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著與超越論周同賓散文創作的現代性論文
執著與超越論周同賓散文創作的現代性論文
摘要：本文結合周同賓的散文創作實踐，對其散文創作中的現代性問題進行考察。透過對作家散文創作中的思想性、表現手法、語言創新等問題的探究，概括出周同賓散文的現代性特質。民族性與現代性的統一，使他既能超越本土文化心態，又不脫離本土文化傳統，最終成為在全國有影響的散文作家。
關鍵詞：周同賓散文創作現代性
在一些文學評論者看來，周同賓似乎是一個渾身“土氣”的散文作家，這種“土氣”明顯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他致力於鄉土題材寫作，固執地把幾乎所有精力傾注到故鄉的土地上，傾吐對家鄉父老風物的一腔情愫，是一個純粹鄉土散文作家；第二，在創作觀念和表現手法上，注重中國古典散文傳統的傳承，很少運用當下“時尚”的西方現當代表現技巧(諸如意識流、荒誕派、黑色幽默等)。周同賓散文的這些特點使得一些評論者常常會對其散文的思想性、現代性持懷疑態度。本文就從分析周同賓散文的創作實踐人手，對其散文的現代性問題進行考察。
一、周同賓散文思想的現代性
考察作家的成熟，優秀作品的產生有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現代性的有無。現代性是中國文學在二十世紀成為新文學的根本屬性，是與舊文學的本質區別。“一部作品是不是‘新’，就看在內容和觀念上是不是以現代意識來關照表現物件，在表現手法上是不是有創造性、領先性，這當然是對中國文學的傳統而言”。
回顧新文學的產生過程，可以看出新文學的現代意識和表現手法主要表現在：人本主義或理性主義思想，現實主義方法和裂散衝突的心理描摹等。以此觀照周同賓散文，基本可以對其作品的現代性問題有一個較為準確的判斷。
首先，周同賓散文中的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意識無疑是強烈而又普遍的。他不厭其繁地描寫小人物，深入農村，接近農民，為鄉野生活寫照，為草根一族傳神，甚至為農民寫史的主張，本身就浸潤著人本主義的思想，蘊涵了濃郁的平民意識。對鄉土子民心理、行為的舊的殘留物的展示映襯了現代文明對鄉土文化心理的觸控與審視，呈現出文化批判色彩。對人的存在的關注，對鄉間個體生命價值的抑損，個性泯滅的苦難生存狀態的直視，更是有著無可置疑的啟蒙精神。
其次，周同賓在“寫實”和“寫史”主張下運用的“原生態”創作方法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它直面社會現實，顯示農村“苦甜酸辣香臭腥臊”八味具陳的駁雜，凸現了鄉土社會中深刻而激烈的衝突與矛盾，情歌與輓歌的吟唱昭示了作家感性與理性的衝突與矛盾，這種創作方法具有現代的屬性。
第三，周同賓散文中閃耀著“新歷史主義”的因素。周同賓儘管是以鄉土散文作家的面目出現在文壇，並不意味著他的創作手法就必然是傳統而守舊的。儘管他反覆強調，自己一身土氣，是個鄉下人，固執地把注意力投向故鄉的土地。但他畢竟生活在現代社會中，人生的挫折和豐富閱歷，使他有可能也有條件比在他之前的鄉土作家走得更遠。他有這種自覺意識：“散文要新生，要發展，必須改變像聖徒對待經典的那種心態，應科學地對待遺產，對待那些散文名篇。只好借鑑，不可奉為圭臬，再不要亦步亦趨，尊古炮製。當今的散文家，應該有種叛逆精神，奮力掙脫前人創造或後人設定的種種束縛，自己把自己從千古不變的散文觀念、散文格局、散文創作的ABC中解脫出來，根據當代最新意識、當代藝術哲學和審美趣味，根據自己獨有的而不是沿襲前人的創造力，面對當今的現實生活，進行自己的觀察、思考，用自己的敘述方式寫出”。
新歷史主義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周同賓散文集《古典的原野》中。文集中《歷史的鄉野》透過存在的三種歷史對闖王的真實形象進行思考：一個是民間傳說，一個是歷史記載，另一個是當代政治話語中的言說，究竟哪一個更接近真實?《飢餓中的事情》在平和冷靜的敘述中揭示了吃食堂餓死人驚心動魄的真相，《牛的詠歎》和《土地夢》還原了普通農民對土改及農業合作社的心態，《讀農政全書》從貫通曆史的角度昭現了主流話語對階級對立和地主形象的遮蔽。“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透過對歷史的思考和重新審視，周同賓揭示了另一個“歷史”，與我們平時看到的截然不同的歷史，關注了被通常意義上的歷史所忽視的個人。這種手法或者思考問題的角度固然可以歸結於民間視角或個人話語權利的獲得，無疑也具有新歷史主義特徵。
二週同賓散文的鄉土情結與現代性
作為一個鄉土散文作家，周同賓除了直接或間接地用批判的眼光觀照和審視鄉村的苦難與落後外，也用優美甚至忘情的筆墨回憶自己的童年，表達對故鄉的依戀(在這裡，童年和故土是一致的，童年可以視為時間上的“故鄉”)，對周同賓而言，故鄉情結可能較之其他作家更重、更濃。文學評論家孫蓀先生在對南陽當代文學星空做散點透視時，稱南陽的作家為“故鄉的痴兒”，周同賓被認為最痴的一位。如何看待周同賓創作中的這頗為矛盾的兩種創作傾向?進一步說，作家創作中的戀土傾向是否具備現代性?究竟是向前看還是向後看?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對周同賓散文涉及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具體的分析：
