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耶阿本德對科學史的詮釋論文
費耶阿本德對科學史的詮釋論文
眾所周知，費耶阿本德雖然被公認是歷史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而他的歷史主義思想卻與庫恩等人的歷史主義含義大相徑庭。其基本區別是：儘管庫恩等同樣是以科學史為研究物件，認為科學是一個不斷演變更替的動態過程，不是一種凝固的靜態結構，應該透過豐富的科學史料和詳盡的案例分析來概括總結科學方法論、認識論、科學的性質、結構及其發展演化規律，但是他們在研究科學史時，運用的方法卻沒有超出形式邏輯的思維方式。而費耶阿本德則不同，他已經認識到不能再將科學史僅僅作為單純的研究物件，而要把任何一個科學問題都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來分析和處理。任何問題只要放進不同的歷史環境都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因此誰如果忘記該問題發生的歷史條件和知識背景，他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結論。那麼在費耶阿本德的眼裡，科學史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狀態或模式呢？
一、一部非邏輯和多因素作用的歷史
在費耶阿本德看來，整個科學史如同人類史一樣，是最優秀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都難以想象的那樣豐富多彩，那樣充滿機敏、智慧和生氣，那樣的離奇古怪和難以捉摸。整個科學史都是由無數個人的意識、意志、熱情、想象以及其他一切精神活動或社會活動共同支配的。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費耶阿本德才批判了過去一些科學哲學家把科學史簡單化、孤立化、靜止化和片面化的形而上學的傾向與做法。他說，科學史是充滿複雜、混亂和錯誤的。一件事物的創造和對該事物的一種正確觀念的充分理解的創造常常處於同一過程，而且這一過程不結束，它們是不能分開的。這個過程不是，也不可能是由一個完全確定的研究綱領或理性邏輯來指引的，它包含著各種可能的研究綱領實現的條件，指導這個創造過程的東西寧可說是一種含糊的衝動、興趣和熱情。先是這種熱情產生具體行為，繼而是行為反過來又創造環境和解釋過程成為“理性過程”所必須的思想觀念。
費耶阿本德說：“從伽利略時代到20世紀，哥白尼觀點的發展就是我想描述的這種形勢的一個完美的例子。人們先是從一種強烈的信念開始，這個信念與當代的理性和經驗背道而馳，而在同樣是非理性的其他信念中卻得到支援，然後開闢了新的研究方向，創造了新型的儀器，‘證據’也以新的形式與理性相關，直到產生一種思想體系，其豐富程度足以對其他任何特殊部分提供獨立的論據，而且是易變的，只要需要這些論據，就足以發現它們。”[1](P26)但是這種曲折複雜的過程並不是一種零亂分散的孤立事件的堆積和偶然思想的展示與延伸。無論是整個科學發展史，還是某一具體學科或理論，甚至具體概念的發展都是各種條件和因素緊密聯絡、相互作用的結果。
既然整個科學史中的各種因素、條件，乃至各種人物共同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的過程，它們都對科學認識作出了貢獻，那麼要勾繪出科學發展演化的完整模式或基本輪廓，就不能只把注意力集中到純粹的科學理論、科學概念的發展主線上，或者人類認識史的某個特殊階段上，或者某些突出的科學家身上；而要從人類最原始的活動、啟蒙觀念和思維方式開始，不能人為地割斷歷史。比如“地動說”，並不是哥白尼個人的天才發明，而是早在古希臘時代就由畢達哥拉斯派的阿利斯塔克提出。只是由於這種見解與人們的日常經驗和直觀不相符合，它才被人們反對和遺忘。在被另一種相反的見解排斥長達2000多年之後，才在哥白尼時代再次復興。“地動說”的復活並不是因為哥白尼擁有某些新的重大發現，而是基於哥白尼對阿利斯塔克的“中心火學說”的堅定信念；基於對畢達哥拉斯派所宣傳的“宇宙的中心不是地球，而是太陽，地球只是環太陽而行的星星之一”的觀念的好奇心。
