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學管理迴歸文化的邏輯論文
大學教學管理迴歸文化的邏輯論文
大學教學的管理始終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和社會公眾的持續關注。透過對大學教學管理的科層制組織、控制性技術、功利化目標等特徵現象進行分析，對文化的含義及其與大學教學管理之間互動機制進行闡述。我國大學教學管理需要回歸文化的邏輯。運用文化的力量調適行政性、技術性、社會性因素，從文化的維度促進大學教學管理轉型升級。
繼《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教育部關於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通知》頒佈實施以來，高等教育走內涵式發展之路逐步形成共識，高校人才培養的中心地位與大學教學的基礎地位得以重申與強調。大學教學工作是實現大學人才培養目標的基本途徑和主體內容。根據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4年全國本專科共招生721.40萬人，在校生2547.70萬人，畢業生659.37萬人。顯而易見，在大學教學規模如此龐大的當今社會，大學教學的質量攸關國家戰略和經濟社會發展成敗。
相應的，對大學教學的管理始終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和社會公眾的持續關注。目前的大學教學管理體系，是自新中國成立初對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初步奠定高等大學教育基本格局以來，在多重複雜社會歷史與文化因素的共同影響下逐步形成的。這一體系對大學教學的快速發展，對培養出一代又一代滿足現代化建設需求的大學人才發揮了重要的保障性作用。然而，面對新的歷史機遇和挑戰，它還存在哪些與時代發展不盡“合拍”的缺憾與不足，如何對其進行最佳化升級以提高管理水平，進而助推大學人才培養質量的不斷提升?這是需要廣大高等教育學界與實際工作者不斷反思，並作出有效回應的重要理論和現實命題。
一、大學教學管理的現狀特徵
(一)管理主體：具有典型的科層制組織特徵
20世紀初，以美國的弗裡德里克·泰羅(F·W·Taylor)、法國的亨利·法約爾(H·Fayol)、德國的馬克斯·韋伯(M·Weber)為代表人物的科學管理運動興起，並逐步移植到教育領域。我國大學教學管理組織體系具有典型的現代科層制組織特徵，管理層級多，層級之間等級分明，各職能條線之間分工明確，至今已形成“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各省級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的高等教育處(中央直屬高校無此層次)—各大學高校教學管理部門—高校基層教學單位(學部、學院或系)教學辦”的縱向多層級行政管理組織體系。有些高校內部的二級教學單位為學部，則在學部之下設定學院、系與教研室等組織，教學組織與管理的層級更多。
一般來說，教學管理組織的設定與變遷主要由行政權力主導，而從提高教學質量角度對管理組織進行“頂層設計”並不多見。教學管理的機構設定與職能劃分主要考慮與上級部門對口，基層管理組織還要與人才培養的特定領域、教學過程的特定環節相對應。相鄰職能條線之間界限分明，壁壘森嚴，缺乏橫向的有效溝通與協作。工作任務下達、指令釋出、政策出臺、活動實施、檢查評估等依靠各職能機構的“紅標頭檔案”進行層層部署。雖然隨著資訊網路與辦公自動化系統的普及，教學管理效率有所提升，但對照日益發展變化的時代要求，這依然顯得有些僵化刻板，不夠靈活。
相對於教學行政管理組織，以各級各類“教指委”為代表的學術管理機構，在組織架構、經費投入、人員配置、執行機制等方面不盡完善，且受到行政管理部門的強力支配和控制，因此所發揮的作用比較有限。在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配置上，前者始終凌駕於後者之上，諸如專業與課程的建設改革等本應由學術權力發揮主要作用的領域，經常受到行政力量的過多幹預。
