，路遙是無法學習的，我缺乏像他那樣的經歷。路遙的問題在於使用自己的資源像使用自己的生命一樣缺乏節制，從而文學的功名建立之日，竟是資源與生命枯萎之時。當陳忠實把整個社會的目光轉移到他身上的時候，我的三十而立已經完成。我的意思是，我已經有了人生的價值向度和藝術的審美標準。不過他是如何積累的，如何把量變推向質變，是如何把異民族的文學融入本民族的`文學的，他的心理，他的處世，無不需要研究。賈路陳三人是當代陝西文學的三棵大樹，潼關以外的人之所以關注陝西文學，無不是因為他們的文學成就。陝西很多作家，包括我，都在這三棵大樹的蔭庇之下。

　　我曾經得到了陝西很多作家和批評家的幫助。我有一個珍藏於胸的溫暖的名單，排列第一的當屬劉路先生，這是因為我讀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寫作了，而劉路先生則是大學的寫作教師，也是作家和批評家，我有近水樓臺先得月並久得月之幸。不過我以寫作散文為主，而散文在陝西則處於邊緣地帶，詩歌也是。我一再注意到，有人論及陝西文學，實際上評議的僅僅是陝西小說。這是一種偏見。我也注意到，某文藝團體挑選作家代表出席會議，但在其名單上卻沒有散文作者，當然也沒有詩歌作者。這是一種霸道。這種偏見和霸道，恰恰是陝西的文學傳統的產物。陝西的文學傳統喜歡孕育這種東西。

　　實際上把陝西文學放之遼闊的藝術與史的背景，就會清楚地發現陝西的文學傳統有一段是充滿缺陷的。這一段傳統緊隨官方意志，甚至脫胎於官方意志，從而縮短了作品的藝術壽命。柳青，杜鵬程，王汶石，無不是盈盈才華，但其作品不過紅極一時。今天有幾人讀他們的作品呢？俱往矣，因為它們不能給今天的人提供什麼使用價值了。它們的使用價值幾乎消失殆盡了。然而魯迅和曹雪芹不是這樣，托爾斯泰與荷馬也不是這樣，其作品的使用價值始終為很多時代和很多民族服務，並在形式上反覆翻新。以陝西的文學傳統為榮的人，可以責我叛逆，然而我仍要指出：揚棄和超越這一段傳統才是大道。我注意到，陝西作家很多都這麼做了。賈先生是遊離於這一傳統之外的，路遙和陳忠實不過是騎著馬找馬而已。我對陝西的文學傳統還有一點意見，就是它長期壓制了鄭伯奇這一流派的文學思想。我以為這既是鄭伯奇的悲哀，也是陝西文學的悲哀。鄭伯奇之源在新文化運動，而新文化運動則是提倡尊重人的。他也是學者化的作家。他懂哲學，也懂宗教，知識結構健全而豐富。但他在陝西卻是長期被忽略和被冷落的。

　　陝西的文學傳統顯然不僅僅在柳青，杜鵬程，王汶石，它還應該延伸在遙遠的地方，似乎應該在牛兆濂，在張載，在王維，杜甫，白居易，在司馬遷，在風頌雅，在鳳鳴岐山。把陝西文學置於這樣一個偉大的精神空間，它的承襲才會正宗並豐饒，而一個作家若我，則將可能有真實的自信和謙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