從阿利斯塔克到哥白尼的2000多年間，由於人們對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體系的無限信仰，其間雖然也不時有少數人怯生生地反對亞里士多德的主張，響應阿利斯塔克的“地動”主張，但是由於強大的宗教勢力和人們的日常經驗將其抬高到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因而使日心說的主張一直沒有市場。由於哥白尼率先基於好奇心而引起的對研究地動說的嚮往，才導致他把畢生精力都獻身於這一學說。因此沒有古希臘哲學家大膽離奇、模糊不清的幻想，是不會發生哥白尼革命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哥白尼革命並不是基於托勒密體系日益增多的反常，最後由量變引起質變的結果，主要在於一定社會背景下，某種偶然奇特的作用，或某個集團、個人的興趣、意志和好奇心的作用。當然更主要的在於這種革命的核心內容早在古代就以一種胚芽形式出現在古人的奇思怪想中；經過長期的逐漸萌發，才最終由微小的影響和暗淡的火花逐漸蔓延成為熾烈的火焰，產生巨大影響，導致人們的認識發生質的飛躍。因此科學革命的發生也同政治革命一樣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醞釀萌發過程。
不過科學革命畢竟和政治革命不同。激烈爆發的政治革命可以在相對短暫的時間內完成使命，而科學革命則不同。比如哥白尼開創的天文學革命至少經歷了一個世紀，直到牛頓時代才算完成。其間，布魯諾、布穀、開普勒、伽利略等著名科學家無不作出永載史冊的貢獻。但是他們的貢獻並不完全像一般科學史家瞭解的那樣，尤其是伽利略對新天文學體系的確立所作的奉獻，是明顯地不同於眾所周知的歷史所作的說明。他既沒有主張要發現新事實以支援地動說，也沒有提及任何反駁地心說的觀察。相反，他強調哥白尼和托勒密一樣都被事實所反駁。他讚揚的是阿利斯塔克和哥白尼處在極端困境中，一直沒有放棄自己的學說和信念。比如哥白尼面對許多愚蠢而惡意的迫害總是報之以微笑，認為“天地的執行絲毫也不會因為這些笨蛋們的嘲弄或尊敬而受到影響。”[1](P215)他讚揚他們一直是用反歸納的方法、非經驗的方法進行科學探索活動。因此伽利略並不是主要依靠經驗取勝，而是主要取決於他的機巧、宣傳、說服和各種迂迴曲折的方法。當然也不能完全否定證據的作用，但在伽利略那裡並不主要是證據的威力，而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各種實踐方式聯合作用的結果。
費耶阿本德把天文學演化歷史的模式擴充套件到科學史，認為整個科學史也都是這樣一個迂迴曲折的發展過程。為此，他對波普爾、庫恩、拉卡託斯的科學模式都進行了批判和矯正，認為他們的模式都各有其片面性，都不完全符合科學史的本來面貌。
二、科學知識增長的多元化模式
費耶阿本德在論及科學知識增長的問題時，首先對波普爾的科學知識增長的模式進行了批判。他認為科學理論不是始於問題，而是始於人的活動。問題不僅是人的意識活動的結果，而且不能脫離表達它的概念而單獨存在。術語、概念是不能離開客觀物件，離開人的實踐活動而主觀自生的。因此寧可說科學始於遊戲，正是遊戲常常是產生新思想、新理論或新問題的溫床。當然這些所謂的新理論在遊戲中出現時，通常是不規則的，含有矛盾的，與事實的關係也是含糊不清的，但是它能夠得到改進和發展。
