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學派王根先生的道論文
泰州學派王根先生的道論文
【提要】 本文分析考察了王根先生學說的核心範疇 ——“道”。指出“道”的特點是“中”，即合適、適中、中庸；“道”是“天然自有之理”，並且不能加入“人”的“意見”。“道” 就是“至善”，也就是“良知”，就是“性”，就是“身”。“道”沒有古今之異，沒有等級差別，聖人之道與百姓日用之道無異；對於“道”，必須全面地把握。王根先生將形而上的天理“道”，與形而下的、作為“性”之載體的“身”，合而為一。由“道”、“身”合一，體現天人合一，此乃其“道”之一大特徵。
【關鍵詞】 王根 道 中 天理 至善 良知 性 身 百姓日用
泰州學派王根先生的學說，黃宗羲《明儒學案》稱其“謂‘百姓日用即道’”。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則稱之為“百姓日用之學” [1]，這顯然是依據《心齋先生全集·年譜》[2]中，世宗肅皇帝（嘉靖）“十年辛卯（公元1531年）先生四十九歲”條所云“是年四方從遊日眾，相與發揮百姓日用之學甚悉”而來的。如今，“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之學”，已被眾多學人視為是泰州學派王根先生的“命題”了。然而，即使是廣為流行的觀點，有時仍有重新加以審視的必要。
倘若仔細推敲一下，便會發現，所謂“百姓日用即道”，其實並不是在給王根先生的“道”下定義。在王根先生本人的學術資料中，也找不出“道”就是“百姓日用”這樣的表述。“百姓日用即道” 乃是一種省略的說法。如果按照王根先生的原意，完整地加以表述，則應當是：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不知不覺地運用著的 “至善”的“天理”、“良知”，這就是“道”。當然，由這一特定角度，而將王根先生的學說，稱為“百姓日用之學”，則亦未嘗不可。只不過王根先生的學說，也講“道”對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作用，甚至還有“出則必為帝者師，處則必為天下萬世師” [3]的說法，這就明顯已經超出“百姓日用之學”的範圍了。
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不知不覺地運用著的 “至善”的“天理” 、“良知”，就是“道”。這符合王根先生的原意嗎？還是來看看王根先生自己是怎麼說的吧！
第一，“道”的特點是“中”，即合適、適中、中庸；這是“天然自有之理”，並且不能加入“人”的“意見”。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4]
所謂“百姓之日用”，乃指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運用著的“道”；對於此 “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此“道”即“中”。這“中”不能加入“人”的“意見”，“凡設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從人從為” ，“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5]。為什麼呢？因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慾” [6]。王根先生的這種說法，是否受到《荀子》和《莊子》的影響或啟發，則就難以查考了。
王根先生的這個“中”，確實來源於子思的《中庸》。他說：
《中庸》先言“慎獨”、“中和”，說“儘性”學問，然後言“大本”、“致中和”，教人以“出、處、進、退”之大義也。[7]
惟皇上帝降“中”於民，本無不同，鳶飛魚躍，此“中”也。譬之江淮河漢，此水也。萬紫千紅，此春也。“保合此中”，“無思也，無為也”，“無意、必，無固、我”，無“將迎”、無“內外”也。何“邪思”？何“妄念”？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學也者，學以修此“中”也；“戒慎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乃為“修之”之道。故曰：“合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先知“中”的“本體”， 然後好做“修”的“工夫”。[8]
皇天上帝降於民的“天理” ，即“中庸” 之“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人們的'所謂學習，便是“學以修此‘中’也”。
第二，“道” 就是“至善”，也就是“良知”，就是“性”，就是“身”。“中庸”之“道”，體現於人，便是“良知”，即“性”。
王子敬問莊敬持養工夫。子曰：“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9]
或問：“‘天理’、‘良知’之學，同乎？”曰：“同。”曰：“有異乎？”曰：“無異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惟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以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也。”[10]
天理“道”是“至善”的，體現“道”的人之“性”也是“至善”的，而“性”的載體“身”，亦應是“至善”的。
子謂徐子直曰：“何謂至善？”曰：“至善即性善。”曰：“性即道乎？”曰：“然。” 曰：“‘道與身便尊’，身與道何異？”曰：“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歟？”子直避席請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子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須道尊身尊，才是‘至善’。”[11]
