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環境倫理學的進展與反思論文
我國環境倫理學的進展與反思論文
“環境倫理學”(environmentalethics)或“生態倫理學”(eco-logicalethics)這兩個概念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我國理論界“現身的”，經過20多年的發展，雖然尚不能說它們己經家喻戶曉，但是情況己經有了很大的變化。首先，環境倫理學或生態倫理學不再只是兩個乾癟的概念了，而是有了較為豐富的理論或實踐內涵，這主要體現為：拓出了自身的問題域——從倫理學的視角來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或者探宄人與自然關係中的道德蘊涵;有了支撐起理論體系的基本概念或範疇，如自然價值、自然權利、環境正義等等，而且把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作為明確的實踐導向等等。其次，環境倫理學在我國的倫理學的大學科體系(一般來說，我國倫理學的體系是由倫理學原理、中外倫理思想史和應用倫理學三大部分構成的)中也佔有一席之地了，雖然比較普遍的觀點只是把它作為應用倫理學之一脈，然而其自身也細化出了不同的研宄領域，如對環境倫理學基本理論框架的探討和對東西方環境倫理思想資源的分析挖掘等等。再次，其實踐意義也得到了肯定或承認，也就是說，從現實性上看，要協調人與自然的關係，除了要發揮經濟槓桿的作用，藉助於法律的調控之夕卜，道德力量的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其他方式所無法代替的.這三個方面大致可以代表我國環境倫理學或生態倫理學所取得的進展。
當然，20多年的時間對於一個學科或一種理論思潮的進展來說畢竟是太短暫了，其自身的許多內涵還沒有獲得充分的展現，思想脈絡尚未定型，思維向度也還沒有得到較為充分的伸展，所以對這種思潮的回溯或反思似乎有倉促之嫌。但是我們在此所做的思考並不是要獲得一種定性的結論，只是想回過頭來看看這股理論思潮的發展軌跡，並對其未來的發展方向做出思考或前瞻。
1.環境倫理學在我國的產生髮展一方面與環境保護主義(environmentalism)在全球的興起並一度呈席捲之勢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但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我國的環境倫理學是在實踐基礎和理論準備都不充分的情況下起步的。環境倫理學的興起應當是全球環境保護運動發展的必然產物，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產生和發展也是世界環境保護運動的組成部分，這是我們反思我國環境倫理學發展軌跡所應當具有的視角。所以，20世紀中葉以後，生態問題己經成為西方社會的一個“控制點”，它連線了太多的問題或者說它可以“引爆”許多問題。這樣一種社會背景無疑為以關愛自然為旗幟的環境倫理學的產生提供了合宜的現實土壤。
正是由於具備了這樣一些條件，西方環境倫理學從20世紀中葉到末葉的幾十年時間裡，發展十分迅速。這期間發生的幾次明顯的理論轉向是其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20世紀60年代以前，西方社會只有少數人關注環境問題，環境倫理學一開始也是以一種激進的方式出現，它以傳統的哲學目的論、進化論和生態學等為基礎，提出了拓展倫理視閾的方法和途徑，強調生態系統的整體價值高於人的利益的滿足。無論在論證邏輯還是價值導向上都與“人際倫理”存在很大反差甚至違逆了傳統倫理學的話語形式和論證方式，所以環境倫理學在一開始也必然會處於一種曲高和寡的地位。美國環境倫理學的奠基人奧爾多?利奧波德在40年代就呼籲人們要樹立一種與自然保持平等和諧的道德觀，但是並沒有多少迎合之聲，他的《沙鄉年鑑》一書雖然在1949年就己經出版，但是“這本書在圖書館和學者們的書架上靜靜地躺了近20年”。
從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西方環境保護主義運動開始進入了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環境保護髮展成為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始於對生態災害或各種公害事故的關注。當然社會民眾對環境問題的認識並不是自發產生的，也是需要引導或喚起的。對西方社會說，1962年出版的由美國海洋生物學家瑞徹爾?卡遜撰寫的《寂靜的春天》一書在西方環境保護史上是佔有重要的地位的，許多社會民眾都是由於閱讀了這本書後變成了環保主義者或者走上了環境保護的道路。在這一時期所發生的許多事件也都是可以永載人類環境保護史冊的，如確定了“地球曰”，召開了世界性的環境保護大會，許多著名的環境保護NGO組織宣佈成立等等。這一時期環境保護運動的所要實現的主要目標就是“遏制”，包括遏制人口的增長、遏制汙染的蔓延、遏制工業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對環境造成的破壞等等。12與此相對應，這一時期的環境倫理學中雖然仍然保留著激進的成分，但是又增加了對工業文明框架中的生產方式、消費方式展開價值批判和反思的新內涵。