關於庫恩的科學革命的模式，費耶阿本德認為其最大困難是不能說明革命為什麼會帶來科學正規化的變化？其次是沒有說明新理論究竟從何處產生，新理論能否像政治革命那樣很快推翻舊理論取而代之？其三是常規科學和非常規科學的界限是否存在？同一領域同時並存的兩種對立理論在科學史上大量存在。如光學中的微粒說和波動說，地質學中的均變說和災變說，生物學中的達爾文主義和非達爾文主義，天文學中的天體演化說和宇宙大爆炸說等，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談不上哪一種屬於常規科學，哪一種屬於非常規科學。這恰恰證明費耶阿本德所主張的多元對立的科學理論同時並存的觀點是符合科學發展演化的史實的。
與上述觀點相反，費耶阿本德對於拉卡託斯的科學發展模式卻比較欣賞。在拉卡託斯看來，不論是用一個進化的研究綱領取代一個退化的研究綱領，還是隻保留一個退化的研究綱領都是合法行動。因為一個退化的研究綱領同樣有可能東山再起，有著不可估量的前程，因此給它一個間歇時間，允許其潛能展現，是明智之舉。但是，這種引進時間的標準當與“時間限定”聯絡在一起的時候，也可能會產生曾經反對樸素否證主義的證據來反對研究綱領。因為如果允許等待一段時間的話，那麼為什麼不能再等一等？這樣一來，拉卡託斯捍衛的標準就成為一句空話。一方面，人們不知道在什麼樣的“限定時間”運用這一標準，另一方面，人們完全可以用產生它的理由來反駁它自身。
在此基礎上，費耶阿本德描繪了一幅科學知識增長的新模式。在他看來，科學進步的起點或科學與非科學相互區別的起點是：一個對含有大量經驗內容的理論感興趣的科學家或一位想盡可能瞭解他的理論的各個方面的科學家，將首先是想方設法把自己感興趣的理論與其他理論進行比較，而不是與經驗事實或研究資料進行比較。而且這種比較是為了修正而不是為了拋棄在比較、競爭中失敗的理論。根據“理論增生原則”，參加比較、競爭的理論、假說越多越好。人們可以從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獲得這些理論，它們可以來自過去的神話、童話、宗教傳說，也可以來自現代人的各種偏見；它們可以來自專家學者的研究，也可以來自外行的奇思異想。而且所有這些可供選擇的假說、猜測在競爭中都處於同樣地位。
那麼人們將如何進行合法的比較和選擇呢？第一步，必須保持新的理論、假說直到它被必要的科學所補充；必須在它面臨清楚明白的反駁事實時，保留它；並試圖解釋為什麼保留它的原因，證明反駁它的“事實”與之不相關，或者是人們的幻覺。但是不能只用單一的理由來支援這樣的解釋。因為科學史上常常發生的是：一個新時期的開始往往是透過一種向後的運動將人們帶回到一個早期階段。在那裡，理論更含糊、更少經驗內容。這種倒退運動恰恰不是一種偶然事故，而是具有一定的功用。它是人們欲推翻現狀的實質；它給人們提供了詳細發展主要觀念和思想的時間與自由，而且也是為了發現必要的輔助性學科。然而怎樣才能說服或誘導更多的人離開一種論證充分、似乎不可反駁的、經驗上是成功的理論體系，而使他們轉過來忠心於一個不成熟的、甚至是荒唐的假說呢？怎樣才能使人們相信一些所謂理論導致的現狀的成功僅僅是表面的、而不是實質性的呢？
費耶阿本德說，顯然要使人們接受新思想、新觀念，就必須透過其它途徑而不是經驗事實或論據，它將需要引進非理性手段。例如說服、情感、為此目的的假說，以及求助於各種偏見。這樣做，主要是為了把握一種只不過是盲目信念的東西，直到發現輔助性學科、事實、證據，轉變這種信念成為合理正確的知識。在這種說服和轉變的過程中，把過去明顯相關的證據推到一邊，透過為此目的的聯絡把新資料引入，科學的經驗內容被大量減少。開始時，可能沒有人注意這種新理論，它也沒有什麼實用價值，因此也沒有什麼發明和觀念給予支援。但只要有部分合理效能夠得到部分人支援，就足以開始一種新傾向。而一旦形成新傾向，就意味著從證據向後退了一步。這後退的一步實際是前進的一步，因為它擺脫了牢固束縛、高度證實和粗俗描述的理論體系的專制之後，接著便是更為一般或抽象的推測取代被反駁的理論，產生新的推測，並透過對這些推測進行驗證來確立新的觀念或理論。