知安身而不知行道，知行道而不知安身，俱失一偏。故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12]
“中庸” 之“道”，就是“至善”，而“至善”便是“良知”，“良知”即“性”，“性”屬於“身”，“身”與“道”則無異。所以，做到“安身”、“行道”並重，方為“至善”。王根先生從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出發，經過“性善論”的橋樑，而最終將無形（形而上）的天理“道”，與有形（形而下）的、作為“性”之載體的“身”，合而為一。由“道”、“身”合一，體現天人合一，此乃其“道”之一大特徵。
第三，“道”沒有古今之異，沒有等級差別。
《心齋先生全集·年譜》武宗毅皇帝（正德）“十四年己卯（公元1519年）先生三十七歲”條有如下記載：
書其門曰：“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貴賤、賢愚，有志願學者傳之。”
王根先生又曰：
予謂道在天地間，實無古今之異，自古惟有志者得聞之。[13]
“道”沒有古今的差異，也不因為人的等級不同而存在差別；有志於學的人，便可傳“道”，便能聞“道”。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14]
聖人之道與百姓日用之道無異，如果認為“道”會因為人的等級不同而存在差別，那就不是“道”，而是“異端”了。雖然“條理”是一樣的，但“百姓”和“聖人”也有不同之處。這就是“聖人”“知”，而“百姓”“不知”。
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15]
“天理”的“條理處”，對於“百姓”和“聖人”是一樣的；可謂在“道”面前，人人平等。但由於“知”和“不知”的差異，則又導致了“不失”與“失”的不同。看來“上智”與“下愚”還是存在的，不過“下愚”透過學習，也可成為“上智”。王根先生最終還是打破了“百姓”和“聖人”，即“下愚” 與“上智”之間的界限。
第四，學“道”的方法。
王根先生認為，事事都是學問，事事都有天理。“即事是學，即事是道。”[16] “道”是人的天性，天性之體本自活潑，正如鳶飛魚躍一般。“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17] 至於學習經書，則不過是為了“印證吾心”，達到“良知”而“知性”。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間，印證吾心而已矣。[18]
王根先生主張，學習者如果能“握其機”把握住關鍵，何必再去“窺陳編”看書？他還認為：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正須養微致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工夫做。[19]
“若功夫得力，然後看書”，以求“溫故而知新”，防止“放下書本，便沒工夫做”。這竟似有點反對教條，注重實踐，強調理論聯絡實際的意味了。
王根先生作有《樂學歌》，認為學“道”須“真樂”。“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仁者安處於仁而不為物所動；智者順乎仁而不為物所陷。仁且智，——君子所以隨約樂而善道矣。”[20]
同時，對於“道”，更強調必須全面地把握。
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全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枝葉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卻未見根者。須是見得一株全樹始得。[21]
這段文字，確實很像是《荀子·解蔽》“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的一個明代翻版。
第五，天下“至善”的典範是“師”。
王根先生認為，為人師表、啟發愚蒙的“師”，是“至善”之“道”的體現者。他說：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萬物依於己。故出則必為帝者師，處則必為天下萬世師。出不為帝者師，失其本矣；處不為天下萬世師，遺其末矣。進不失本，退不遺末，止至善之道也。[22]
有人懷疑王根先生“好為人師”，他有如下辯解：
董子某問：“先生嘗曰‘出必為帝者師，處必為天下萬世師’，若疑先生好為人師何如？”先生曰：“子未學禮乎？”董子曰：“亦嘗學之矣。”先生曰：“子未知學為人師之道乎？”董子曰：“願終教之。”先生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為人師也。學不足為人師，皆苟道也。故必修身為本，然後師道立，而善人多矣。如身在一家，必修身立本以為一家之法，是為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為一國之法，是為一國之師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為天下之法，是為天下之師矣。故‘出必為帝者師’，言必尊信吾修身立本之學，足以起人君之敬信，來王者之取法，夫然後道可傳，亦可行矣。庶幾乎己立後，自配之於天地萬物，而非牽以相從者也。斯出不遺本矣。‘處必為天下萬世師’，言必與吾人講明修身立本之學，使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夫然後立必俱立，達必俱達，庶幾乎修身見世而非獨善其身者也。斯處也不遺末矣。孔孟之學正如此，故其出也，‘以道殉身’，而不‘以身殉道’。其處也，學不厭，而教不倦，本末一貫。夫是謂‘明德’、‘親民’、‘止至善’矣。”[23]
王根先生認為，只要做到“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此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為獨盛也” [24]。 他進一步闡述為師之道：
