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教育與民國大學研究院所的發展論文
留學教育與民國大學研究院所的發展論文
留學教育是我國近代輸入西方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方式，為近現代中國培養了大批的急需人才。隨著現代大學研究院所的創設與發展，大學研究院所日益成為我國人才培養與學術研究的重要陣地。由此，在留學教育持續升溫的背景下，如何發展大學研究院所成了民國學者們論爭的焦點。
一、從“爭取學術獨立”的角度看大學研究院所的發展
1917年底北京大學首創研究所後，其他高校也陸續設立研究院所。與此同時，出國熱的持續升溫引發了學者對留學教育的批評。他們希望在本國發展大學研究院所，以培養學術人才，進而尋求學術獨立。
1922年，朱光潛在《怎樣改造學術界》一文中，提出了改造當時學術界的一些建議，其中有一條就是建議各大學將來普遍設立研究院或研究所。朱光潛之所以提倡在本國創設和發展大學研究院所，是因為他目睹了19世紀末以來，在政府長期鼓勵的留學政策下，留學生的學習動機十分功利，學習態度極為浮躁。造成的後果是，留學日本的多從速成學校畢業，留學歐美的以獲得學位為目的，以致他們只是接受了一些過時的西洋知識，回國後很快就淪為了無聲無息的“學術界之落伍者”。他認為，要消除那些積壓已久的弊病，除進一步改善現有的留學政策之外，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國內大學廣泛設立研究院所，讓學生在國內有一個持續學習和研究的場所。
1935年，姚薇元對當時的高等教育進行了猛烈批評。他指責高等教育標榜“學術獨立”的幌子，實際上全是“留洋預備學校”。他甚至認為，大學研究院所也不過是利用環境做留學投考的準備而已，很多人在研究院學習數年，每年都投考留學而不動手寫論文。他認為“照這樣情形下去，再辦十年二十年大學研究院，也是徒勞無功的。在留學政策之下，大學研究院是辦不好的，學術獨立是永無希望的!”他不主張停止留學，認為在不得已之時，仍有派遣留學的需要。他比喻說:“這樣拿本國的原料，送到外國工廠製造的辦法，究競是不經濟而有礙本國工業的發展的。我們總想設法自己來建立工廠自己製造。”
1942年，陳東原對留學教育之弊進行了揭露。他指出:“不謀本國學術之獨立，而惟留學教育之是恃，於此等處，弊害尤大。”他認為，學術獨立有賴於大學研究院所的發展。“本國之大學研究院所，現既逐漸發展，學術獨立之望，或可於此開始。”1947年，陳東原在《爭取學術獨立的必要與可能》一文中再談及這一問題。他認為，如果留學教育永不改進，中國學術便永遠不能獨立，他將這一流弊歸因於大學研究院所不發達的現狀之上。他認為，留學生回國之後，因為無繼續研究或發展的機會，使得學術上無法再進步，形成一種浪費。他指出，要想健全大學本科，要想留學教育有效，充實研究院，爭取學術獨立，是必要的。但他也認為，在未達到學術獨立之前，不應完全停止留學。
1947年，潘寂批評了當時的留學政策。他認為，我國起初的留學政策是正確的，但一直未加以改變，那就是錯誤的。他認可留學政策對於輸入西方新學術的功用，以及其在中西文化剛接觸時的必要性。但他認為，若在此階段停留不前，就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他還批評了販運式的留學政策，指責其是“討現成飯、不知耕耘”的做法。他認為，這種留學政策實際上就是把我國最高層次的教育交給了國外的大學，這種教育所培養的人才也就很難適用於本國實際。他提議“現在的留學政策必須改變，必須把販賣貨物式的留學改變為採購農場品種式的留學”，即提倡國內的研究。他認為，提倡國內的研究，就必須增加研究機關、充實研究裝置、寬籌研究經費等。國內有了研究深造的機會，赴國外學習的人自然就會減少，留學就僅是一種補充，那是促使學術獨立最重要的途徑。
二、從“節省留學經費”的角度看大學研究院所的發展
