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東晉末年的京口北府集團論文

　　西晉末年，北方陷入混戰，北人大量南遷，由於地理位置和經濟等方面條件所致，京口成為南來北人寄居的集中區域；加上江左著意經營，最後在京口逐漸發展起來一股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影響及於東晉南朝軍政發展，關於這一點，陳寅恪先生先期予以揭櫫。①田餘慶先生則進一步予以拓展深入，以為東晉一朝為“門閥政治”的典型，而京口北府出身的劉裕所建的劉宋政權則重新迴歸皇權政治，這種認知成為學界有關京口北府和東晉南朝軍事政治論說的最突出代表。②

　　此後學者又從不同的選題和角度，進一步深化了對北府勢力發展與國家政治軍事之間關係的認知。① 京口北府集團迅速崛起，以強勢的軍功打破既有的門第制度，對當時軍事、政治、社會形勢發展發揮主導作用，並直接導致劉裕的代晉事業。筆者借用“軍功受益階層”② 這一概念對北府集團的崛起以及劉裕代晉進行探討分析，認為自元興三年( 404) 以劉裕、劉毅為代表的京口北府集團起事到劉裕“造宋”事業完成這段時間內，北府集團內部勢力發展呈現出頗為清晰的三個階段，而這個過程又與劉裕代晉事業構成了緊密的一一對應關係，清楚地勾勒出劉宋的建立過程。關於這一點，學界少有注意，筆者不揣淺陋，有以論述，並就教於方家。

　　一東晉之時，以九品中正製為依託的門閥制度業已形成，它在確立以門第出身作為人們出仕標準的同時也保證了高門士族在政治上的壟斷優勢。在這種體制及價值導向上，與高門士族相對的低等士族和庶民階層在政治上無疑處於受壓制的劣勢地位。不過，東晉末年迅速崛起的以劉裕、劉毅為代表的、出身低等士族的北府“軍功受益階層”在特殊政治形勢之下憑藉強勢軍功打破既有的高門士族對國家方鎮壟斷的政治體制，最後徹底擊敗門閥的政治優勢，取得對國家方鎮的獨佔，這大抵發生在元興三年到義熙元年( 405) 之間，透過兩次重要的方鎮調整而達成。

　　第一次調整情況，元興三年二月底，劉裕等人揭舉旗幟反對桓玄，隨即斬殺徐、兗二州刺史桓修，攻克京口，進而平定建康，桓玄被迫西逃荊州。三月，以琅玡王謐為代表的高門士族與以劉裕為主導的京口北府集團合作，暫時達成以下軍政格局: 王謐為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劉裕都督揚、徐等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石頭；劉毅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廣陵相，何無忌輔國將軍、琅玡內史，孟昶建武將軍、丹陽尹，劉道規振武將軍、義昌太守。③ 隨即，桓玄豫州刺史刁逵棄城而走，為部下所執，歷陽收復。劉裕立即以魏詠之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諸葛長民為宣城內史，藉以安定豫州局勢。四月底，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人平定江州，劉裕即以劉敬宣為江州刺史。④ 至此，京口北府軍功階層在長江中、下游的優勢地位確立。

　　北府集團在方鎮分割上所遇到的問題主要來自荊州方鎮。桓玄西逃，江州及上游荊、雍諸州還處在桓氏勢力控制之下。據《建康實錄》卷一一，劉穆之言“大事草創，用王謐為神州( 按即揚州刺史) ，王綏為分陝( 按即荊州刺史) ，以安當時之心耳，豈是經遠大計，理盡於此哉! ”⑤以此來看，劉裕入定建康之初，朝廷曾以太原王綏為荊州刺史。雖然是出於權宜之計，應該是有具體考慮。何以在荊州方鎮問題上北府集團沒有表現出在徐、兗二鎮上的強勢優勢呢? 首先，荊州方鎮為桓氏根基淵藪所在，北府集團舉事反對桓玄，事起倉促，所以他們也不敢對荊州貿然處置。其次，北府集團當時雖然在軍事上有優勢，但是說到底，劉裕等人不過是借一旅而起的草莽之輩，就聲望和資歷而言，他們暫時還不具備擔任分陝的資望。綜合聯絡到當時政治軍事形勢，太原王綏以門第、資望權宜當選，主要是能“安當時之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荊州還處在桓氏勢力範圍之內，並沒有得到收復，所以王綏的任命只是朝廷理論上的處置而已。同年三月，尚書左僕射王愉被誣謀逆，子荊州刺史王綏一併受誅。四月，承製的武陵王司馬遵以宗室司馬休之監荊、益、梁、寧、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① 授令稱司馬休之“才幹貞審，功業既成”，“應親賢之舉，宜委分陝之重”。② 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襲取襄陽，隨即與劉毅等人合兵攻下江陵，③ 這個時候，司馬休之才有機會到江陵就任荊州刺史之職。太原王綏出任荊州是能“安當時之心”，司馬休之出鎮荊州是出於“親賢”兩個方面的考慮，在劉裕等人起事之初，朝廷在荊州方鎮人員的選用上，明顯避開了京口北府集團，這也說明，高門士族和宗室勢力在一定程度上對軍功集團依然保有其相對的抗禮優勢。