環境問題作為20世紀未解決的問題之一被帶入了新的千年，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社會在環境問題上的態度和觀點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雖然環保力量還在分化，不同集團和陣營之間的爭辯對抗還頻繁地發生，但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環境問題是個牽涉層面非常繁雜的問題，它需要不同的力量從不同的途徑來共同協商合作，正如環境保護追求生態多樣性一樣，環境保護的組織和力量也應當是多樣的，任何單獨的利益集團，更不用說個人，在環境問題上是不可能處於絕對的壟斷地位的，所以追求協同配合、共同發展應當是走向新千年的環境保護運動的必然趨勢。說的更形象一點，如果把環境保護看成是一件綠意飄蕩的長裙，那麼誰都有資格來剪去裙裾的一角。“不同的組織滿足不同的需要——所有都非常重要——在環境的傘翼下……就像我們追求自然界的多樣性一樣，我們在政治風格和所要完成的使命方面也需要多樣性。141與此相適應，在新的世紀裡，西方環境倫理學也必然呈現出多元共容的格局，即環境倫理學自身的譜系將明顯擴充套件。
我國的環境倫理學起步於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以後才開始有了一定的發展。相對於國外的情形，我國的環境倫理學在今天還只能算是一株稚嫩的幼芽，這固然與其發展時間較短有關，但是也與現實條件和理論基礎有關。從人與自然關係的狀況來看，我國雖然具有地域遼闊和生態多樣性的優勢，但仍然是個自然災害多發和頻發的國家，生態環境還是比較脆弱的。我國長期是個農業大國，人口過多對生態環境施加了很大的壓力，然而我國的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農村，一方面農業生產雖然對環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壞，特別是從先秦以來就未曾停歇的墾荒屯田等生產活動造成了比較嚴重的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等現象，另一方面農業文明體系中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又避免了人與自然的尖銳矛盾，也就是說工業化的後發性使得我們國家避免了過早地遭遇工業化條件下所產生的各種環境問題，特別是公害問題，這似乎是值得慶幸的事情，但在客觀上卻抑止了民眾對生態問題的敏感性或生態意識的覺醒。所以直至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壓力不斷增大而造成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問題時，國民的生態意識水平依然提高比較緩慢，人們更多關注的是與自己的日常生活利害相關的環境問題，也就是說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長期以來是停留在非常表層的功利層面的，對生態問題的關注很容易被眼前的其他利益欲求所取代和置換。而這種現實狀況也在客觀上限制了與“環境關注”相關聯的理論的萌生與發展。同時，中國幾千年積澱下來的道德資源非常豐厚，以人倫關懷為基點和準則的道德文化獲得了廣泛的認同並形成了足以長期沿襲的文化慣性。而在這樣一種現實基礎和理論背景之下，環境倫理學的發展就很難獲得強大的推動力。
但是，環境倫理學畢竟還是在中國實現了著陸，這種著陸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透過改革開放所獲得的與世界的全面接觸，儘管現實基礎和理論條件的缺失使我們沒有自然地“娩出”環境倫理學的思想元素，但是不可阻抑的世界性“綠色運動”的感召必然誘使我們主動地投入它的懷抱，而透過外部輸入的方式來形成和擴展出環境倫理學的理論視閾便成為我國環境倫理學發展的起點。然而正是由於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發展帶有很明顯的“外部輸入”的痕跡，所以它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接受現實和理論的雙重挑戰或質疑，從現實來看，它必須要與中國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經濟的發展取得一定的默契。很顯然，在我國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起步晚、起點低，法律和市場的規範調控機制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倫理的介入也更顯得阻力很大。而從理論上看，環境倫理學在我國的發展長期面臨著要為自身的合法性進行辯護，要不斷面對“環境倫理學何以可能”的提問，學理上的廣泛紛爭而不是現實的關注構成了我國環境倫理學發展早期的一大特色。
2.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發展一方面比較密切關注國外環境倫理學的理論動向，而另一方面我國的環境倫理學又失之於缺少自己的話語和理論基點。
在前文中我們己經提到，我國環境倫理學的興起帶有明顯的外部輸入的特點，也就是說我們首先是透過介紹國外學者的論著而把環境倫理學的概念和一些基本的理論架構及其實踐指向引入國內的`，直至今天這方面的工作還在繼續著，而且在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理論研宄中佔據很大的比重。
