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化時代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路徑論文
科技化時代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路徑論文
科技進步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據S.Kuznets測算,在1889—1929年間,科學技術在美國經濟增長中比例只有33.3%;但到1929—1967年間,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比例增加到78%。在當代發達國家中,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日趨突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也證明了這一點。
一、科技進步的社會後果分析
(一)科技進步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當今時代,科學技術已成為第一生產力,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和決定性因素。科學技術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體現兩個方面:一是科學技術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使經濟增長方式從原始的主要依靠投入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進行低水平重複生產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提高生產要素利用率的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科學技術不但提高了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推動著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多元化利用;更進一步,科學技術促進了現代工業的產生,而現代化生產技術又催生了優質高效、低耗能的機械化、電氣化等各種集約型經營模式,從而實現人類追求經濟原則的目的。二是科學技術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與最佳化,促使產業部門之間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與最佳化配置,提高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從而極大地提高生產要素的利用率和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有效地抵消了收益遞減規律的影響。總體而言,科學技術對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二)科學技術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
20世紀以來的現代科學技術呈現出明顯的加速度發展趨勢,極大地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然而,我們在慶幸科學技術為社會帶來充裕物質財富的同時,絕不能漠視科學技術成果應用於社會之後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科學技術在當代社會的普遍應用,造成了人類生態環境不斷惡化。恩格斯曾警告人類:“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後和在往後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去取消了……因此我們每走一步都要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絕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那樣,絕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相反的,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和存在於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全部統治力量,就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生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科學技術發展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人類對自然環境干預的能力越來越強,因而對環境的破環也就越來越大。從人類生態環境的惡化狀況看,既有水體汙染、土壤汙染、大氣汙染,又有垃圾汙染,化學汙染、核廢料汙染。如今震驚世界的溫室效應、臭氧層被破環、酸雨增多、厄爾尼諾現象、拉尼拉現象等的出現,就是人類生存環境嚴重惡化的表徵。由於人類對保護生態環境的認識程度不夠,他們利用科技手段無止境地向自然界攝取物質生產生活資料,打破了原有的生態平衡,使諸多自然資源瀕臨滅絕。由此可見,科學技術發展給人類生存環境帶來危害是極其巨大的。
二、黔東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路徑分析
黔東南少數民族地區相對貧困落後,經濟基礎薄弱、交通不便、科技水平低下、教育滯後,這種既定的社會環境制約了該地區工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黔東南少數民族地區可以利用自身的自然環境和少數民族文化資源優勢發展生態旅遊業和民族文化旅遊業,走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內源式經濟發展之路。
(一)內源式發展模式的提出