在現實中，人們普遍從宏觀行政管理角度看待大學教學。過去規模宏大的五年一輪的本科教學評估的正式稱謂為“普通高等學校大學教學工作水平評估”，針對的是高校的“工作水平”。這種總體化的指謂充斥於大學教學各領域主體的言語交流、思想意識以及政策文字之中，遮蔽了大學教學作為充滿文化與生命運動與互動的特殊人類活動形式所具有的豐富文化內涵，阻礙了人們從宏觀、中觀、微觀多重視角理解“大學教學”。
(二)管理手段：注重運用資訊科技加強控制
隨著網際網路和大資料時代的到來，大學教學管理的資訊化、網路化水平不斷提升。各類功能強大的管理資訊系統、網路教學平臺、配備遠端影片監控與無線遮蔽裝置的標準化考場、高畫質全程錄播教室等一系列技術手段廣泛應用，這使得管理人員對教學的各環節各方面能夠進行實時的全程監控。
在“幕課”風暴的席捲之勢下，各級管理部門在實施各類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專案時，對精品影片公開課程、精品資源共享課程以及網路進階課程等專案建設給予了更大的經費支援和政策保障。在資訊化教學平臺和數字化教學資源建設過程中，有些功能強大的課程中心平臺甚至能夠讓管理人員對學生網上學習的答題數、正確數、錯誤數、答題總時長等細節資訊瞭如指掌。
資訊科技“從改造人類的知覺和行為模式開始，改變傳統的時間空間概念，社會的動作方式，倫理道德和法律”。[1]不可否認的是，資訊科技是把“雙刃劍”，它的過度使用，在造就出一個“高效”、技術化的嚴密教學系統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大學的人文精神與文化品位，使得人才培養過程有異化為工業流水線上各類工序流程的危險。
(三)管理目標：追求對外部需求的即時響應
近年來，面對日益嚴峻的大學生就業形勢與生源競爭壓力，各級教育行政部門與眾多高校為了提高畢業生就業率，吸引優秀生源報考，推崇“招生-教學-就業”聯動政策。教學管理部門在專業設定與調整、培養模式改革、教學內容設計上緊跟行業、產業用人單位對畢業生職業技能的需求，迎合對某些“熱門”專業的非理性追捧，甚而有時將此作為管理工作的亮點大力宣揚。
這種試圖在大學教學和社會需求之間建立同步聯動、即時響應關係的做法，從長遠看必然導致對大學教學內在規律的忽視。專業與課程淪為高校追求社會工具價值的載體。事實證明，前些年不少“跟風”建設，曾一度“炙手可熱”的專業，其中不少現已淪為學生最難就業的專業，成為現行普通高等學校專業目錄中的控制布點專業。而有些所謂的“實用”課程，經不起長期的實踐檢驗，最終在培養方案修訂過程中被刪除。.
二、大學教學管理的文化分析
(一)簡析文化
“文化一詞來源於拉丁文‘cultura’，原指耕作、培養、教育、發展、尊重的意思，用以表達特定歷史時代的物質和精神文明發展水平，也用來說明具體社會、部落、民族的風俗習慣及生活方式的特點。狹義的‘文化’特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機構等。”[2]“文化”的法文德文“kultur”，也源於拉丁文“cultura”一詞，本義指“耕種”、“敬神”、“動植物培養”和“精神修養”等意思。
文化本身並非是一個固定的、僵死的形態，它是一種流動的形態。與技術不同，“文化是在情境性及多重目的性上建立起來的”。[3]文化的個性與內涵，由於每個時代、每個民族的主體對它的理解而愈加豐富了。[4]西方的“culture”更多地將物質生產活動引入精神生產活動，與我國“文化”自古以來較偏重精神教化不同。
《教育大詞典》對文化的解釋是，“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綜觀各類概念定義，“文化”一詞與“自然”相對，含有人類物質活動與精神活動兩方面內涵，是人類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活動及其產品的總和。文化是人類能動實踐的成果，這種成果反過來又對人的精神生理產生影響，“文化即人化”。文化對人的影響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潤物細無聲”，需要主體將其內化為自身自覺的觀念意識。從語義學上說，“化”顯示出一種漸進的浸潤、滲透或瀰漫的作用方式(例如，教化)。文化培養要促使那些本身實現的東西完全展開。
不可否認的是，在現代科技與工業文明逐步取代傳統農業文明之後，與社會財富日益繁榮相映照的是，道德的、倫理的、價值的領域受到物質的、經濟的、利益的因素侵蝕。在社會的各個領域，文化的價值、意義、思維模式與傳統經常被棄置一隅。
(二)文化與高等教育的關係
