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的創作心理的探討論文

《聊齋志異》的創作心理的探討論文

　　在《聊齋》研究中，人們經常談到蒲松齡創作《聊齋》的思想動機。論者大多認為《聊齋》寄託了蒲松齡的“孤憤“，是作者一生遭逢的抒憤之書。本文討論蒲松齡《聊齋》創作，重在從其複雜的創作心態出發，而不是僅僅強調其思想動機.

　　一、自娛娛人的心理

　　總觀《聊齋》，我們會發現，這部近五百篇的短篇小說集，在一定程度上是蒲松齡以創作求自娛和娛人的心理的產物。自娛、娛人不僅是蒲松齡創作的出發點，也是他在創作中經常保持的一種心態。“以文為戲”、 “遊戲筆墨”，是一種傳統；而傑出的市人小說值得稱譽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為其往往以“娛心”衝破“勸懲”。因此，無論從蒲松齡的身份和所處的地位來看，還是從“文學的傳統和慣性”來看，說《聊齋》創作包含一定的自娛、娛人的成分並不為誣。《聊齋》中有些篇章完全可以說是作者的遊戲之作，是作者自娛和娛人心態的產物。

　　《聊齋》的這種自娛、娛人作品的產生，與小說創作的傳統有關，與蒲松齡各個時期的不同處境、不同遭遇和因而產生的心境有關，同時也與他作為封建文人的生活與創作的態度有關。蒲松齡是個下層文人，出身貧寒，地位低下，但他埋頭學問，博覽廣聞，胸中錦繡不得展露，透過小說的創作，既可以一展才華，自娛娛人，同時也不失為自我推銷之一法。他靠筆耕舌耘自謀其力，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志向和抱負，因此，這種自娛、娛人並非其創作心理中有自娛、娛人的因素，對於理解、把握《聊齋》的創作應該說是不利的。

　　二、苦悶不平的.心理

　　朱湘在《書〈聊齋志異〉朱刻卷後》說《聊齋》像屈子、史遷等人的著述一樣是有所寄託的。所謂有所寄託，在蒲松齡來說，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故事寄託自己的苦悶和不平，也就是借文字抒寫自己的苦悶和不平。《聊齋》創作的一個重要動因就是作者內心的苦悶和不平，或者說，在蒲松齡創作《聊齋》的過程中經常處於一種苦悶和不平的心態中。是什麼原因使蒲松齡經常處於這樣一種心態中呢?當然從根本上說因為蒲松齡有封建時代正直的讀書士子的道義良心，因而使他經常產生對社會不公、人間不平的憤慨，但對《聊齋》創作來說，引發這種憤慨的首先應該是作為創作主體的作家的自身經歷。蒲松齡是封建時代一位有正義感，思想修養也較高的知識分子，他的思想主體仍屬儒家範疇，他自己也以“吾儒家”自居，因此他與當時的許多讀書士人一樣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要“為聖人徒，懷君子澤”。為實現這一理想和抱負，蒲松齡做了不懈的努力，這也是他堅持參加科考的原因之一。而蒲松齡自十九歲獲縣、府、道三個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後，蹭蹬科場的辛酸就一直與他形影不離。正因為屢試不第阻礙了蒲松齡的理想抱負及個體生命價值的實現，使他長期處於苦悶和不平之中，所以蒲松齡把科舉作為他的小說揭露、諷刺、鞭撻的第一個物件。

　　三、潛隱難言的心理

　　作家的創作經常會受到自己心理上的潛意識或所謂“深層需求”所左右。這裡所說的作家深層的需求，是指那些被壓抑和埋藏在作家心靈深處，欲說不便、欲罷不能的原發性需求。這些需求對作家創作在暗中發生著作用，有時連作家本人也可能未意識到，或者是難以啟齒，這裡稱之為潛隱難言的心理。就蒲松齡的創作而言，一方面，那種由民族悠久的傳統文化、傳統道德給人們的行為規範、思維方式造成的深層的心理定勢，或者說“集體無意識”經常對他的創作起著作用；另一方面，《聊齋》作品中的不少男主人公總是為兩個或更多的女性所包圍，這些女性經常給男主人公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滿足和心理上的愉悅，這種兩性關係又實際上很難用愛情來解釋，也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作者不自覺的暗中希冀和追求。主要以科舉成功作為人生價值實現的蒲松齡屢試不中，心中苦悶難以言表，而長期坐館生活又使他經常處於一種無聊憤懣之中，因此他的《聊齋》創作，便有從中尋求精神慰藉、心理滿足的一面。

　　《聊齋》裡的狐鬼仙魅千姿百態，內容包羅永珍，但仔細研讀，就不難窺見作者內心深處的獨白。他的內裡的欲求成了他創作《聊齋》的內驅力之一。《聊齋》中大量描寫男女性愛故事的出現又是作者蒲松齡內心的矛盾和心理上受到壓抑的結果。中國傳統的禮教嚴重地壓抑著中國人的心理，尤其是性心理，人們本身的欲求經常承受著現實的重壓，這就在很多人的心靈深處造成難以解決的矛盾。蒲松齡雖然思想活躍，但他所受到的教育和周圍的影響始終約束著他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使他不得不把熱烈的追求和渴望隱埋在心理深處，只能透過文學創作自覺不自覺地有所表達。由於採用了非現實的、幻化的構思方式和表現手法，《聊齋》似乎與現實拉開了距離，但也正因為如此，才使作者意識深處的熱烈追求和渴望較為自由地表露出來。蒲松齡關於“性愛”的作品，也正是他對“本我”的一次無意識的展露，是他心靈深處遭受長期壓抑的欲求的真正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