　　第二次調整情況，在這次調整中，前此高門士族和宗室的殘餘影響力在北府集團軍功的進一步拓展擴張之下被擊碎，直至完全消逝。義熙元年三月，征討桓氏的軍事行動取得節節勝利，安帝鑾駕返回建康，歷時一年的征討告一段落，國家局勢基本穩定。在這種形勢之下，國家方鎮格局又得到調整。同月，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劉毅為左將軍，何無忌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幷州刺史，魏詠之徵虜將軍、吳國內史。④

　　就以上格局來看，徐、兗、青、豫中下游方鎮部署依然為京口北府集團壟斷，沒有留下任何懸念，而主要變動還是集中在上游的荊州方鎮上。義熙元年三月，逃逸溳川的桓振舉兵襲擊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戰敗，被迫投奔襄陽。⑤ 隨即，御史中丞王楨之奏司馬休之“失戍”，司馬休之被免去了職位。⑥ 據《宋書·武帝紀》，元興三年四月，光祿勳卞承之、左衛將軍褚粲、遊擊將軍司馬秀等人因“役使官人”，被御史中丞王禎之糾察彈劾；卞承之等人心懷怨憤，見於言辭，觸怒劉裕，劉裕致書給承製的武陵王司馬遵，建議罷免褚粲等人官職。⑦從所任職務( “御史中丞”) 和時間來看，奏免司馬休之的“王楨之”和糾察卞承之等人的“王禎之”應該是同一個人。同據《世說新語·排調》劉孝標註， “思道，王禎之小字也”，餘嘉錫援引程炎震之說，“‘禎’當作‘楨’，《品藻篇》‘楨之字公幹’，則字當從木，《晉書》亦從木”。⑧ 綜上而言，則此王楨之即彼王禎之，出身琅玡王氏，王羲之之孫，王徽之之子。就當時中樞情勢而言，劉裕以“位微於朝，眾無一旅，奮臂草萊之中，倡大義以復皇祚……王謐等諸人……莫不愧而憚”，⑨ 加之他趁勢剪除政敵太原王愉、王綏父子，卻又刻意迴護與自己有舊交情的王謐一事來看，劉裕在政治上的強勢獨斷可見一斑。以此而言，王楨之糾劾卞承之等人( 劉裕又堅持將卞承之等人罷免) ，可知他在政治立場上是偏向劉裕的。則司馬休之因戰敗失守被王楨之彈劾罷免，不為無因；或出於劉裕的授意，正好藉機排擠司馬休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接替司馬休之荊州刺史一職的恰恰就是京口北府出身的魏詠之。同年九月，魏詠之卒於荊州任內，劉裕以弟劉道規接任荊州刺史，直至義熙八年( 412) 四月劉道規“以疾求歸”。。

　　四月，劉裕加領兗州刺史。五月，荊、湘、江、豫四州基本平定，朝廷詔劉毅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何無忌轉都督江東五郡軍事、會稽內史。① 至此，東晉的方鎮格局分佈為: 劉裕都督荊、司等十六州諸軍事，徐、兗、青三州刺史，劉毅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何無忌都督浙東五郡諸軍事、會稽內史，劉道規督淮北諸軍事、幷州刺史，魏詠之徵虜將軍、荊州刺史。經過第二次調整，京口北府集團終於憑藉強勢的軍功將以門第自恃的高門士族和宗室勢力排擠出國家方鎮之列，形成了以北府集團佔絕對優勢的方鎮格局。