首先，故鄉在文學中的.寓意問題。“城鄉的劃分一直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顯著特點”。在中國文學現代化背景下產生的故鄉概念是與城市相對而言的，故鄉、鄉村、鄉土、農村在使用時，具有相同的寓意，通常被作為中國傳統的象徵，是封閉、保守、落後的代名詞。與之相對的城市，則具有開放、進步、文明的特質，因此，對鄉土的難以割捨，往往被視為對城市文明的拒斥和逃避，是一種反現代性表現。但這種線性思維方式無疑犯了簡單化的錯誤。農村與城市固然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農業文明向城市文明過渡是必然趨勢，但對農村或城市的書寫並不必然產生守舊或現代意識，關鍵在於如何敘述農村或城市中的個人的生存狀態。同時，對於鄉土寧靜和諧的讚美或頌揚往往加入了作者的想象成分，是對鄉土的虛擬表現，這種虛擬的再現，與其說是對傳統的依戀不如說是對傳統的重構和反撥，這種反撥，是以現代性理念為基礎的。
其次，從散文字體的審美角度看，散文的詩性本質表現為主情世界與審美情志的結合。在鄉土散文中，情的世界即作家主體人格的世界，當表現這個情的世界時，作家對鄉土苦難、民情風俗、鄉土回憶的審美情韻就有了特殊的意義，併成為其生命情致的最直接的體現。鄉土散文作家大都來自農村，而後又離開農村，有農村生活的體驗，同時，散文是一種“情的藝術，情在散文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抒寫農村生活就是一種自然選擇。鄉土散文中的“鄉土情懷”體現了作家內心感性與理性、現代與傳統的衝突和調適。鄉土散文對故鄉的依戀愈深，情的感染愈強，與現代社會的反差愈大，帶來的社會批判或文化批判效果就愈強，這正是散文文體審美的內在要求。
第三，現代性本身就是一個內容模糊的概念，具有動態的內涵。“在過去的闡釋中，我們曾經將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中的‘現代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移作這一文學‘現代性’的具體內容，以後隨著文學史意識生長，我們又趨向於在一個發展變化的維度上來認識‘現代’的特徵，而‘走向世界’的文化吶喊無疑又將更多的西方文化與西方文學的精神內涵注入其中。儘管到這個時候，關於‘現代性’我們的知識還是相當籠統和模糊的”。五四時期的現代性，對當時中國而言是現代的，但在西方，早已不具現代性；五四時期的現代性，在當時是現代性，但對今天而言，也未必具有現代性。因此，在對現代性話題進行探討之前，必須對現代性的內涵有一個較為明確的界定，但這確實又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
本文在使用這個概念時，採用孫蓀先生對現代性的解釋：即看作品在內容和觀念上是不是以現代意識來關照表現物件，在表現手法上是不是有創造性、領先性。現代意識主要指人本主義(理性主義)思想，表現手法則看是否有創新性。這樣的解釋可能失之片面，但也表明現代性概念的複雜性。有論者指出，“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被視作是現代性的最高表現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現代主義思潮與中國古典文學恰恰存在著遙遠的應和關係。這樣來看，在中國式的現代主義文學中，也埋下了通向民族性的路徑”。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西方哲學思想影響還是明清小品文的借鑑，都包含著現代理念和意識。
三、周同賓散文表現手法的現代性
“現代性表現在表現手法上，看與傳統相比，是不是有創造性、創新性”。考察周同賓散文，手法的創新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文體的創新，包括新體裁的使用和舊體裁的改造。首先說舊體裁的改造。周同賓散文的型別非常廣泛，有“情趣小品、哲理小品、日記、書信、序跋、遊記、曲詞、傳知散文、傳記文學等，除報告文學、雜文外，幾乎含蓋了現代散文的所有型別”。日記體、書信體、論辯體、筆記體、祭文等雖然是中國傳統的散文體裁，但由於周同賓以平常人的視角或談趣說理，或懷人自省，貫之以真誠質樸的精神，獨立自主的風格，實質上已經對這些傳統的散文體裁進行了改造，呈現出嶄新的時代精神。另外，從散文關注的物件看，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散文發展雖然進入到一個新的時期，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許多散文作家的作品拘囿於“小我”的藩籬，熱衷於上反映作者“身邊之事”和“一己之情”，不少散文作者一味追求時效性及讀者群，創作中只求“短、平、快”，根本不願、也無暇去關注和農民密切相關的題材。