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傳播早期研究中的批判學派論文
組織傳播早期研究中的批判學派論文
摘要：本文介紹了哈貝馬斯和姆貝等人為代表的批判學派中蘊含的組織傳播思想。
關鍵詞：組織傳播；批判學派；傳播思想
權力問題一直是組織傳播研究的中心問題。權力直接影響著組織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係，權力在組織中往往透過“管理規定”這一基本要素體現出來。組織中的每一種規定，都代表著把一個人的選擇強加給另一個人，也就是把接受規定者的意識，改變成為一種與規定和規定者相一致的意識。這種規定與被規定的鬥爭，導致了組織傳播中的人性化與非人性化問題的產生。因此，人們必須用批判的眼光，才能找到組織傳播這個規定與被規定問題的的根源，透過改造行動，才可能創造一個新的、能使追求更完美的人性成為可能的新環境。組織傳播研究中的批判學派也就由此產生。組織傳播研究的批判，意味著將組織中隱蔽著的聯絡和原因提示出來；它也意味著調停，例如，為那些因為權力壓迫而可能會處於組織傳播中不利狀況的人提供某種對策。
一、批判學派及其主要觀點
組織傳播批判學派的哲學基礎來源於卡爾馬克思（Karl Max），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勞資關係進行了考察。他的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關係先天失衡，而勞工最終將起來反抗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相信，“批判”會由於揭露有關人類社會狀況的基本事實而導致革命。他指出，我們目前必須完成的使命十分明顯：對現狀進行無情的批判，無情意味著批判無畏於其發現，其正像無畏於與權勢之間的衝突。法蘭克福大學的一群理論家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思想，逐漸形成在哲學社會科學界深有影響的批判學派。福斯特指出：組織批判理論主要是以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為根基的，組織批判理論家是這樣一些學者，他們以一種調研的和批判的態度進行社會分析，以一種源於修正了的馬克思式的分析觀點，指導社會結構的研究。在批判理論的核心觀點中，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假設和論點，都定位於並響應著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
法蘭克福學派孕育於1923年建立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其間經歷了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阿多爾諾（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等幾代人的共同努力逐漸發展起來。[1][2][3]它的理論核心是對封閉的哲學體系的厭惡，“如果以為它是封閉的體系，那就會扭曲它本質的開放性、探索性及末完成性”。[4]因此，批判學派的學者們在廣泛評述科學、文化、理性、社會系統和經濟系統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是與具有實證主義傾向的社會理論相對立。批判理論認為，實證主義的社會理論是一種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理論，它以推崇“事實”為名，掩蓋了歷史發展的“否定性”，從而導致了順從主義和保守主義。二是注重批判。批判理論認為，哲學和社會理論的宗旨就是批判，既批判現存的社會制度，也批判現實中的各種文化、世界觀和意識形態。批判既意味著對現存的學說在理論上的變革，更意味著批判地分析現存社會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三是強調綜合性研究。批判理論認為，資產階級的人文學科已被四分五裂了，它根本無力全面完整地闡述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存與發展。因此，社會理論研究必須改弦更張，採用整合的、交叉學科的方法來探討重大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批判學派採取激進的參考架構，將組織視為支配與主宰的權力所在。此外，這一學派把理論看作是能使個人從支配性的組織勢力中解放出來的一股力量，並把理論家看作是在促使組織變革方面起著積極作用的人。他們相信，某些社會結構和過程會導致基本的權力失衡；權力失衡將導致某些社會階層和團體異化和遭受壓迫。因此，批判學派學者的作用在於探索和揭露這些失衡的現象，並且使被壓迫團體注意到這個現實。不管是透過直接的政治行動，還是透過被壓迫個人的覺醒，都有可能達到解放的目的。
二、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