　　綜上而言，北府軍功將領在國家方鎮格局中優勢的完全取得，是北府“軍功受益階層”形成所具有的重要內容，它所體現出來的“軍功”對既有“門第”的軍事政治優勢，在當時特殊軍事政治形勢下，切實地透過兩次調整來達成。第一次調整中，北府集團雖然憑藉強勢軍功取得對下游方鎮的控制，一時卻也無法掌控荊州方鎮，門第優勢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第二次調整主要解決的就是門第優勢殘留問題，劉毅等人平定荊州上游，劉裕藉機排擠司馬休之，以魏詠之為荊州刺史，這一免一任突出反映出軍功的軍事政治優勢。到這個時候，北府軍功受益階層憑藉軍功排斥高門士族勢力，軍功優勢徹底擊敗門第優勢，取得獨佔性的勝利，以劉裕、劉毅等人為代表的北府軍功受益階層形成。這可以說是東晉末年京口北府集團發展的第一階段特色。

　　二北府軍功受益階層的形成，它不僅僅在事實和價值層面上確立了以軍功的有無來確定社會各個階層之間政治利益的分享與否，而且在階層內部也確立了以軍功的高低來確定政治地位的高低。這一點突出表現在義熙七年( 411) 之後國家政治軍事形勢發展上。義熙七年之前，在北府集團內部，劉裕對劉毅等人的軍事政治優勢並不明顯，加上劉毅有意作對，劉裕行事多為掣肘，為了擺脫當前政治困境，劉裕不得不向外尋求政治軍事上的突破，北伐南燕和平定盧循之亂正是這個突破口所在。在平定南燕和盧循之亂的過程中，劉裕麾下的將領得到極大的發展機會，軍功的建立使得他們有資格躋身國家方鎮及重要軍郡之列，如劉懷慎、孟懷玉、劉道憐三人進入方鎮之例，而劉鍾、蒯恩、虞丘進、向彌、劉基、劉遵等人則進入重要軍郡之例，在劉裕麾下形成了“國家方鎮———重要軍郡”這種良好的軍事權力梯隊構成。

　　徐州、北徐州由於劉毅等人沒有參與平定南燕，所以他們失去了在三齊方鎮部署上置喙的權利，這使得劉裕獨佔了對三齊的支配權，趁機拓展自己的勢力。義熙七年，幷州刺史劉道憐為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② 幷州僑置於淮南江北間，沒有實土。自義熙四年( 408) ，劉道憐接替諸葛長民為幷州刺史、義昌太守，戍石頭。後轉鎮山陽，進督淮北諸郡軍事、北東海太守，幷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至此，劉道憐借北伐南燕之機得以轉鎮山陽，取得了刺鎮北徐州實土的任命。八年( 412) 九月，劉裕誅殺劉毅弟兗州刺史劉藩，即以劉道憐為兗州刺史，鎮京口。劉道憐回鎮兗州之後，其留下的北徐州之缺，由劉懷慎補替。劉懷慎，劉懷肅弟，劉裕從母兄弟，曾參劉裕鎮軍軍府軍事。同年，劉懷慎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③ 則北徐州自始即牢固地掌握在劉裕手中。

　　江州江州地處衝要，是兵家必爭之地。義熙八年四月，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疾上表求歸。荊州與豫州方鎮換防，劉毅為都督荊、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劉道規轉都督豫、江二州、揚州之宣城等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閏六月，劉道規卒。④ 劉裕以青州刺史諸葛長民接替劉道規為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①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劉道規、諸葛長民的交替中，前此因劉毅與劉裕作對而造成的豫、江二州合督佈局②合而復分，諸葛長民僅得督豫州及揚州六郡諸軍事，不得兼督江州。而劉裕趁機任命自己麾下年輕將領孟懷玉為江州刺史，取得對江州的控制，時在義熙八年。③

