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歷程論文
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歷程論文
自２０世紀２０年代以來，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歷程，大致可劃分為三個時期。即１９２８—１９７６年的資料積累期，１９７７—１９８５年的初步探索期，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的全面開展期。２００１年以後，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的開展為標誌，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又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一)1928-1976年的資料積累期
在１９２８—１９７６年期間，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大體上處於資料積累的初始階段。１９２８年由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對安陽殷墟的發掘，可作為這一階段開始的標誌。其中又可以１９５９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為探索夏文化而開展的豫西考古調查為標誌，將這時期區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在這時期的前一階段中，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為探索商代文明，對安陽殷墟進行了１０年１５次的發掘。發現了商代後期王都的宮殿宗廟建築基址群、甲骨檔案庫、王陵和千餘座為祭祀王陵而犧牲的小墓或祭祀坑，出土了一批反映商文明特點的甲骨文、青銅禮器、兵器、車飾等。這些發掘研究成果，使當時的一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如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等，開始認識到商殷時期已經出現國家。１９５４年，曾多次主持安陽殷墟發掘的李濟，依據安陽殷墟１５次發掘的收穫，首次探討了中國文明的開始和特徵，並於１９５７年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了《中國文明的開始》（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另一方面是追尋殷墟商文化的源頭，在山東、河南等地探索龍山期文化遺存。至１９３９年，梁思永研究龍山期文化遺存，在提交第６屆太平洋學術會議的《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總結了龍山文化的特徵，並將龍山文化分為山東沿海區、豫北區和杭州灣區；他認為龍山文化與殷文化在１０個方面有著共同點，後崗二層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驅。該文實際上點明瞭龍山文化時期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階段。
在這時期的後一階段中，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主要是圍繞對二里頭遺址的發掘與二里頭文化的研究來探討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以及探索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經濟形態和私有制起源問題。
對二里頭遺址的發掘，至１９７３年全面揭露出一座面積約１萬平方米的宮殿建築基址，以及一批銅器、玉器和大型石磬等，並將二里頭遺址的文化堆積分為四期，宮殿基址、銅器、玉器屬第三、四期。這些發掘資料公佈後，圍繞夏文化探索或早商文化研究，對中國國家起源問題展開了初步探索。
對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經濟形態和私有制起源問題的探討，主要是伴隨著對各地龍山文化和齊家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而展開的。其中，對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及有關問題的討論，是引發對中國文明起源研究蓬勃開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１９７７—１９８５年的初步探索期
標誌這一階段開始的研究工作有兩項。一項是唐蘭對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劃符號的研究，提出中國有６０００多年的文明史。另一項是由安金槐率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展的夏文化探索過程中，在登封告成鎮西發現“王城崗”城址。
１９７７—１９８５年期間，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尚屬初步探索階段，其特點仍然是考古探索為主導，在區域性領域展開。形成的'對中國文明起源研究有顯著推動作用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幾項：
１、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的發掘與研究；
２、對環太湖地區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中作用的初步認識；
３、史前城址的發現與研究；
４、遼西紅山文化的新發現及其研究的新進展；
５、夏文化探索中有關研究熱點的形成；
６、田昌五對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的新的認識；
７、李學勤提出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
８、夏鼐對中國文明起源的系統研究。
其中，夏鼐的《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文，是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史上一篇劃時代的文獻。他在理論上澄清了以往對文明概念的模糊認識，明確瞭解決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與途徑，以及探索的物件與範圍，初步解決了中國文明的形成問題。他指出：現今史學界一般把“文明”一詞用來以指一個社會已由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應該由考古學研究來解決；二里頭文化，至少是它的晚期，已達到了文明的階段；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主要物件是新石器時代末期或銅石並用時代的各種文明要素的起源和發展；中國文明是在中國土地上土生土長的。這些論述，為以後的中國文明起源研究指明瞭方向、奠定了基礎。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在該文發表之後，才開始全面的展開。
(三)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的全面開展期
標誌這一階段開始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蘇秉琦全面介入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並提出：遼西發現的紅山文化晚期的“壇、廟、冢”等遺存，是中華文明的新曙光；這一發現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１０００年。他還提出了：“要復原中華５０００年文明古國曆史的本來面貌，復原中華民族歷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的奮鬥目標。蘇秉琦提出這些新觀點的直接後果，一方面是在學術界引起了爭論，另一方面卻促動了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展開。１９８９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還在時任所長徐蘋芳主持下組成了文明起源課題組，開始了有組織、有計劃的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期間，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最大特點是：廣大學者積極參與，學術思想十分活躍，涉及的研究領域與時空範圍空前廣泛，突出地展示了與中國進入新的歷史發展時期相適應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景觀，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史前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學的發展，促進了中國先秦史的研究。
如在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發表的有關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論文，數量很大，約有８００多篇。還出版了《中國文明起源新探》（蘇秉琦著）、《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李學勤主編）、《農業發生與文明起源》（嚴文明著）、《中國早期國家》（謝維楊著）等１０多部研究專著。對中國文明起源模式的認識，初步形成了以蘇秉琦、安志敏、嚴文明等人分別代表的幾種學術研究流派。並在前一階段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基本形成了四種有關中國何時進入文明時代的主流看法。
第一種觀點認為，在二里頭文化時期中國進入了文明時代。這是因為目前從考古學上能夠將中國文明社會形成說得比較清楚的，仍然是二里頭文化。第二種觀點認為，在龍山文化晚期中國進入文明時代。這主要是眾多的考古發現表明，許多文明因素在各地的龍山文化晚期已經形成。第三種觀點認為，在距今四五千年間中國進入了文明時代。這大致是以中原、海岱等各個主要區域內龍山文化形成的年代為依據。其中，中原地區的陶寺文化開始出現高層次的文化內涵應是一個重要的界線。第四種觀點認為，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前中國進入文明時代。這主要是以紅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仰韶文化晚期等發現的高層次的文化遺存為主要依據。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對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在宏觀上獲得的重大進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１、發現了一大批距今四五千年或５０００多年的高層次的文化遺存，豐富了中國遠古文化的內涵。如果說這還不夠將中國文明的形成時間向前推進了幾百年，那麼這至少是將中國的一些文化成就向前推進了幾百年，甚至是上千年。
２、對幾個主要區域，即自然地理環境條件比較優越的區域，其文明化程序，看得越來越清楚了。其中，中原地區在中國文明起源過程中的作用與地位，也越來越明顯，對其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如龍山時代形成的以中原為中心的文化分佈格局，龍山時代中原的陶寺文化及年代晚於它的二里頭文化所顯示出來的在中國文明程序中的作用等，都是不可能被低估的。
３、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特點，尤其是公元前１萬年以來或者是距今６０００年以來至秦統一前的社會特徵與特點，發展階段等問題，加深了認識。還形成了有關中國國家起源與發展的新的學術體系。即蘇秉琦探索提出的中國國家起源經歷了古國、方國、帝國三個發展階段和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三種發展模式，以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特點等新的認識。
４、進一步確立了１９８３年由夏鼐指明的中國文明是土生土長的文明，並得到舉世公認。
５、確立了中國文明是世界東方最早的文明。
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為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在２１世紀的繼續深入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