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不平等起源的分析論文

　　盧梭是從自由、平等、獨立、沒有私有和不平等觀念的自然人開始論述人類的發展和不平等的產生的，“原始社會結構是怎樣的，以及作為人們固有的獲得食物的方式的結果，這種社會結構是怎樣出現的。”2，盧梭認為，在原始的自然狀態中，“……最善於歌舞的人、最美的人、最有力的人、最靈巧的人或最有口才的人，變成了最受尊重的人。這就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時也是走向邪惡的第一步。從這些最初的愛好中，一方面產生了虛榮和輕蔑，另一方面也產生了羞慚和羨慕。這些新因素所引起的紊亂，終於產生了對幸福和天真生活的不幸的後果。”[3]後來，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耕耘法和農耕的出現，人們從最初對土地產品的佔有逐漸轉化為對土地本身的私有；而由於土地所有權的確立，人類就由平等的自然狀態過渡到了不平等的社會狀態，並且隨著文明進步，不平等狀況不是縮小而是加劇，“後來的一切進步只是個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的進步，而實際上它們引向人類的沒落。”[4]這樣人類社會就一步一步的不平等起來了。在這不平等的過程中，第一步是經濟上的不平等和貧富對立，第二步是國家政權的產生，第三步是君主專制，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

　　很多評論家在評價盧梭的不平等的起源時，分析的側重點是他的自然狀態是否正確，即自然狀態這種假說能否科學合理地解釋人類文明的起源，能否把人類產生和發展的所有東西都能說明清楚，反思自然狀態能否解釋人類文明的形成（即不平等的形成），就是反思自然狀態的合理性。比如，普列漢諾夫認為自然狀態說不能充分說明語言的產生[5]。我認為用這樣的方法來評價盧梭是不合理的，應該用系統歷史觀來理解盧梭的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系統歷史觀把人類社會整個歷史過程作為一個不斷演化的非線形系統來看待。由於系統在演化的過程中會遠離其初態，具有一種遺忘機制[6]，所以從後來的系統狀態是不能準確的推論過去的歷史的狀態的。在社會歷史上，通過當代的史料來推測過去的歷史只具有或然性，不具備必然性[7]，因此，許多評論家認為盧梭的自然狀態說不能完全解釋人類的不平等起源，即不能完全解釋人類歷史形成進化的過程，用這種標準來要求盧梭是苛刻和不科學的，因為根據系統的現狀是不能像牛頓力學那樣回溯系統的過去的，系統的演化是一維的，它是由若干偶然的因素非線形作用的結果，企圖概括歷史的本質和規律必然要粗暴地拋棄真正對歷史發展具有實際作用的大量的偶然的隨機因素，將現實的歷史過程線形化處理，然後透過不完全歸納得到一種類似週期性的東西作為歷史發展的本質，不考慮歷史能否真正按此規律重演。

　　系統的演化只服從系統本身的演化規律，系統在演化的過程中有兩種趨勢，一種是其組織結構和功能越來越強、從環境來看系統越來越強大，另一種情況與此相反，系統越來越衰減、甚至滅亡。我們把第一種型別稱為正反饋放大系統，第二種型別成為負反饋的衰減系統。系統的功能的'強化與衰減決定於

　　（1）系統元素的元功能的增強或減弱。

　　（2）系統結構的強化程度。實驗已經證明，重複使用大量不那麼可靠的元件可以建造出高度可靠的系統。

　　人類社會系統是一個不斷放大的非線形系統，其在生物圈中的功能（能力）越來越強大。人類社會的強化，從其構成要素（個人）來看，當然比過去更有知識和水平，能力在某些方面越來越強，同時也伴隨著某些方面的能力的下降，正如盧梭所說：“為什麼好望角的霍屯督人能用肉眼發現海上的船隻和荷蘭人用望遠鏡看得一般遠；為什麼美洲的野蠻人象最好的獵狗一樣，能夠由足跡嗅得出西班牙人的行徑；為什麼所有這些野蠻人，不因裸體而感到痛苦，用辣椒來刺激他們的味覺，並且飲歐洲人的烈酒象喝水一樣。”[8]，所以人類的個體能力與過去相比變化不是太大，而主要的變化是人類社會的結構比原始社會或自然狀態下的社會結構大不一樣，在現代的社會關係結構中，人與人的的關係越來越複雜，結構越來越緊密，而且正是這種緊密的關係使得人類社會的生存能力越來越強，在生物圈中功能越來越大，從分工方面可以證明這一點。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每個人只能專於自己熟悉的專業和職業，他（她）越是專於自己的職業，與社會上其他人的關係就越緊密，越離不開他人的勞動成果，否則就不能生存；而從另一個方面看，每個人都專於自己的專業和職業，他（她）的專業和職業技能就越來越強，這樣，各個行業的能手的合作就產生了現代社會的高效率和強大的生存能力。