當然，在戰爭頻繁、經濟蕭條的時局下，為謀求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的實效性，也有學者從經濟的角度出發，希望透過削減留學經費來發展本國的大學研究院所。
1929年，杜佐周在論述人才缺乏問題時，認為聘外國專家的做法“更覺經濟”、“因為遣派留學費用既甚浩大，訓練亦不普遍。例如現在留學歐關者，大約有三四千人之多。每年每人的所費，約需在兩千元左右，如是每年當共費六七百萬元。倘若以此鉅款，在國內建設大規模的研究院，仿照從前日本的方法，聘請外國真有學問、真有研究的各種專門人才來華，擔任教學指導的責任，必可較為得計。”後來，他在回答王雲五的教育問題時，重申了此觀點，認為倘若能由留學經費項下，每年節省七八百萬元，全為籌辦各科研究院或學院及聘請國外有名教授之用，則至少可初成規模，不至遠遜於各國一般研究院或學院的標準。若能如此繼續十年，即成為世界最完全的研究院或學院亦不難。政府必須認識到這種留學政策之不經濟，積極加以改良。他建議，停止派遣文哲、法政、經濟、教育、歷史等科留學生，以其所省的經費，來籌備這些科目的研究院及選聘世界有名的教授。
1934年，任鴻雋肯定了教育當局積極提倡大學設立研究所的做法，認為那是教育政策的一個轉變和進步。他指出:“在我們的大學還沒辦到設研究所的程度，派遣留學自然是一個不得已的補救方法。”但他認為，現行的留學政策如果長期繼續下去，那麼國內的大學永遠只能是外國大學的一個預科而已。他認為，出洋留學的人數畢竟是有限的，將來各項建設事業需要大量人才，也不能僅靠外國大學來供給。他指出:“在我們的大學已漸次發達，大學內設研究所已漸到可能的時候，遣派留學與設立研究所便多少含有一種矛盾性。”由是，他認為“留學政策直接的是有妨於大學研究所的發展的。”作為經濟之策，他建議用部分留學經費來辦大學研究院所。他引證說:“每年的留學經費決不在一千萬元以下。這筆經費若拿來辦大學研究所，固可以開辦一二十個而有餘，即用它的半數，也有十個八個不愁裝置費與經費的無著了。”
1937年，羅寶冊對留學教育失敗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認為，起初派人到外國去留學，是時代的迫切需要，並且對於國外的學術也有模仿和介紹的必要。但他認為，對於國外的學術，在有效地模仿和系統地介紹之後，應該要消化和吸收，最後要走上自我創新的道路，而決不能一味地去追隨它國，也不能簡單地去販賣，更不能永無止境地去模仿、去學習、去留學。在他看來，留學是暫時的，透過創設大學研究院所來發展學術、培養人才才是永恆的。因此，建議停止所有的公私費普通留學，僅派專家留學。他說，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利用節約省下的那些留學經費，來充實各大學的裝置和設施，並適當地增設大學研究院。可見，他主張節約留學經費來創辦大學研究院所。
1947年，歐陽湘在《學術獨立與留學制度》一文中指出，起初的留學教育是在國內人才缺乏時不得已採取的一種過渡辦法而已。這種辦法不應該繼續，即便有繼續的必要，也應該審慎考慮提高質量、限制數量。他認為，在目前研究機構存在的條件下，即便有派遣留學生的必要性，也要根據人才需要的緩急和多寡，以及可否在國內自己培養等情況而定。假如決定派遣，也要堅守宜嚴不宜濫、宜精不宜多的原則。在國幣貶值、外匯很高的情況下，他建議節約留學費用來辦大學研究院所。他舉例說:“我們若少送百名，則可把省下來的錢在國內辦一所像個樣子的大學;少送二十名，則可在國內添設一個像個樣子的大學研究所。”
三、從“爭取學術獨立”和“節省留學經費”兩方而看大學研究院所的發展