當然，在科學史上，任何新觀念、新理論也都要有充分的醞釀和生長成熟的時間。任何舊觀念、舊理論也都要在歷史的不斷前進中經過許多階段才被取代。那麼在科學史上，當各種觀念、思想、理論、假說都處於相同競爭地位時，如何選擇才能開闢科學發展的新方向？是否僅僅憑著科學家的興趣和愛好？或者正如費耶阿本德自己所表述的，“我以我高度的特質和個性的方式選擇自己感興趣的東西，部分因為我的興趣每週每天都在變化，部分因為我相信人類和科學將會從每一個從事自己事業的人那裡受益。”[2]
只要全面考察費耶阿本德關於選擇標準的論述，就可以看出，他雖然把興趣、愛好作為選擇的一個標準，但卻不是決定選擇的關鍵因素，因為在其背後還存在著如下因素：那些能夠推動科學進步的選擇往往不是以現實看來似乎牢不可破、證據確鑿的理論學說作為選擇的出發點的，而是從正在產生或正在復興、發展著的東西，哪怕它現實似乎還不鞏固，似乎沒有可靠的證據、觀念支援的假說、推測開始的。也正是基於此種觀點，費耶阿本德才特別強調要從歷史上被人們遺忘的、證據不足的、離奇荒誕的推測、假說中去尋找新的理論、學說的起點。因為正是在這些“胡思亂想”中，而非經由科學實驗所獲得的感性經驗中，充滿了人的智慧，集中地展現了人的發明創造能力和思維的能動性。
三、多種因素的相互滲透構成科學發展的動力
費耶阿本德不僅從辯證法高度分析了科學發展的過程、科學知識增長的模式，還從方法論和認識論角度探索了科學進步的原因。對此，他不僅批判了傳統方法論把科學進步歸結為某種始終如一的思維模式，還著重批判了拉卡託斯把科學史分為內史和外史兩個孤立部分的形而上學觀點；認為這種劃分完全是人為地把一個有機過程割裂開來，沒有認識到科學作為一個各部分有機聯絡、不可分割的整體，其中每一種理論、故事和神話透過競爭，都可以對人類意識的發展產生作用；其中每一個人，不論是專家或外行、職業者或業餘者、老實人或說謊者都對人類的文化事業作出了貢獻。另外，處於任何一個時代的科學家對科學的態度，對理論進行的選擇和發展，或者他的發明創造，都必然取決於自己的興趣，取決於社會法則、社會哲學，以及本人對時代精神持有的見解。
那麼一位科學家如何才能使自己選擇的理論獲勝呢？費耶阿本德認為存在無數種方式和途徑，要藉助多種力量和原因。特別是其競爭對手被多數人接受或信仰的.時候，他需要去逐漸擴大自己的影響和領域，需要組織最有生氣的知識分子隊伍，以便打敗一個由天才的富有想象力的科學家支援的研究綱領。他需要藉助更有創造性的天賦才能和洞察社會背景以及對手的心理活動的更卓越的能力，才可能使他的研究綱領獲得成功。
費耶阿本德說，科學的方向最初是由人的創造性想象決定的。但是為了爭取更多的群眾，他也需要表演某些理性主義者的遊戲，並利用社會規律作為暫時的槓桿。這樣，他才可能理性地打敗那些適合於其他理性主義者的進步主張。換句話說，要使某種理論、學說、信念勝利，就要利用知識分子和新生階級的社會力量，使用各種宣傳手段擴大該種理論、學說的影響。這樣一來，在費耶阿本德那裡，社會、政治、心理因素，以及人的各種行為因素都成為促進科學發展的動力，動力是不分內因和外因的，各種因素都是相互滲透在一起而在科學史這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過程中起作用的。比如，伽利略捍衛哥白尼學說的勝利，是與使用許多“非理性”手段緊密相關的，而所有這些手段在拉卡託斯的研究綱領中都是“外部因素”。“然而若沒有這些外部因素就無法理解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的發生。就沒有任何理由主張我們的職業思想體系比亞里士多德的更好，也不能理解從亞里士多德的科學到近現代科學的職業思想體系之間轉化的機制。我們只能說亞里士多德的思想體系之後接著的便是近現代的思想體系。”[1](P209)如果要探索究竟是什麼信念、行為和態度使科學從一種形式轉變成另一種形式，立即就看出：實現一種新的職業意識形態是轉變的實質。然而拉卡託斯的有關科學的內史和外史之分卻限制了這種答案。因為任何一種科學的特定內部史只有當其外部史在每一種轉變的關節點上擁有破壞特定方法論的補償作用時，它才能完全成為可能。