　　其他重要郡鎮在劉道憐、孟懷玉、劉懷慎三人憑藉軍功取得北徐、兗、江州等重要方鎮的任命的同時，向彌、劉鍾、虞丘進、劉遵、沈田子、劉基等人則取得梁國( 壽陽) 、下邳、潯陽、淮南( 姑孰) 、淮陵、秦郡等居處南北軍事要衝的重要軍郡的授受。而且，這些佈置充分體現了劉裕對當前軍事政治形勢發展可能性的考慮和把握。如義熙八年，諸葛長民雖然接任了劉道規豫州刺史一職，但是向彌卻分擔了原本為劉道規豫州刺史任內所都督的馬頭、淮西諸郡軍事，並任龍驤將軍、鎮蠻護軍、安豐、汝陰二郡太守、梁國內史，戍壽陽。而劉遵為宣城內史、淮南太守，劉基為秦郡太守，這些軍郡格局的佈置很明顯有防範司馬長民的意思，足以在非常時期構成對司馬長民的掣肘之勢。孟懷玉任江州刺史，史書即稱“時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授懷玉此任以防之”，④ 則對江州方鎮的佈置早已將上游荊州可能的形勢發展計算在內。而虞丘進義熙八年除寧蠻護軍、潯陽太守，⑤ 劉粹為建威將軍、江夏相，⑥ 事實也很快證明，他們成為劉裕征討劉毅的有效策應勢力。

　　義熙七年之後，劉裕陣營軍功將領的升遷軌跡，其所顯示的以軍功的高低來確定軍事政治地位高低的原則，也正是北府軍功價值導向中的重要內容。

　　相較劉裕、劉毅等人而言，劉懷慎、孟懷玉、劉道憐等人在京口北府集團起事之初，資望淺薄，地位不高，不能與劉裕等人比肩，這一點可以從起事之初朝廷賞軍功的`高低重輕看出來。義熙二年，朝廷賞匡復之功，劉裕豫章郡公萬戶，劉毅南平郡公五千戶，何無忌安成郡公、檀憑之曲江縣公、劉道規華容縣公各三千戶，孟昶臨汝縣公、劉藩安陸縣公、諸葛長民新淦縣公、魏詠之江陵縣公各二千五百戶，⑦ 劉懷肅東興縣侯千戶，⑧ 檀祗西昌縣侯千戶，⑨ 檀韶巴丘縣侯五百戶。則諸人所獲實封爵食邑戶自萬戶到五百戶不等。而孟懷玉( 鄱陽縣五等侯) 、劉道憐( 新興縣五等侯) 、向彌( 山陽縣五等侯) 、劉鍾( 安丘縣五等侯) 、虞丘進( 龍川縣五等侯) 等人僅得帶“五等”字號的虛封爵，蒯恩僅得封“都鄉侯”，劉懷慎、劉粹二人爵賞無聞。封賞中封爵的實虛、戶邑的多少直接反映受封者軍功的多寡高低，而軍功的多寡高低又直接決定了個人享有政治地位和利益的高低。則相較而言，孟懷玉、向彌、劉懷慎等人資望淺薄，地位低下可知。

　　義熙七、八年之際，憑藉北伐南燕和平定盧循之亂的軍功，劉懷慎、孟懷玉、劉道憐三人取得北徐、兗、江州方鎮的任命，與劉裕、劉毅等人比肩，躋身於國家重要方鎮之列。向彌、劉鍾、虞丘進、劉遵、沈田子、劉基等人則取得梁國、下邳、潯陽、淮南、淮陵、秦郡等重要軍郡的授受。這突出地反映出北府軍功利益階層在當時軍事政治形勢之下的發展動態，也是軍功受益階層發展本身所具有的重要內容。而憑藉這批軍功將領的崛起，劉裕陣營在京口北府集團內部以及國家方鎮中的軍事政治勢力得到很大的拓展，優勢明顯。這也使得東晉末年北府集團發展呈現出第二階段發展特色。

　　三以軍功的有無和高下為核心的懲獎升降機制與北府軍功受益階層的形成互為因果，相輔相成，而隨著國家軍事政治形勢的不斷變化，它也使得北府內部權力的分化組合更加明顯，自義熙七年起，劉裕陣營軍功將領的優勢地位確立，已如上述。而自義熙十一年起( 415 ) ，劉裕麾下軍功將領被迫退居二線，劉氏宗親戚屬逐漸開始取代他們而出居重要方鎮，取得對國家方鎮的主導權。①