根據高等教育外部關係規律，高等教育與社會的經濟、政治、科技、文化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絡。上述四者對於高等教育在聯絡方式、影響維度、作用強度等方面呈現出豐富多元性。它們極少單獨發生作用，也不是以平行、並列、整齊劃一的線性方式發揮作用，而是透過彼此間複雜的非線性互動作用產生對高等教育的整體效應。
高等教育系統是人類文化發展的重要成果，也是文化傳承和創新的主要載體。“教育與文化的關係是基本關係，處於基本層次，教育與其他方面的關係只是教育與文化關係在不同背景下的投射或特定形式”[5]，可以說，文化對於高等教育的影響更為直接、廣泛與深刻。文化成為高等教育更具包容性和超越性的外部因素。大學是高等教育系統的最重要的主體，從文化的角度其社會功能可以解釋為文化傳承、文化創新和對社會的文化引領和服務支撐。從歷史上看，高等教育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比與經濟、政治、科技之間的關係有更加悠久的傳統。文化與高等教育的關係是全面的、綜合的。“文化既是教育的外部制約因素，又是教育內部的構成要素”[6]，文化因此成為溝通高等教育內外的橋樑紐帶。高等教育則透過文化知識的傳播、創造與應用，發揮自身的文化功能。
(三)文化視域下的大學教學管理
大學教學作為高等教育系統的基礎功能性活動，在現代社會勞動分工與職業門類不斷細化、人才培養層次、規格、標準不斷分化的背景下，成為一種特定化的“文化化人”活動形式。為了給大學教學一個全景概貌式的描述，從活動主體、主體的實踐活動、主體從事實踐活動所憑藉、運用的“有形”與“無形”的各類要素加以考察，大學教學涉及因素包括學科與專業基礎(大學專業設定與培養方案制訂);大學教學的學校環境(大學教學理念、教學硬體與軟體條件、大學教學管理制度與機構、教師評聘制度與教師隊伍、學科群及其結構等);大學教學的內容載體(大學專業課程方案、多級課程體系和具體各門課程的內容);大學教學的主體活動(大學教師教學活動的.準備與實施，大學生課堂內外的學習、實驗、實習、作業、考試、畢業論文、社會實踐等活動，大學教學管理和學生管理人員對教學和實踐活動的組織、管理與監控，校外實習基地指導教師的指導活動等)。
大學教學活動包含大量複雜的、在人的作用下文化知識和人的運動過程。無論從產生的歷史淵源、演變的社會背景、自身運作機制，還是從發展現狀與趨勢，與外部社會的聯絡等方面來看，它都已呈現出自身獨特的“質”的規定性，越來越與其他層次型別的教育管理活動顯示出區別。以教學活動為貫穿主線，將師生、管理者與服務支撐人員等主體要素、與文化知識、教學資源等非主體要素包含在內的社會複雜巨系統，即為大學教學系統，其基本要素為師生主體與文化知識，基本單元為一個個“教師-文化-學生”共同體。教師是掌握高深文化知識，從事複雜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大學生是具有較好文化基礎、朝氣蓬勃的青年。除了少數重點院校在大學高年級設定的拓展性課程會涉及尚待人類探索解決的學科專業未知領域與前沿問題外，大學教學系統中的文化知識基本上為人類已經掌握的文化成果。院校、專業、課程是大學教學系統獲得自身“質”的規定性以區別於其他社會系統的影響因子，對系統結構和功能以及各要素運動發展的方式趨向有著決定性影響。大學教學系統實質上是一類特定化的文化系統。大學教學管理活動無論從指向物件、主要內容抑或是所處環境來看，都具有比較強的文化性、精神性與人文性。
三、用文化的力量推動大學教學管理轉型升級
激發大學教學管理組織和管理者主動積極運用文化的邏輯開展管理實踐的內生動力。他們不單是優良教學管理文化的被動承受者，更是這一文化的主要建構者和創造者。當然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也不能希冀一蹴而就，畢其功於一役。“由於文化自身形成的漸進性與變化的緩慢性，這種影響只有透過相對漫長的歷史時期才能清晰看出。”[7]
(一)加強管理組織文化建設，落實“以師生為本”的管理理念
長期以來沿襲的單一、自上而下的行政模式亟須轉變。各級大學教學管理主體需要將自身在教學工作中的主導性與規制性作用，有效地轉化為對廣大教師、學生價值追求與理想信念的引領示範力量，用良好的管理作風帶動教風學風向好的方向發展，推動形成優良育人文化氛圍，使“立德樹人，教書育人”蔚然成風。