周同賓敏銳意識到了這一命題的沉重，“……大地茫茫，農民渺小，那些‘大腕’級作家有誰願去荒鄉僻野叩開莊戶人的柴扉?我頓時產生了一種頗為急切的緊迫感，一種頗為神聖的使命感，彷彿天降大任於斯人……”。自一九八八年起，周同賓長年深入農村，深入農民之中，體味農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然後“全方位地，不加雕飾地寫出他所知道的農村、農民，表現農民的愛與恨，喜與憂，奮鬥與挫折，追求與困惑，對人生的感悟和對世界的評判”。散文集《皇天后土》是九十九個農民的口述實錄，或說己，或說人，以質樸的原生語言，講述了農民各不相同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再現了轉型期中的農民、農業和農村的原生態，原生美，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和沉重的歷史感。這也是一個創新。
從敘事學角度來看，周同賓散文的顯著突破體現在敘事的多元轉變方面，採用了從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互換的敘述視角。《皇天后土》的體式就十分獨特：每篇正文之前，都有一個簡短引言，是作者對口述者的介紹和描述。而後是口述者的自我獨自。作家介紹是第三人稱，百姓言說是第一人稱，敘述視角的轉換構成了一種接近於巴赫金的“復調”的多重對話，透過對外在的“他”(農民)的感知，再逐步走進“我”(自述者)的內心世界，這是周同賓散文的獨創之處。此外，這種視角的變化，還取得了一種近似於心理描寫的效果。由引子首先對每個農民有一個總體和外在的瞭解，然後透過每個農民的獨白，一步步走進農民的內心世界，瞭解他們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慨，具有獨特的藝術感染力。
在表現技巧上，《皇天后土》揉合了小說的審美意識，呈現出跨文體創作傾向，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肉味》中的洪保太、《晚晴》中的馬留香等。更精彩的是，文章中藝術留白的設定，如繞樑之餘音，嫋嫋不絕。彷彿中國的山水畫，有山有水，但僅用線條勾勒，畫面上留有許多空白，留白處尤為含蓄、雋永。比如《鐵箱》中年輕美貌的寡婦陶玉菊，始終保留著丈夫生前的鐵箱，面對公婆的威逼，決不再嫁。鐵箱中到底裝的什麼，誰也不知道。這樣，猶如一個永恆的謎，強烈而又持久地閃爍在讀者的腦海。《皇天后土》每一篇都是一個完整的故事。那些狀寫鄉村情愫、酸成人生的篇目，諸如《閹牛人記》、《驢春秋》、《魂斷黃葉村》、《伏牛山騎驢記》以及一些輓歌型的悼祭文字，也一樣有一個或顯或隱的故事核心。更有一些作品，常常被報刊編輯當作小說刊發，被讀者認作小說閱讀，其散文中的小說因素自不待言。
最後，從語言方面來看，周同賓的創新之處在於提煉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適於鄉村表達的語言。這種語言，具有鮮明的現代特質，是在當地農民口語的基礎上加工而成，既能體現農民說話的神氣，語態、韻味，又是作家自己創造的藝術語言，明白如話，句短意長。既是大眾的語言，農民的語言，也是一種創新性的語言。
六十年代臺灣的余光中曾發起一場散文改革運動，在散文改革的宣言《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中，提出了現代散文的語言範本，應該是“講究彈性、密度和質料的一種新散文”。“所謂彈性，是指這種散文以現代人的口語為節奏的基礎……可以斟酌採用一些歐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潑些，新穎些……也不妨容納一些文言用的句法，使句法簡潔些，渾成些。有時候，在美學的範圍內，選用一些音調悅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語，反襯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顯得生動而突出”。周同賓成熟期的散文語言可以說是對余光中“彈性”內涵的詮釋，其語言具有簡練凝練的特色。句式上以散句、短句為主，間以駢詞對句，明快、親切，少有冗句冗字，具有極大的可塑性和藝術張力。同時，他的散文也吸納了大量的民間言語，這和古典有韻文學一起，滋養著其文字的節奏和韻律。古典字詞與當地口語結合在一起，達到高度的統一，呈現出亦俗亦雅的品格。他的散文可以說是南陽農民語言大觀。從《稀奇》、《鐵箱》等文中可以看到南陽農民語言的豐富和獨特。此外，在純粹的農民話語中還穿插了許多民間歌謠、諺語，具有濃郁的歷史感和文化味，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
綜上所述，周同賓散文無論在思想上、藝術手法和語言上都具有現代性特質，他雖然執著地用散文去表達鄉土、鄉情，但並沒有過多地受到鄉土的侷限，散文創作過程中表現出可貴的創新意識。正是這種可貴的創新，促使他完成對鄉土的超越，成為獨具個性的“這一個”，使他成為河南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