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在《發展和國際經濟合作》決議中首次將經濟發展目光轉向“內源式”發展。在此後幾十年的發展中,隨著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1990年12月聯合國宣佈了《第四個發展十年的國際發展戰略》,即“可持續發展戰略”。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關於環境與發展的里約宣言》和《21世紀議程》,標誌著以內源式發展為核心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最終形成。從本質上講,內源式發展模式要求發展應當從內部產生,以服務人為目的,同時處理好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確保自然、社會、人類三者的和諧共存。走經濟內源式發展道路,目的在於實現經濟發展由“輸血”型向“造血”型、由“救濟”型向“生產”型、由“潛在”型向“開發”型、由“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切實依靠自身努力實現自我發展。
(二)黔東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內源式發展的實踐路徑
1.發展生態旅遊業。生態旅遊這一概念最早是由國際自然保護聯盟(UCN)特別顧問希貝洛斯·拉斯額瑞(Ceballas-
Lascurain)於1983年首次提出的,其要點主要有:一是生態旅遊的物件是自天然景物;二是生態旅遊的物件不應受到損害。生態旅遊概念提出來之後,世界許多研究者和組織紛紛對之做出界定。總體而言,我們可以將生態旅遊的基本內涵大致界定為:生態旅遊必須是以自然環境為基礎、以滿足人類
迴歸大自然的願望為前提,它既能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狀況、又能為當地創造足夠經濟效益的旅遊活動。黔東南具有諸多原生態環境,是都市人民反撲自然的理想之地,具有巨大的生態旅遊發展潛力。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於貴州省東南部,地跨東經107°17′~109°35′、北緯25°319′~27°31′之間,東靠湖南省懷化市,南鄰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西連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抵貴州省遵義市、銅仁地區,東西寬220公里,南北長24公里,總面積30 337.1平方公里。黔東南以山地為主,森林覆蓋率53.68%以上,在其崇山峻嶺中流淌著大小2 900多條河流。全州除了雷公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外,還有月亮山、弄相山、上塘、龍頭巖、無噶衝、佛頂山等原始性較強且生態系統發育較好的鬱郁原始森林,原始森林總面積達165 550公頃,樹林中生長著各種國家一級、二級重點保護動物,被譯為祖國南方的“綠色寶庫”,“動物王國”和“地球統一維度唯一的綠洲”。這裡還有國家級風景名勝區——舞陽河、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生橋——黎平天生橋,有苗族母親河——清水江、侗族母親河——都柳江,有五萬畝臺地草場——青山界等,這些資源其形態特徵、生態環境和旅遊功能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複製性和不可移植性。黔東南州神奇的山水、奇石異洞、飛瀑流泉
、生物資源等原始性自然生態系統所凝固的景觀,除了其感官上的賞心悅目外,更以它豐富的美學、科學及文化內涵吸引著千千萬萬遊客,是“後工業時代”喧囂都市人“洗肺”的'好去處。因此,只要我們科學整合現有旅遊資源,合理規劃旅遊景區建設,開發具有高原特色的各種生態旅遊專案,走生態旅遊產業化道路,推動黔東南綠色經濟的發展。 發展民族文化旅遊業。民族文化是民族旅遊業發展的現實基礎,素有中國“苗疆”之美稱的貴州黔東南少數民族地區具有底蘊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這些原生態民族文化構成了該地區發展民族文化旅遊的基本條件。黔東南境內居住著苗、侗、布衣、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瑤、壯等十餘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總人口340多萬,其中苗族人口占全國苗族總人口的19%,侗族人口占全國侗族總人口的45.8%,是全國苗族侗族最大的聚居區和苗族侗族原生態文化中心。由於歷史及地域原因,黔東南州長期以來長期處於相對封閉狀態,原始民族人文生態系統儲存比較完整,民族文化遺產極為豐富,尤以苗族和侗族豐富多彩和原生民族文化令人自豪和驕傲。這裡有全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寨——雷山西江,全國最大的侗寨——黎平肇興,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情人節——臺江姊妹節,有世界上獨木龍舟的發祥地——臺江施洞,有粗獷奔放的苗族祭祀舞蹈——反排木鼓舞,有“行雲流水”的苗族飛歌,有“天籟之音”的侗族大歌,有由杉木演變而來的、凝固了時間和空間的侗族古老的建築——侗族鐘鼓樓;有記載著歷史散文精美、而又被詩聖杜甫盛讚為“五溪衣裳共雲山”的苗族服飾,有代表苗族族徽和圖騰的苗族銀飾,有流淌著千百年的“以歌養心、以舞養身、以酒養神”的苗侗民眾民間生活。在歷史文化方面,黔東南州境內有世界寒武紀生命大瀑布三大遺址之一的臺江八郎古生物化石群;有至今仍然無法確定建築年代和族屬的岑鞏“木中召”古遺址;有史稱“先有思州後有貴州”的古思州治地岑鞏;有被人戲稱為“太極圖上的水城”、擁有2270多年曆史的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鎮遠古城;有唐代邊塞詩人王昌齡生活過、詩仙李白提到過的“味道龍標過五溪”的古“龍標尉”治地、被譽為“古人最理想的家園”的錦屏隆裡古城堡及其漢文化生態博物館;有被譽為“天書”、至今無人破譯的雷公坪石碑;還有紅軍長征時的黎平會議會址、榕江紅七軍軍部舊址等等。這些絢麗多姿的少數民族歷史與文化,對國內外遊客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完全能夠滿足“後工業時代”人們在文化上追求多樣性與變異性的消費心理需求,這是黔東南少數民族地區旅遊業發展的民族文化優勢所在。
綜上所述,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為了有效避免工業化給環境帶來巨大破壞,中國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可以因勢利導,依託自身特殊資源優勢,科學、合理地開發生態旅遊和民族文化旅遊業,在實現地方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同時,有效保護人類生態環境,實現人與環境的共榮共生與和諧共處,實現內源式經濟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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