費耶阿本德說，對於望遠鏡光學的無知，對於哥白尼學說的信仰，以及一大批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反對者和其他經院哲學的敵人的存在，都是使一種新的職業意識形態轉變成為一種更廣泛的社會現象及最終轉變成一門新科學成分的必要因素。比如，當我們集中於哥白尼主義的內部史時，就會注意到一種內容的增加似乎是與這種新的職業意識形態的原理相一致的。但是當我們把外部史或“mob心理學”增加到資料中去時，就會注意到科學“內史”的一致性常常是科學外部遭受大量破壞作用的結果。這些破壞作用是科學得以發生和發展所必須的，而且它們屬於科學自身，不屬於其它領域。因此拉卡託斯的有關科學內史和科學外史的區分只會阻礙有關科學變更和生成真相的研究。無視外部作用只會使人們根據一些對科學進步不是必須的標準來虛構一個主觀的歷史，而不是科學自身發展演化的客觀真實的歷史。
為此，費耶阿本德非常強調“實踐主義”，認為一切個人、團體，乃至整個文明都可以透過相互學習，而使科學獲益。“羅馬天主教可以透過學習佛教獲益，內科醫生可以透過學習《內經》或者與非洲的女巫醫生交朋友獲益。……科學家可以從非科學的方法和觀點中獲得好處。”[3]在辯證法看來，正是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消除了一切絕對的首要性和次要性”，消除了割裂整體的形而上學，避免了各種人為製造的主觀因素。
費耶阿本德不僅從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方面論證了科學進步的動因，還從科學程序中的矛盾和不均衡的角度闡述了科學進步的機制。他在反駁邏輯經驗主義者把科學進步的機制區分為科學發現的邏輯和科學辯護的邏輯時說，他們常常講科學只研究命題，不研究陳述與句子，然而這種程式卻忽視了科學是一個複雜的、不均衡的歷史過程。它既含有未來思想體系含糊、不連貫的預測以及高度思辨的理論體系，又含有古老、僵化的思想形式。科學中發生的許多衝突都是由歷史發展的參差不齊和所獲資料不均衡性引起的。正是這種不均衡性導致矛盾衝突推動新理論取代舊體系的科學革命。
在這個問題上，費耶阿本德反對庫恩的有關科學革命的正規化論和格式塔心理學。他從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吸取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運動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根本動力的思想，來說明科學的進步也主要是由日益增加的科學資料和舊的理論體系之間的矛盾衝突所推動。沒有這種矛盾運動就沒有新理論對舊理論的取代。他說：科學史上“是不存在這樣一種既是有用、進步的，又是與邏輯要求一致的獨一無二的科學或生活方式的。每一門科學都含有與事實和其它理論不一致的，而且當詳細分析時就會揭露出矛盾的理論。只有在一種所謂始終如一的科學——邏輯的原則中的一種教條主義信念，才會使我們無視這種狀況。”[1](P212)然而站在人類學角度進行研究的科學史家則相反，他們的許多研究都已經表明“科學總是充滿著漏洞和矛盾的”。這些矛盾往往是由於理論的不斷增生導致的不同理論或新舊理論之間的競爭和人的選擇作用所引起。它完全類似於生物界中由繁殖過剩引起的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作用。為此，費耶阿本德特別強調各種社會因素以及人的心理、興趣、愛好、知識背景等因素在理論選擇中的作用；認為正是這些雜多的因素構成推動科學發展的主要動力。
【參考文獻】
[1]P.Feyerabend.Against Method[M].London.1979.
[2]亨利·托馬斯.偉大科學家的生活傳記[M].南京：江蘇科技出版社，1980.30.
[3]P.Feyerabend.Farewell to Reason[M].New York.1987.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