有一些學者從“爭取學術獨立”和“節省留學經費”兩方而來論述大學研究院所發展的問題，即如何節省留學經費來辦好大學研究院所，以謀求學術獨立。1935年，蔡元培闡述了大學應設研究所的三大理由，其中之一與留學教育相關。他說，有些大學畢業生，不滿足於本科教育，總是想透過自費或公費的途徑到國外留學。他認為，這種“留學自有優點”，但亦“非盡善之策”。他覺得“留學至為摩費”，而且留學生能學成歸來者也不多。所以，建議“苟我國大學，自立研究院”，凡是大學畢業生有志於繼續研究的，可在本國大學研究院所內做初步的學習研究，在已有研究成績的基礎之上，如果遇上學術難題而必須到國外大學研究院做進一步研究，那也將是“一度短期之留學”。他認為，那樣不僅可以節省留學經費和提高研究的成效，而且對於有著四千年文明的中國來說，也“稍減依賴之恥也”。在他看來，我國大學自辦研究所，不僅可以節省留學經費，而且可以謀求學術獨立。
1935年，吳有訓首先肯定了留學教育帶來的益處。他說:“國內現在進行研究的工作者大部繫留學生，所以今日學術上所得的一點成就，也可說是留學政策的一種收穫。”但他不迷信留學教育的作用，認為“在現在自己有一批人正在努力獨立工作的時候，留學考試是否仍然視為造就專門學者的唯一辦法，是大可討論的問題”。他還指出:“一面開辦研究所，一面拼命的留學考試，是不甚相容的政策。”他說，一些助教和成績較好的學生，就是因為預備留學考試而導致工作效率大減，甚至中途停止工作，以致沒有一點成績。他認為，那都是留學政策帶來的不良影響。“以派遣留學生的經費，聘外國學者來華任教，這是更經濟的辦法。”他還批評說，現行的.留學考試實際上已經嚴重地妨礙了我國的學術獨立工作。
1936年，鄒文海指出:“中國的辦法，大批派遣留學生，官費既極吝音，年限又復短促，到外國去不過學一點西方人的生活習慣。這種政策，行之數十年，國家的人才依然很感覺得缺乏，國家的文化，依然是感覺得落後。”他對於留學教育頗感失望，認為我國留學政策之缺點乃是留學經費不足，但留學生派得太多。他解釋說:“中國於民窮財盡之秋，多派留學生當然是不經濟的辦法。而其流弊所及，尚不只金錢的損失。因為多派留學生，政府受財政的限制，不得不減低官費，不得不縮短留學的年限。”他認為，若“要求中國學術之獨立，僅僅派遣留學生不能收其全功。我國一方而也應當設有研究機關(包含大學研究院所)，既可以利用本國的材料，又可以省掉許多經費。”，
1947年，齊思和論述了學術獨立的問題。他認為，立國的重要條件，不僅是人民、領土、物產與政治組織等，而且還必須有獨立的學術和大批的專家。針對當時政府為培養高階專家而選派大批青年到國外留學的做法，他頗有異議。他說:“我們若對於國內的教育制度不加以改良，不與留學回國的專家們以繼續研究的機會，他們不但不能繼續研究，而且他的知識不久便會落伍。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學術永遠是處於被動的地位，永遠趕不上外國。”而對當時學術界經費不足的困難，他認為:“我們如果要提倡專門研究，必須擴充大學研究院的組織。以前專靠外國替我們造就高階專門人材的辦法，不但太不經濟，而且長此以往，我們的學術永無獨立之一日，永遠是處在被支配被領導的地位。”由是，他主張要積極發展大學研究院所。
總之，自從我國近現代大學研究院所創設之後，發展大學研究院所與派遣留學之間就一直存在矛盾，並引發了學者們的持續討論。由於受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儘管出發點和著力點不盡相同，但他們在論述大學研究院所發展與派遣留學的關係時，亦未將兩者完全對立起來，而是在立足於本國學術滯後和經費匾乏的現實基礎上，建議發展本國的大學研究院所，以節省留學費用和爭取學術獨立，達到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的效益最大化。在當今“留學熱”愈演愈熾，甚至崇洋媚外思想不斷滋生的背景下，我們應進一步創新和完善公派出國留學機制，加強對自費出國留學的政策引導，並努力提升我國教育的國際地位、影響力和競爭力。同時，在教育國際化的程序中，保持我國文化和教育的獨立性，以避免人力資源和經濟資源的流失，這也是我們當前應予以重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