迄今為止，許多國外的環境倫理學家的名字及其思想都在國內的論著中出現過，諸如阿爾多。利奧波德(AldoLeopold)、瑞徹爾。卡遜(RadidCaisori)、皮特。辛格(eterSinger)、湯姆。瑞根(TcmRegan)、保爾。泰勒(Paul.Tayor)、蘇珊。福萊德(SusanL.Flader)約翰。帕斯摩爾(JohnPassmore)羅賓°阿提費爾德(RobinAttfidd)、霍爾姆斯?羅爾斯頓(HomdesRolston)阿倫。奈斯(ArneNaess)、喬治。塞欣斯(GeogeSessions)等等。這種情況最起碼說明，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發展是非常注意關注國外的理論動態的，而這對於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發展也是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的。但是，這其中也有值得我們反思的東西。
首先，在我國尚不具備充分的現實基礎和理論背景的情況下，透過譯介國外的研宄成果來觸發我國理論界對環境倫理學的研宄興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我們始終著眼於此，那麼就可能會導致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發展缺少自己的話語和理論立足點，更重要的是難以找到切入現實的路徑。其次，即便是我們對國外環境倫理思想的譯介也缺乏一種整全的理論視角，可能更多關注的是“激進的環境倫理學”(radicalenviimimentalethics)而對這種思想及其價值導向與中國現實國情的適應性則缺乏認真的思考。而這兩個方面所集中反映的問題就是，中國環境倫理學的發展不能疏離我們的現實國情，更不能喪失其服務現實的實踐品格。
目前中國最現實的國情就是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當今單邊主義肆虐的國際大環境下，加快發展是當務之急。在環境問題上，承擔全球共同的責任是必須的，而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具體問題更是十分重要的。而實際上，今天所有的全球性問題都要透過民族化或區域化的轉化才能獲得最終的落實。西方環境倫理思潮固然反映了人類對環境問題的一些基本認識，體現出了環境問題的普遍性以及人類應對這一問題的共識性，但我們必須承認，西方環境倫理思潮有其自身的形成背景，也有其介入現實的社會心理基礎和文化土壤，所以它對中國社會的適用性必然就構成了一個文化移植過程中的常態問題，特別是被譏諷為帶有“中產階級生活情調”或代表“白人中產階級生活情趣”的激進的環境倫理學對於思考或應對我國的生態問題的價值和意義則更值得認真思考。因為我國的環境保護從最根本上要謀求全社會的共同福利，要實現或體現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當然也要維護國家的環境安全。
西方也有學者指出，激進的美國環境保護主義在環境問題上主要是追宄人的驕傲和生態上的自大。雖然主張從人類中心轉向生物中心可以贏得許多人的共鳴，但是認為人類在生態問題上必須接受生態整體性的指導，這個極端結論則有許多不可取之處。實際上人類中心主義與生物中心主義的分野在理解環境退化的動態方面是幾乎沒有意義的。“地球面臨的兩個基本生態問題是：(1)工業化世界和第三世界城市階層的過度消費;(2)日益增長的軍事化，既有短期意義的(如正在進行的區域性戰爭)又有長期的(如軍備競賽和核毀滅的可能)這些問題沒有哪個能輕易地和人類中心——生物中心的區分有聯絡。的確，這些過程的原動力幾乎不能包括在這種哲學的二分法中。工業社會和軍事化造成的生態學上的浪費特徵的直接原因遠遠超越世俗：在整體層次上，是政治和經濟結構的對立，在微觀層次上，是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
無論在那個分析層次，這些原因不能降至一個更深層的對待自然態度的人類中心論，相反，卻對人類的生存構成了巨大的威脅，他們引起的生態退化違背了人類的最大利益。並且認為，激進的環境主義正在以一種極端偽裝的形式下推進西方的生態價值觀念，如果說這種激進的價值觀念對於己經解決了溫飽問題的西方中產階級來說是自然的、合宜的，但是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則是不適宜的或是有害的。以印度為例，印度是個長期定居高密度人口的國家，農業人口占多數，長期以來農業人口與自然環境之間有著良好的平衡關係。而一些西方的激進的環境主義者正試圖“把美國自然公園的系統植於印度土壤中，而不考慮當地人口的需要，就像在非洲的許多地方，標明的荒地首先用來滿足富人的旅遊利益。
可能出於無意，在一種新獲得的極端偽裝下，深層生態學為這種有限和不平等的保護實踐找到了一個藉口。國際保護精英正在日益使用深層生態學的哲學、倫理和科學證據，推進他們的荒野十字軍。15這種觀點雖然也難免顯得有些激進，但是的確看到了西方環境主義價值理念的一些侷限性，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環境問題的忽視或表現出的強勢姿態。所以，這裡所說的尋找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立足點和建構自己的話語系統也就是指要在基於國情的基礎上形成能夠有效地介入調整我國生態環境問題的理論基礎和價值導向。為此，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發展就不能僅僅地依靠話語的移植和思想的引進，而必須在對我國現實的生態問題進行認真的實證研宄的基礎上，做出適當的理論概括和價值規約，使得環境倫理學在我國既具有全球視野，同時又具有民眾基礎和實踐途徑。