　　可以說，劉氏宗親戚屬對方鎮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藉助於劉裕個人的軍功和威勢得以達成。義熙六年劉裕北伐南燕成功，七年平定盧循之亂，八年剪除劉毅，九年誅殺諸葛長民，十一年驅逐宗室司馬休之，十二年大舉北伐，這一系列的對內剪除異己、對外拓展疆土的軍事政治行動，使得劉裕個人的聲望和威勢達到頂峰。憑藉著劉裕的軍功，劉裕宗親戚屬也當然地取得對當前軍事政治優勢的分享和佔有。這自然也是軍功受益階層事實中的特殊內容。義熙末年，以劉裕為代表的京口北府將領，業已從新生代變成老將，隨著劉裕代晉事業的瓜熟蒂落，不得已開始退居二線。西討司馬休之之後，劉裕政治上的對手基本全部被消滅，北府首義功臣也大多凋零殆盡，只有在這個時候，劉裕宗親戚屬才取得列於政治前臺的資格和實力。北府軍功將領退居二線與劉氏宗親開赴前臺，彼此的你退我進，步調一致，這使得北府集團內部發展和劉裕“造宋”事業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色。至此劉裕的“造宋”事業接近收尾階段。這是晉末北府集團勢力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以下對這個問題予以論述。

　　義熙後期以及永初元年，劉裕收縮北府軍功將領陣線，因此也有了檀祗、劉懷慎、向彌、劉粹、劉鍾等人從方鎮內轉為中樞文武職的一系列調動舉措。

　　義熙十四年( 418) ，宋國建，劉裕轉右將軍、青州刺史檀祗為宋國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檀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遷，甚不得志”。② 同時，劉裕以宋國中領軍劉懷慎為五兵尚書，仍督江北淮南諸軍事，青州刺史。元熙元年( 419) 七月，劉裕自彭城遷都壽春，留劉懷慎督北徐、兗、青、淮北諸軍事、中軍將軍、北徐州刺史。③ 此下青州刺史缺鎮。永初元年( 420) 六月，劉裕任命劉道憐子劉義欣為青州刺史，八月，並青州入兗州。劉裕對青州方鎮問題的解決主要針對是檀祗: 以劉懷慎代檀祗為中間關鍵的第一步；後來劉懷慎轉任北徐州，青州缺鎮，此時青州方鎮已掌握在劉裕手中，缺鎮與否已經不重要，隨即劉裕藉機適時並青州入兗州。

　　義熙八年，劉懷慎繼劉道憐為北徐州刺史。十二年( 416) 九月，劉裕北伐後秦，次彭城，徵劉懷慎為中領軍、徵虜將軍、護衛輦轂。而劉裕自領北徐州。十三年( 417) 正月劉裕發自彭城，留子劉義隆鎮彭城。直到元熙元年七月，劉裕自彭城遷都壽春，才以宋國度支尚書劉懷慎為都督北徐、兗、青、淮北諸軍事、中軍將軍、北徐州刺史。永初元年，進劉懷慎為平北將軍，徵為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北徐州刺史劉懷慎內調。

　　義熙十一年，北青州刺史劉敬宣為叛佐所殺。十二年，劉裕以南郡公劉義慶為輔國將軍、北青州刺史，未赴任。① 隨即，劉裕以屯守柏谷的向彌為督北青州諸軍事、北青州刺史。② 則劉裕初始是想以劉義慶刺鎮青州的，劉義慶未赴任，才以隨徵的向彌為北青州刺史。永初元年劉裕受命，向彌自北青州刺史遷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北青州刺史向彌內調。

　　劉粹，義熙十一年進號輔國將軍，遷相國右司馬、侍中、中軍司馬、冠軍將軍。十四年，遷左衛將軍。則北伐後秦之時，劉粹被安置在建康，不得參與北伐。十二年劉義符任中軍將軍，留守建康，劉粹為中軍司馬，護衛輦轂，為了安撫劉粹，或許還有加強監控安帝的意思，劉裕才著意加劉粹侍中一職。③ 後遷左衛將軍。則劉粹自義熙十一年就遠離北方疆場。