　　有人認為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越來越冷漠的趨勢，除了冷冰冰的商品金錢關係外，人與人之間越來越缺少溫情，甚至鄰里不相認。我認為現代社會這種缺少人情味的關係不是關係本身弱化的表現，而是關係的複雜性、必然性和客觀性的反映，我們不能沒有這些人或關係，正是這千千萬萬的人或關係，構成我們生活的部分。厭惡的是這些人或關係太多、太雜，在我們的意願之外不請自到，讓我們感到意外、尷尬和被支配感。）

　　社會關係的密切和社會結構的加強必然要求社會要素的個人要忠於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職責，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人就在社會結構和關係中被專業化、職業化而固定化，結構和關係的等級差異就使固定化的人的等級和差異出現，不平等現象產生。這種不平等隨著文明的進步、社會關係和結構的複雜化程度提高而增強，於是，盧梭所謂人類越文明進步、社會越不平等的現象就出現了——這是社會功能（生存能力）增強要求社會結構和關係強化的必然結果。

　　在盧梭時代，系統科學沒有出現，不可能用系統科學來解釋文明的進步與不平等加劇的原因，現在看來就一目瞭然。在此之前，人們無法解釋人類社會的演化問題，所以設想出自然狀態，認為自然狀態中的人沒有我們今天社會里文明人的“需要、貪婪、壓迫、慾望和驕傲”[9]，而事實上，這種“自然狀態”不是如盧梭所說是一個平等的狀態，不是伏爾泰嘲笑盧梭的所謂“從沒有人用過這麼大的智慧企圖把我們變成畜牲。讀了你的書，真的令人渴慕用四隻腳走路了。”即使真正存在這樣的自然狀態，也不是“人世的真正青春”，原始人也不可能“過著本性所許可的自由、健康、善良而幸福的生活，並且在他們之間繼續享受著無拘無束自由交往的快樂。”[10]，他們之間也還是有不平等的。

　　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中的自然狀態是他後來的社會契約的基礎，他說：“我設想，人類曾達到過這樣一種境地，當時自然狀態中不利於人類生存的種種障礙，在阻力上已超過了每個個人在那種狀態中為了自存所能運用的力量。於是，那種原始狀態便不能繼續維持；並且人類如果不改變其生存方式，就會消滅。然而，人類既不能產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結合並運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類便沒有別的辦法可以自存，除非是集合起來形成一種力量的總和才能夠克服這種阻力，由一個唯一的動力把它們發動起來，並使它們共同協作。……‘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並且由於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地自由。’這就是社會契約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11]但是由於盧梭不理解人類文明發展與不平等加劇的根源，所以他指出解決人類不平等的方法是訂立契約，用社會契約論來論證國家和政府的產生，這在系統觀看來是荒謬可笑的，人們也早就發現歷史上沒有記載說明人類為了解決彼此的矛盾而訂立契約的歷史事實，勒賽克爾說：““社會契約論”便是為求解決這種矛盾的一個動人的然而終歸無效的努力。”[12]不平等的加劇是人類文明本身發展的必然結果，不需要所謂的契約論來解決這個問題，怎麼解決這個不平等另文解釋。

　　總之，用系統歷史觀看待盧梭的《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解釋力，清楚易懂，是一個很好的視角。

　　註釋：

　　[l][法]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M]，李常山譯，東林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49頁。

　　[2][俄]普列漢諾夫：《讓·雅克·盧梭和他的人類不平等起源的學說》，參見《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M]，李常山譯，東林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218頁。

　　[3]同1，第118頁

　　[4]同1，第120頁。

　　[5]參見普列漢諾夫：《讓·雅克·盧梭和他的人類不平等起源的學說》第四部分。

　　[6]苗東昇著：《系統科學精要》，[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頁。

　　[7][英]卡·波普爾：《歷史主義的貧困》，[M]，何林、趙平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頁第27節“有沒有演化的規律規律與趨向”。

　　[8]同1，第82頁。

　　[9]同1，第71頁。

　　[10]同1，第120—1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