當老一輩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們躲在工具理性批判的背後，為工具理性無限膨脹而弊端百出的西方社會大唱輓歌，把批判理論推向絕境的時候，哈貝馬斯發現在生活世界的傳播行為中，蘊藏著拯救現代性的理性的力量。傳播理性不僅能在與工具理性的抗衡中，阻止系統的勢力藉助金錢和權力操控的媒體，向生活世界侵蝕和蔓延，而且還能重建批判理論的規範基礎。哈貝馬斯以“系統—生活世界”雙向分析架構，為“晚期資本主義”把脈，認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病症，只有藉助於釋放傳播理性的潛能才可以消除。
“傳播行為”這一概念，是解析“傳播行為理論”的核心範疇。哈貝馬斯在《認識與興趣》這部早期著作中，把“勞動”和“相互作用”的區分，歸結為工具性行為和傳播性行為。但他認為這種分析並沒有充分抓住這兩種行為最一般的區別特徵[5]。後來他將社會行為區分為“戰略行為”和“傳播行為”兩大型別[5]。在《交往行為理論》中，哈貝馬斯從理論社會學角度，對傳播行為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劃分。他說：“傳播行為概念把語言設定為傳播過程的媒介，在傳播過程中，參與者透過與世界發生關聯，並且彼此提出有效性要求，它們可能被接受，也可能被拒絕。這種行為模式設定，互動參與者可以把我們迄今為止所分析的行為者，與世界之間三種關聯中潛藏的合理性力量動員起來，以便實現相互共同追求的傳播目標。撇開符號表達的完整性不談，一個追求傳播的行為者，必須和他的表達一起提出三種有效性要求，即：所作陳述是真實的（甚至於只是順便提及的命題內涵的前提實際上也必須得到滿足）；與一個規範語境相關的言語行為是正確的（甚至於它應當滿足的規範語境自身也必須具有合法性）；言語者所表現出來的意向必須言出心聲。也就是說，言語者要求其命題或實際前提具有真實性，合法行為及其規範語境具有正確性，主體經驗的表達具有真誠性。”[6]
哈貝馬斯所追求的真正合理的行動，可以透過去除傳播中的各種約束而產生，控制就是其中一種經常在我們達成共識的嘗試中，受到扭曲的一種約束。此外，不對稱的傳播也必定會產生扭曲。在社會生活中，正如同在個人內心的情況一樣，這些扭曲在任何解放思想的過程之前，都是必須加以揭示的。因為哈貝馬斯主張公開的和無約束的討論，不受控制，堅持合宜而恰當的行動取向的原則和規範。而且，在任何等級的政治和再政治化決策過程當中體現這種傳播，是使得像“理性化”等概念得以實現的惟一途徑。最後，透過一種普遍的、批判性的自我反省過程，我們或許可以重新恢復一種啟蒙的人類行動所需要的，與實踐之間的緊密結合，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而恢復人的實踐習慣。
哈貝馬斯將他的哲學立場，通過幾種不同的方式應用於組織意義形成問題。第一，他指出，知識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而存在的，而是來自構成知識的技術、實踐和解放旨趣，其中每一個都框定著日常知識和以不同方式由社會探求產生的知識。第二，他的理論是作為對意識形態和統治的批判的基礎發展起來的。他認為，後期資本主義社會對技術—理性知識的強調，透過把一切知識問題簡化為技術問題，否定了社會行為者在政治決策過程中的積極參與，其結果是形成對“專家”的崇拜。第三，他對意識形態和統治的批判學說，是在傳播能力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後者表達瞭解放旨趣。傳播能力使得個人透過自我反思，實現從客觀化的政治條件下得到解放的能力。這樣的反思可在理想的言語情境中預測到。它提供了真理聲言推理產生的語境。他認為，普遍化的旨趣受制於利己的需要。其結果是一個政治上冷漠的社會，它透過統治而產生虛假的一致意見和合法性。[7]
三、姆貝的組織意識形態批判理論
丹尼斯姆貝（Dennis K.Mumby）利用他在當代語言學、語言哲學、傳播學等諸學科方面的廣泛涉獵和深入研究，從意義、解釋、話語、組織文化等關係及其定義的分析入手，透過對哈貝馬斯、阿爾都塞、瑟爾伯恩和吉登斯的理論的介紹、評述和批評，深刻闡述了傳播理論在現代的組織研究中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代表了美國組織傳播批判學派的較高研究水平。他的研究直接指向傳播和統治權力（霸權）之間的關係。闡明組織中權力的行使，就是一個群體得以以自己的旨趣對其他群體的旨趣（需要、利害關係、世界觀）進行框定。因此，這種由霸權贊成的組織意識形態，與組織文化和故事敘述結合，為掌握權力的群體對組織的一切活動提供參照框架。權力的使用與組織的意義形成密切聯絡在一起，而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傳播過程的限定。
意識形態與霸權。意識形態是以政治和經濟理論為基礎的一套思想體系。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歸納了意識形態的三個主要功能：（1）把區域性利益表現為整體利益；（2）對矛盾存在的否認或對其進行演變；（3）透過具體化使目前的'狀態合法化。第一項功能涉及意識形態為具體群體的特定旨趣下定義的過程，它把這些旨趣看做具有普遍的意義。葛蘭西（Gramsci）的霸權觀念或許最好地反映了意識形態的這一功能。霸權常常被曲解為某一階級（或階級派別的組合）對其他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支配。事實上，霸權是指“某一階級把自己的利益同其他社會集團的利益相聯絡的能力”。因此，霸權是領導而非支配或控制，它是“透過把具體的社會實踐和意識形態規範中的立場聯絡起來，對公眾意識或常識進行殖民化”而實現的。[7]意識形態表達的是維護和支援處於統治地位的群體的利益，壓制處於從屬地位的群體的利益。在這一意義上，意識形態使居支配地位的意義的形成具體化了，