3.我國環境倫理學在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十分重視理論體系的構建和話語邏輯的圓通，但另一方面對於其在實踐中的落實重視不夠。
回顧我國環境倫理學發展的歷史過程不難看出，這一領域的研宄性論著不斷出現，但是我們更多地是圍繞著某些理論命題或基本概念來展開思考的，如關於環境倫理學的獨特性(具有自身理論特質)和附屬性(是傳統的道德體系的固有內容)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自然主義和人本主義、自然的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自然的主體性和非主體性等問題展開討論，但是對於環境倫理學如何與我國的環保實踐相結合則著力不多。
從世界環境倫理學發展的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出，環境倫理學的產生與其說是理論發展的需要，而毋寧說是現實需要的催動。也就是說，正是在面對人與自然關係惡化的嚴峻現實時，才產生了反思傳統價值觀念的需要;也是在直接地感受到環境問題對於法律和市場調控來說還留有真空地帶的時候，環境倫理學的滲透也才凸顯出現實的必要性，所以環境倫理學的合法性並不僅僅是由理論上的自洽所能體現的，而必須包含著實踐的意蘊，也就是說，如果環境倫理學不能對改善人與自然的關係發揮出實際的作用，那麼它存在的意義就必然會受到質疑。所以環境倫理學要避免被建成一座思辯哲學的“象牙塔”，要避免面對現實問題時罹患上“失語症。
迄今為止，倫理學的理論形態林林總總，並沒有一種一成不變的理論正規化，但是倫理道德從來就不是學者所玩弄的文字遊戲，任何精巧的理論思辨都無法代替倫理學對人的價值和生命意義的了悟與現實關懷，否則倫理學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因之，尋找或疏通環境倫理學的實踐路徑則是夯實其存在基礎的重要環節。
而尋找我國環境倫理學的實踐路徑有兩方面的問題是不容忽視的，其一是：必須要對我們所面對的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具體內涵有切實的把握，而這是我們確定對環境問題進行倫理性應對的前提。其二是:必須要結合實際對環境倫理學的價值理念、話語形式進行清理和加工，使我國的環境倫理學具有自身獨特的理論內涵。
基於此，我們認為，我國環境倫理學在未來的進展應當在如下幾個方面有所開拓：
第一，具有“大環境倫理學”與“小環境倫理學”的雙重視野。這裡所說的大環境倫理學主要是指透過綜合人文與自然而形成的宏觀環境倫理學體系。誠如前文所提到的，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就是歷史問題、文化問題，脫離人類歷史和文化發展是無法捕捉到人與自然關係形成和變迀的內在根據的，“自然是一個歷史範疇。這就是說，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什麼被看成自然，這種自然同人的關係是怎樣的，而且人對自然的闡明又是以何種形式進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內容、範圍和物件性應意味著什麼，這一切都是受社會制約的。
所以我們在思考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發展時應當具有宏闊的人文視野，要考慮到歷史、文化等因素對人與自然關係的影響，同時也要思考人與自然關係的變化對社會發展和文化演進的巨大影響力。當然，把自然和生態環境問題納入到廣闊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中來思考並不能遮蔽自然生態問題的獨特性，因此我國環境倫理學的發展還必須有具體微觀的視閾，要對具體的生態問題展開個案分析和思考，即人文的了悟不能取代嚴格科學的分析。只有具有了這樣雙重視角，我國的環境倫理學才會有堅實的基礎。
第二，為環境倫理學的發展構建價值支撐系統。倫理道德並不是現實生活中某個孤立的層面，它具有廣泛的生活滲透性。所以環境倫理學的發展也不是一脈獨流的過程，它需要各種因素的支撐。我國環境倫理學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許多問題與缺乏廣泛的社會支援是有關聯的。在現實生活中，環境倫理學與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宗教觀念和經濟目標、法律規範之間的張力過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它的現實影響力。所以我們需要整合各種因素，為環境倫理學構建起堅實而廣闊的社會價值支援系統。
第三，從理論的環境倫理學走向實踐的環境倫理學。環境倫理學要走向現實生活，要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必須做好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要重視研宄環境道德教育的過程、方法、機制和一般規律，因為教化是道德價值向現實生活滲透不可缺少的環節;二是要重視研宄環境倫理向法律、制度轉化的機制和途徑，一旦獲得了法律、制度的支援，環境倫理學就具備了剛性或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