釐清行政管理職能和學術權力的邊界、各自適用範圍以及發揮效用方式的差異。堅持以師生為本理念，尊重師生作為文化個體的個性化需要，將“學術自由”、“大學自治”文化理念融入大學教學管理中，讓管理活動貼近教學一線，迴歸生機勃勃的文化傳承的實踐。在行政機構設定與職能設計上，應注重考慮如何更好地服務教師與學生在教學、學習過程當中的個性化需要。
行政權力主要發揮資源保障和服務支撐的作用，保證教學活動順利規範開展，行政管理的制度規範只是守住教學質量的底線。並且，制度本身屬於廣義文化的範疇，是大學教學系統文化發展的產物。只有當教師、學生將管理政策、方針內化為自身的自覺意識和行動準則，形成倡導“靜心教書，潛心育人”的制度文化時，大學教學行政管理的效率效果才會得以彰顯。
為適應教學質量提升和內涵建設的更高要求，需要激發和釋放師生主體投身教學活動的熱情與活力，完善專家組織的執行機制，將專業建設、課程建設等學術性事務交給學科專業的專家教師自主管理。此外，引入多元社會主體參與管理也是驅動管理創新的重要渠道。目前，國內正在開展的專業認證活動顯示出這種發展傾向，這為推進大學教學在質量標準、教學理念、培養模式、目標內涵等方面的改革不斷深化完善，形成各具個性特色的院校文化、專業文化、課程文化奠定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基礎。
(二)保持管理文化與技術之間的適度張力
在文化的視域下，“技術並不只是物質現象，而且也是精神現象”，它“不再外在於人和文化，本身正是社會發展中文化作用的要素”。大學教學管理者在運用現代資訊科技提高效率的同時，對技術產生的文化和哲學層面的問題應該加以反思。師生主體在網路教學過程中，所面對的世界是“由電子媒介的自指性語言所構型的新型語言和符號世界”[8]，遠端管理系統也讓管理者和師生之間不再依賴傳統的交流渠道。這些勢必造成教師、學生、管理人員之間的交往互動方法模式的變革，他們擁有了虛擬空間和現實空間的雙重自我。
大學教學活動作為文化之流和生命之流的多向互動運動，充滿著在個體、群體、社會不同層次上的教師-學生、學生-學生、教師-教師不同主體之間以文化知識為媒介的文化傳承活動。管理者應防止技術從手段上升為目的，窒息大學教學系統本應具備的生機勃勃的文化活力。對資訊科技發展的價值取向和文化功能應加以反思研判，看其是否有助於作為系統最重要文化主體的教師、學生的個性化發展，以及他們對各具特色的院校文化、專業文化、課程文化的價值和意義的理解、認識與闡發。只有在文化與技術之間保持好適度的張力，維護好動態的平衡，大學教學系統結構功能的不斷最佳化與良性發展才能實現。
(三)構建與社會之間富有彈性的互動機制
大學教學完全不同於針對狹窄職業面甚至特定崗位的速成式技能培訓，並不追求將學生僅培養成某類工作的崗位能手。大學學生一般需要掌握較為紮實的專業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和能力，具備專業領域內較強的發展後勁潛力與較廣的適應面。文化的邏輯就是真實的人類活動的邏輯。[9]大學教學活動是師生共同度過的一段特殊的生命過程，以及在這段生命過程中形成的文化傳承關係。這種生命過程和文化傳承關係的複雜性、創造性、體驗性與獨特性為大學教學系統形成自身複雜運動邏輯奠定了基礎。它與外部社會之間不可能形成絲絲密合的同步聯動關係，而是以演化的方式形成一種多維度、非線性、非均衡的互動關係。鑑於此，管理者在育人理念、培養目標、教學模式、畢業規格等事關大學教學文化生態發展走向的因素設計上，不應“短視”，單純迎合社會用人單位對特定崗位技能的過分要求;而應堅持適度超前性，使大學教學具備較大的靈活度以及與外部社會之間的彈性，避免社會經濟週期性波動漲落對大學教學造成直接作用。在文化“介質”的緩衝與調適下，大學教學系統與外部社會將形成一種更為和諧平衡的互動關係，系統顯現出異彩紛呈的多元文化演進生態。大學教育事業將由此獲得更為持久而強勁的發展動能與活力。
我國大學教學管理只有迴歸文化的邏輯，才能更好地切合大學教學系統自身的內在演化規律、運動軌跡與發展趨勢。為了更好地適應高等教育走內涵式發展之路的新常態，激發和釋放師生教學主體投身教育事業的熱情與活力，我們需要有意識地將文化元素更多地融入管理體系中，運用文化的觀念意識和行為正規化增強管理組織的內涵，提升文化軟實力，讓文化的張力調適行政性、技術性、社會性因素，使得大學教學管理從制度管理、技術管理、目標管理的層面上升為文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