門人問：“先生雲出則為帝者師，然則天下無為人臣者矣？”曰：“不然。學也者，所以學為師也，學為長也，學為君也。帝者尊信吾道，而吾道傳於帝，是為帝者師也；吾道傳於公卿大夫，是為公卿大夫師也。不待其尊信，而銜玉以求售，則為人役，是在我者不能自為之主宰矣，其道何由而得行哉？道既不行，雖出，徒出也。……故吾人必須講明此學，實有諸己，大本達道，洞然無疑，有此欛柄在手，隨時隨處無入而非行道矣。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使天下明此學，則天下治矣。是故出不為帝者師，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為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則遺其末矣。皆小成也。故本末一貫，合內外之道也。”[25]
《通書》曰：“‘喝為天下善？’曰：‘師。’ ”師者，立乎中，善乎同類者也。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非天下之至善，其孰能與於此哉？[26]
總之，為師之道，止於“至善”，其最終目的，乃是為了“朝廷正”，“天下治”。
第六，“道”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作用。
王根先生認為，“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27] 並且主張先“做學”，“而後入政”。他說：
社稷民人固莫非學，但以政為學最難，吾人莫若且做學而後入政。[28]
“身”是“治天下”之“本”，故先要“誠心”，“致良知”，即達到“至善”的“良知”，回覆到人性“至善”的初始狀態。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其心而已矣。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誠，則無事矣。故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是學至聖人，只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知不善之動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動而復之，乃所謂“致良知”，以復其初也。[29]
王根先生從平民的立場出發，探討如何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他主張，不怨天，不尤人，以身作則治天下。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30]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不怨勝己者，正己而已矣。君子之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亦惟正己而已矣。故曰：不怨天，不尤人。[31]
他終身未仕，慨歎未得機遇；然而，不肯背棄自己的“道”，曲意逢迎，“以道殉人”。“道”與“身”，“原是一件”，但由於社會環境的不同，而往往因時而異，各有所側重。天下有道之時，“道”為人們的“身”服務，為了使人們生活得更好；天下無道之時，人們則為了追求和維護“道”而獻身。而如果認為可以為了某個別“人”而犧牲“道”，那麼，這種“道”，就好像是小妾一樣的“道”了。他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人者也。”“以道殉人，妾婦之道也。”[32] 王根先生並且“常誦此，教學者以立本”。其學生有平民，也有高官。曾多次有人上疏，推薦他做官，他卻堅辭不仕，終至以身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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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對王根先生學說的核心範疇——“道”的分析考察，可知其“道”的特點是“中”，即合適、適中、中庸；“道”是“天然自有之理”，並且不能加入“人”的“意見”。“道” 就是“至善”，也就是“良知”，就是“性”，就是“身”。王根先生以子思《中庸》為出發點，經過“性善論”的橋樑，最終將形而上的天理“道”，與形而下的、作為“性”之載體的“身”，合而為一。由“道”、“身”合一，體現天人合一，成為其“道”之一大特徵。他強調，“道”沒有古今之異，沒有等級差別，聖人之道與百姓日用之道無異；對於“道”，必須全面地把握。
至此，已可以清楚地看出，黃宗羲《明儒學案》稱王根先生“謂‘百姓日用即道’”，在語義表達上是欠完整的；而《心齋先生全集·年譜》和《中國思想通史》中，用“百姓日用之學”的命題來概括王根先生的學說，似亦不夠全面。事實上，力求準確地把握王根先生學說的真實含義，絲毫也不會影響其作為偉大的平民啟蒙思想家的崇高歷史地位；而且，惟其如此，方能使對於泰州學派和王根先生學說的研究更加深入。
註釋：
[1] 見第四卷下，第978頁。
[2] 《心齋先生全集》，亦名《重鐫心齋王先生全集》，清王世豐刊本；泰州市圖書館1986年影印，綫裝二冊。
[3]、[4]、[5]、[6]、[12]、[14]、[15]、[16]、[17]、[18]、[19]、[20]、[21]、[22]、[24]、[25]、[27]、[28]、[30]、[31]、[32] 《心齋先生全集·語錄》。
[7]、[8]、[9]、[11] 《心齋先生全集·答問》。
[10] 《心齋先生全集·天理良知說(答甘泉書院諸友)》。
[13]、[26] 《心齋先生全集·安定書院講學別言》。
[23] 《心齋先生全集·答問》。
[29] 《心齋先生全集·復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