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和發展行政學的理論論文
繼承和發展行政學的理論論文
在本世紀初傳統行政管理理論時期以古立克、厄威克為代表的行政管理學派和以韋伯為代表的官僚體制學派等，著重研究正式組織理論，強調革新行政方法，提高行政效率，遵循行政程式，嚴格行政法規，但是他們忽視人的願望、動機和態度以及價值觀念的變化對行政行為和效率的影響，其觀點適用範圍有限。
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由三大學派形成行為科學理論，針對傳統行政理論不足.著重研究人性。以孟斯伯格（HugoMiinster-berg)的科學管理與心理聯結論、梅堯等人的胡桑試驗學派和巴納特的權力理論以及麥葛格羅的y理論等組成的人際（群）關係學派，以李維特（HavoldJ?leavitt)的行為模式說、馬斯婁的需要層次說、何茲伯格的二元因素說、馬克利蘭（David<：?Meclelland)的成就動機說和佛魯姆（VictorV?ioom)的期望值與期望說等組成的激勵動機學派（平衡系統理論），以赫曼(GeorgeC.Homanns)的社會測量說、以雷茲（JosephReitz)和謝立夫（M.Sherif)的團體衝突說等組成的團體動力學派（社會系統理論）。這一時期的理論突破傳統行政管理的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重點由事擴充套件到人的心理和行為，由主觀價值判斷為主轉為以驗證方法為主，由消極限制到激發職工行為，由靜態到動態改變對人的看法，用積極的措施滿足職工的願望。但他們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過於強調人的自覺性，把人的自我管理理想化，忽略組織制度、結構和法規的作用，忽視周圍環境對行政管理的影響。
因傳統的和行為科學理論皆有所偏-在I960年前後，出現了系統理論時期，他們著重研究行政環境，由系統、生態、權變三大理論組成，即以赫爾（RichardH-Hall)為代表的環境系統說.以帕森思為代表的組織系統說，以卡斯特和羅森韋格為代表的組織界限與開放說組成的系統理論；以高斯、雷格斯、張金鑑為代表的生態（發展）理論；以盧生（Fredluthem)為代表的權變理論假說、以吉勃生（JamesL?Gibson)為代表的權變組織設計說，以謝恩（E?H?Schein)的組織人與管理措施、以卡里索（HowardM.Carlisle)的情勢變數與權變管理模式說組成的權變理論。這一時期理論家認為，既要從靜態（法制）觀點研究組織作用，又要從動態（行為）觀點研究人的作用，還要注意研究組織、人員與環境的互動關係，組織應適應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不斷調整內部結構和工作程式，因此，它又是一個開放系統。這樣對組織的認識由封閉觀到開放觀，視組織為.內部靜態因素與外在動態因素的結合體；注重對組織的整體分析，既考慮外在環境對組織的影響，又研究組織內部次級系統的內容並加以整合?形成完整統一的組織；強調管理制度與內環境（人、事、財、物等）和外環境（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相適應，具有彈性，通權達變。他們雖開創了行政理論的新里程?但仍有不足之處，主要是重視管理制度的適應性，守成有餘，忽視革新性，促進環境改變，使管理制度日趨理想；強調整體分析，範圍廣，費時耗資，使管理者不敢輕易下決心，如拖延不決，問題更難解決。同時.權變理論注重個案的處理方法，輕視一般原則與方法，給學習培訓工作帶來困擾。
各個時期的行政學家除了探討上述理論以外，還從各個側面研究行政理論。許多學者研究行政領導理論.其中從1930年到1950年有戴維斯（KeithDavis)、斯杜地CR.M.Stogdill)、泰羅（O.Tead)等為代表的的人格待質理論，認為領導者的人格決定領導成敗>從950年起有巴納特和李彼（R.Lippitt)、費雷（Filley)及敖斯（House)等為代表的情勢理論.認為領導必須適應客觀的形勢和環境變化，根據不同的變數（地理環境、人員素質和社會心理等）採取不同的領導方式才能制勝；還有功能理論.認為專家應領導專業.專家的專業知識決定領導的成敗；部屬理論.認為“強將手下無弱兵群分擁護與否決定領導成敗，折衷理論.認為成功的領導者取決於主觀與客觀的密切配含；此外,溥連奇(JohnR.PFrench)和芬iBertramRaven)等提出影響決定論.認為領導就是影響力，影響力的大小決定領導的勝負。影響力與權力地位沒有必然聯絡.有權力的人不一定個個都能影響人.有影響的人不一定個個有權力。
八十年代以來，我H愾%行政管理學.不僅介紹了現代行政管理理1&,而且把芒“三論”和新“三論”的理論觀與逐步引進到行政管理學科中。這樣.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垂礎的我囯行政管理學相容幷包.正在孕育著新的理論體系，在吸收現代管理理論的基礎上.總結中國行政管理歷來的經驗.探索適S令日中國發展的新理論，是廣大行政學者和行政工作者責無旁貸的重任。
從系統觀點來看，行政管理對社會系統來說，它是一個子系統，對各個行政部門來說，它又是一個大系統。因此，必須用系統理論來指導行政工作。我們總結新中國40年的偉大成就的同時，不妨冷靜地反思一下.為什麼每隔10年失誤一次.50年代末大躍進，60年代末大動亂，70年代末洋冒進.80年代末通貨膨脹。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一些領導者決策常常缺乏系統觀念，進行封閉式的自我調整，頭疼醫頭，腳疼醫腳。這種決策的短期行為.加劇社會公共事務的無序性和不平衡性，造成工作的被動局面，積重難返。痛定思痛.我們要深刻認識到，行政事務、人員及其環境是相互聯絡的整體，處於經常變化之中.開展行政活動不能顧此失彼.要認真選擇各種事物的最佳聯結點，即中點，以保持動態平衡a這就是說.在行政管理中要堅持適中的原理，因勢（時、地、人、財、物等）而異.把握關節.促進公共事務的協調發展。