　　劉鍾，義熙十二年，劉裕北伐，留龍驤將軍劉鍾鎮守，增其兵力，命府置佐吏。荊州刺史劉道憐獻名馬三匹，劉裕悉以賜劉鍾三子。十四年遷右衛將軍。則劉鍾自十二年起也被劉裕調離北方疆場，回鎮建康，劉裕賜馬之舉是否也有安撫之意，不得而知。則自北伐後秦起，劉懷慎、劉粹、劉鍾三人就被任命鎮守建康，不得參與北伐。

　　王仲德，義熙十二年，王仲德繼劉敬宣為冀州刺史，北伐，為前鋒率諸軍出征。十四年，劉裕回鎮彭城，領冀州刺史，則王仲德冀州刺史自然解除。而據《宋書·徐羨之傳》劉裕永初元年封賞詔中稱“領太子左衛率新淦侯王仲德”，④ 則義熙十四年後，王仲德也被內調。

　　與此同時，隨著這些從龍功臣的內調，劉裕子侄宗親先後被外調刺鎮各主要州鎮，如劉裕弟劉道憐，四子劉義符、劉義真、劉義隆、劉義康，侄劉義慶，宗屬劉遵考，姻親蕭源之、趙倫之等等，開始進入方鎮藩伯行列，劉氏宗屬在國家方鎮中的絕對優勢構成。

　　荊州、雍州義熙十一年，劉道憐代司馬休之任荊州刺史，⑤ 十二年趙倫之雍州刺史在任。⑥十四年正月荊州刺史劉道憐為徐、兗二州刺史，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劉義隆轉任西中郎將、荊州刺史。⑦

　　北雍州義熙十二年，劉裕兼領北雍州刺史，⑧ 十三年十二月劉義真領北雍州刺史，鎮長安。⑨徐、兗二州義熙十一年八月，劉義符為兗州刺史，十二年正月改任豫州，二月改任徐、兗二州。十三年劉義隆代劉義符為徐、兗二州刺史。十四年，蕭源之為兗州刺史。幷州十四年正月，輔國將軍劉遵考為幷州刺史，領河南太守，戍蒲坂。

　　豫州元熙二年，劉裕任第四子劉義康督豫、司、雍、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劉裕被徵入輔建康，劉義康代守壽陽，領司州刺史，進督徐州之鐘離、荊州之義陽諸軍事。就上面梳理來看，北伐後秦前後，京口北府將劉粹、劉鍾、劉懷慎等被調離疆場，不得參與征戰。與此同時，憑藉自身的軍功威勢，劉裕四子劉義符、劉義真、劉義隆、劉義康，侄劉義慶、劉義欣等出任方鎮，宗屬劉遵考，戚屬趙倫之、蕭源之等也借軍功迭相出鎮，控制要津。則隨著“造宋”事業接近尾聲，劉裕開始收縮京口北府將的方鎮戰線，讓他們退居二線，劉氏宗親戚屬開始代替軍功將領躋身方鎮序列，壟斷了對國家方鎮的控制。這使得京口北府內部勢力發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色，而這種方鎮部署的完成則標誌著劉裕代晉的初步確立。

　　在晉末特殊政治軍事形勢下，京口北府集團憑藉強勢軍功向既有的政治體制爭取自身的軍事政治利益，並取得相當突出的成效，一個新的“軍功受益階層”形成。這個軍功受益階層在事實層面和價值層面上確立了“軍功”對既有“門閥”制度的優勢地位: 在整個社會階層之間以及階層自身內部，以軍功的有無和高低來確定其軍事政治社會地位的有無和高低。這種明確的價值取向與當時政治形勢相互為用，互相影響，這使得晉宋鼎革之際京口北府勢力發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特色，而且這個發展軌跡與劉裕代晉事業具有緊密的一一對應趨勢。在第一階段，北府“軍功受益階層”憑藉強勢軍功突破既有的門第制度，擊敗高門士族，取得對國家方鎮的有效控制，軍功受益階層形成；在第二階段，藉著北伐南燕和平定盧循之亂的軍功，北府軍功受益階層內部出現權力分化，劉裕陣營中資歷淺的一輩將領開始躋身國家方鎮之列，劉裕陣營軍事政治優勢突顯；在第三階段，隨著劉裕“造宋”事業的進行，劉氏宗親戚屬開始取代劉裕麾下軍功將領出任方鎮，軍功將領退居二線，也就在這種權力的交換中，劉裕代晉事業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