使其成為自然的、就像事物本來那樣合理的事物的秩序，這樣的社會結構就不再被認為是人為建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組織是刻意設計的社會結構，它是由個人、團體或階級為了實現某種目的而建立的。這些個人團體或階級，可以在組織中發號施令。而意識形態正是透過質詢的過程，起到形成和再現組織成員的主體性的作用。據此，統治群體的利益被不加批評地視為所有組織群體的利益。因此，意識形態被認為不僅是一級信念，而且是一個構成社會行為者的組織意識的、有具體內容的意義體系。[7]意識形態強有力的影響，與日常的組織和研究實踐緊密相連，並且以一種使組織中發生的事情，以及研究者和他們的理論在其中所扮演角色複雜化的方式來進行。
2.意識形態與組織文化。組織系統和結構隱藏的權力，是批判學派關注的一箇中心問題。姆貝著重探討意識形態隱藏的權力與統治之間的關係，即透過這種隱藏的權力，使組織中的某些群體受益而使另一些群體的利益受損。姆貝所感興趣的不是研究權力的使用是否合法，他更關注的是隱藏權力如何在組織中起統治作用，以影響組織內旨趣體系的結構形式。他提出了“把組織文化視為文化‘變形’的潛在場合的概念”。因為組織是擁有各種相互衝突的目標和利益的各個群體的產物。“一個組織在它能夠產生、維持和再現那些維持某群體的需要的組織實踐活動時，它就在為該群體的利益服務。該過程的一部分，包括以支援現存的統治關係的方式建立組織的意識形成，使得區域性的利益成為全域性利益。在這方面，組織的意識形態，如在推論行為中所顯示的，以一定的方式向組織成員提出質問，提供了一種特別的組織意識。由於意識的意義形成在個人的主觀性的構成中所起的作用，它們變得自然化了，被想當然接受；即是說，它們成了組織形成過程內在的一部分。”[7]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組織傳播不僅作為資訊傳送的工具，而且是創造和再現由意識形態構成的組織現實的社會物質實踐。“意識形態意義結構的傳播同交流有著內在的聯絡，而且在組織環境中可對傳播進行動員，從而使為某些社會群體的利益服務的社會現實的特有形式合法化。”[7]
3.意識形態與話語、故事。在傳統上，故事講述被看做是一種無政治意義的活動，除非所講的故事在內容上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然而，話語與故事有助於加強一種文化的意識形態力量，也有助於鞏固其力量的來源。當人們談論神話英雄故事時，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是故事的起源還是結束，這些敘述都會揭示出一種文化信仰和價值觀。姆貝認為：“每一類符號都在描述、能量控制和系統維持等各層次發揮功能。因此，作為組織生活某一特別方面而表達的、不斷講述的故事可能起著描述功能（提供資訊和會引起同感的體驗），能量控制功能（加強或減弱成員之間的緊張氣氛），或透過把該符號作為某些行動（兼併，裁員等）的理由使用而促進系統的保持。”[7]也就是說，組織傳播中象徵性隱喻的研究，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對文字語言的風格修飾，它實際上構成了社會行為者的體驗。因為在隱喻和組織結構之間，存在著一種互動的關係。不同的、而且常常是矛盾的隱喻結構，都爭著希望被接受為組織的支配觀點的表達語，從而對一個組織符號體系的控制甚至比對組織中權力旨趣的控制具有更大的意義。因為，一切用符號表示的組織行為，都能以某種方式對組織現實及組織權力的結構形成起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姆貝說：“組織權力是由組織符號體系的結構所構成並得以再現的。”[7]
四、批判學派的組織傳播思想
總得說來，批判理論家運用的研究方法論是“意識形態批判方法”。在批判學者看來，組織文化理論基本上是意識形態的，而且這一意識形態維護的是資本主義。[8]批判學派理論家善於收集關於語言、動機和行動的解釋文化資料，並對存在於組織中的權力關係作了判斷。這是一個很主觀的事業，不僅批判理論家們可能與文化研究者們一樣為他們的錯誤而遭到批評（如樣本過於狹窄，在選擇參與者和事件中存有偏見），但他們也可能被稱為“傑出者”。[9]
批判學派十分強調組織權力，權力依存於構成組織生活和社會結構的過程，而組織權力是傳播互動和傳播關係的產物。摩根就認為，強調對知識和資訊的控制、人際聯盟、網路以及對“非正式”組織的控制，是形成組織權力的重要因素。其次，批判學派認為，組織的過程就是傳播和形成控制的過程，即使是當前較為流行的，被認為是所謂發揮僱員民主的團隊管理方式，也已經完全蛻化，比如團隊制定的紀律往往更加行之有效，更加無法理性，更加不可抗拒，甚至不如在官僚控制體系下的紀律那樣顯而易見。[10]
批判學派重視透過對於組織故事、隱喻和話語敘述的解釋和推論，直接從普通常見的組織傳播表象中，揭示出蘊涵其中的權力、話語、意識形態和統治的深刻體驗，發現組織故事、隱喻和話語敘述與組織結構之間的象徵性互動的關係，從原本是積極的敘述中推論出組織傳播中的消極方面，從而加深人們對於組織傳播符號控制的權力旨趣問題的認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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