適中論的要點：
（1)“中”是一個哲學它存在於一切事物及其相互聯絡之I'h]=黨、政、企、事、團（'體）和工、農、商、學、兵是互相聯絡的.各項行政活動(決策）必須有助於密切它們的關係.才能促進社會穩定、和諧的發展。為此，要確認它們之間聯結的關節，這關節就是“中”。“中”即“正”:過去常說矯枉必須過正.過正才能矯任。其實.轎任不能過正.過正就不能矯枉。
(2)世界萬事萬物充滿矛盾.有予盾就有“中”，有多少予盾就有多少“中因此，"中”是?彥透幷包含兩個對面的統一體.它們彼此存在相互依存的關係‘中”既聯接兩極的矛盾.又協調兩極的關係，它既是矛盾對立的產物.又是矛盾統一的契機。每一具體行政工作、環節和專案都有“中”。人事工作中的獎懲、工資和福利等;辦公室處理問題、經費開支和各項決策都要適中，適中則行，行則成；反之，失中則亂，亂則誤。
(3)社會公共事務紛紜複雜、千變萬化，因而，在行政管理決策時，不能把“中”看成為固定不變的樞紐，兩頭一般長，四周一樣齊，而應該隨時移易，以變應變，。不僅要遵循客觀事物本身發展的規律，還要與政治、法律、道德等社會環境相適應，使“中”上下貫通，左右相聯，符合行政之道。它隨著事物的發展而發生變化，才能保證行政管理在競爭的社會里取得主動權。為此，需要不斷調整各種關係（政治權力、經濟分配、社會結構等），“中”是調整的動作，又是調整的目的，緩和矛盾，共求生存和發展。從運動平衡的角度上來說，中則平，平則和，和則諧，各項事業發展就有新的希望。所以，行政領導應及時解決社會上種種錯位現象，本末有序，主動地、合理地調節社會各個階層、集團的正當權力和利益，切實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提倡正確的價值觀念，既反對精神萬能，又反對金錢至上，就可能給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帶來新的`生機，逐步達到理想的目標。
(4)一切事物都有兩個極端，經常不斷地發生變化，因此，我們不僅要把握事物兩個極點，還要不斷調整中點。好比物理學上把握物質重心一樣，在改革和建設事業中，也要把握其重心，才能保持動態平衡的局面，使社會穩定的、真正的進步。因此，中則立，立則興，興則旺。我們過去失誤，誤就誤在沒有抓住事物的重心，沒有集中精力用心去尋找恰當調節事物兩極關係的中點。遇到問題，不是急急忙忙做結論，就是拖拖拉拉推責任，經常非此即彼，固執一端。好走極端，貌似進步，實際退步，走到終點，等於回頭。連續四次向左轉，便回到原地。1958年，我國熱衷於十二個大躍進，結果大躍退，過“苦日子”。由於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思維方式，儘管領導人曾經認識其錯誤，但不可能改正錯誤。近幾竽來，又急於翻番，結果險些翻車，過“緊日子”。嚴峻的事實，不正說明好走極端的結果是倒退嗎？好比蒙面牛拉磨，雖然磨出了很多東西，但畢竟仍在原地推磨。
(5)“中”對全域性（整體、長期、共性）來說是不偏不倚的.但對區域性（特殊、暫時、個別）來說有所偏重。這種偏重是以服從並眼務全域性為前提條件的。政府對某些地區、階層、集團在一定的時間內採取優惠政策，正是為了全域性的利益。任何具體事物都有自己的“中”，它在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與外界保持協調和諧的狀態，火偏於炎上，水偏於潤下，這種偏就是“中”。因此，“中”是事物存在的客觀狀態，也是行政行為與這種客觀狀態的符合。那種不左就右，不右就左，背離其中，必然失誤。人們根據客觀實際情況，確定建國、立國、興國、富國的行動方針，恰到好處，就是“中”，“中”則正，正則立，立則強。
關於“中”的觀念，是我們中華民族理論思維的精華，“中者，天下之正道”。由此而闡發的中正、中立、中和、中興、中行、中用等思想，至今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回顧建國四十年四大失誤，其思想方法上的原因就在於違背“天下之正道”——“中”。過去我們長期以階級鬥爭為綱，“興無滅資”。社會主義是建立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基礎之上，我們應透過學習資本主義的一些有用的經驗，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有其中點，如果忽視這一點，時而強調精神萬能.時而強調金錢萬能，各執一端，就要破壞兩個文明的平衡狀態，不僅不能建成高度文明的國家,而且還可能要遭到規律的懲罰。過去.我們黨和政府企圖透過大平均，使農民共同富裕，已成為空想。近幾年又想透過大包乾.鼓勵一些人先富裕起來.帶領大家共同富裕，現在看來在解決貧富這對矛盾中，也需要找一個適中方案.K靠大包乾是不行的。必河制定正確政策，有利十大多敉人逐步富裕起來。否則，即使少玫人富了，也與社會主義目標相悖。此外.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必須使各種組織權力適中，集權與分權要適度.如果集權有餘，分權不足.權力過分集中這一總病根不從拫本上徹底醫治，許多舊病仍將復發，包括權力膨脹症、投資飢餓症、決策近視症、建設浮躁症等。反之亦然。因此，從理論上深刻反思.總結四十年的經驗教訓，提高廣大幹部思維科學化的自覺性.是行政學界十分迫切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