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造法式在中國建築學術體系中具有的意義論文
營造法式在中國建築學術體系中具有的意義論文
引言：今天我們如何理解《營造法式》研究的意義今天我們對《營造法式》研究進行回顧、研討，其中必然涉及對於《營造法式》研究的意義之思考。這也是經歷了幾代學者共同建樹的這番學術事業的認知問題。
《營造法式》研究伴隨了中國建築歷史學科的發展，研究的起始就意味著中國建築歷史研究的起步。然而，我們如果追尋一下就可以知道，在《營造法式》研究之前，已經有一些中國建築的研究，尤其是一些域外的學者進行的中國藝術與建築研究，“發現”了不少中國的古蹟，其中有大量是屬於建築歷史範疇的。但是他們的工作並未涉及《營造法式》研究，我們也常常不將之作為中國建築歷史學科的成就。顯然，我們所基本認可的是由中國學者自己進行的中國建築歷史研究，這實質上是中國學者對本民族文化的建築傳統進行的詮釋，這種詮釋工作是建立自身文化中的建築學術體系所必須的。建築學的文化藝術特徵性，要求一定地域文化有自身的價值體系和相應方法，中國的文明體系所要求的一種不同於其他文化( 主要是西方文化) 的建築學術體系，即是我們所謂的中國建築歷史與理論學科之任務。筆者以為，《營造法式》研究意義的實質，正是在於建立中國建築學術體系。我們今天來研討《營造法式》的研究，也應該將之與中國建築學術體系的建立與發展的過程來做平行的比較。
《 營造法式》研究的起始：中國建築學術體系建立的前提條件《營造法式》研究起始於1920-1930 年代，尤其是“營造學社”成立之後的時期。《營造法式》這本古籍於1919 年由朱啟鈐和1925年由陶湘等人發現，並再版刊行，在當時的學術界成為一件盛事。而《營造法式》一書自北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 年) 完成算起，到1925 年被“發現”和隨後的“營造學社”所進行的研究，期間長達834 年是沒有研究的。甚至不被人知道，所以才有所謂的“發現”。這的確令人費解，為什麼要被重新“發現”呢?我們瞭解，《營造法式》一直是作為古籍被皇家收藏，並進入明“永樂大典”和清“四庫全書”。顯然，這本書是長期不被重視的，雖然在皇家書庫之中，但並未被士大夫們所關注而束之高閣。這種身份，與中國的許多古代文化遺蹟，由境外學者來“發現”的原理是一樣的。所謂“發現”，是“人類對於自我的內在、具體性的自然及其整體的認識或再創造”，是人們自身的認知的一種提高。
那麼，《營造法式》的被“發現”，意味著什麼樣的認識水平提高呢?《營造法式》在近代的被“發現”，不僅說明該書的地位被大大提高，而且《營造法式》所代表的建築工程領域在中國學術體系中的地位提升了。原本的土木工程屬於匠人的營生，是中國傳統文人以及學術體系所不屑的“下器”。儘管由當年工部侍郎編撰的術書，也曾是官方發行的重要文字，但畢竟整個行業不是文人士大夫的主業。真正使得《營造法式》有了新的學術地位，是因為中國的學術體系在近代的發展中產生了重大的變化。西方學術體系中已經相對成熟的建築學，被引進到中國的學術體系之中。而當時中國社會和學界大力推動的“新學”和“新史學”，正是以引進西方學術的內容為主體的，建築學也因此成為重要的一部分。由於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史學從來是作為學者的重要中心學問，因而“新史學”帶有明顯的改良傳統的意味。《營造法式》在近代的重要性被人們認知，意味著在“新史學”中的新地位得到了確認。
“新史學”的主要倡導者梁啟超，在強調“新史學”的各種“新”的意義時，尤為清晰地強調了“史學與他學之關係”;他認為，“新史學”要求將其他各個學科與史學發生直接與間接的關係，應該將這些學科的知識、方法應用到史學之中，在他列出的“他學”中多數是西方引進的各科學學科，也就是“新學”。此後，梁啟超透過他的旅歐經歷，深刻認識到建築學(Architecture)在西方的歷史文化中的強大作用，更明確地提出了建築學在“新史學”中的重要意義。為此，梁啟超對其長子梁思成學習建築學抱有明顯的期望，在此後，他寄給在美國學習建築的梁思成那本新近刊行的陶版《營造法式》，並囑咐到：“一千年前有此傑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已”，其殷切之望可見一斑。
《營造法式》在近代被中國學者重新“發現”，意味著中國傳統的學術體系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也意味著建築學的重要性被當時先進的中國學者所認知。然而，一旦《營造法式》被重新認知，學者們也同時認識到了這本書的理解難度。正如梁思成之語：“公元1925 年，‘陶本’刊行的時候，我還在美國的一所大學的建築系做學生。雖然書出版後不久，我就得到一部，但當時在一陣驚喜之後，隨後就給我帶來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惱—因為這部漂亮精美的鉅著，竟如天書一樣，無法看得懂。” 事實上，在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等建築師加入“營造學社”之前，朱啟鈐等學者也曾投入精力對《營造法式》進行研究，尤其是其中名詞的解釋，顯然力不從心而難有進展。這也必然使得朱啟鈐堅定了為“營造學社”的大業，努力得到如梁、劉等掌握西方建築學專業的學者之決心。
事情的發展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如朱啟鈐之願，“營造學社”得到“庚子賠款”資助，從原來的民間社團而轉換為正式公立的研究機構，從而得以聘請梁思成等學者加入“營造學社”，成為正式的研究者。筆者以為，自梁思成加入“營造學社”起，以建築學為代表的新的學術體系進入了傳統的史學領域，梁啟超的“新史學”真正有效地實現了。作為“天書”般難懂的《營造法式》，正是需要新的學術體系才有被解讀的希望。
然而，對於當時的梁思成等建築學者來說，雖然掌握了西方的建築學術和中國的傳統國學，依然難以解讀這本古籍。顯然，等待梁思成等建築學者對《營造法式》的破解，必須經歷艱苦卓絕的研究工作。
2 “ 天書”的破解：《營造法式》研究中的實證科學追求
對《營造法式》這本“天書”的破解，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方法成為必然，這首先意味著對實證科學的追求。相對於中國傳統史學，實證科學成為“新史學”中最有標誌性的內容。近代的多位大師都對“新史學”的科學成分提出了明確的要求，都是實證科學導向的。傅斯年先生曾強調史學必須具有其科學成分：“史學只是史料學”，也如胡適先生提出的，史學就應該是“實驗主義”。對於近代史學的實質性發展，歷史事物的記錄和考證來彌補傳統考據學的不足，是所有新的史學發展的核心。陳寅恪在總結王國維的新史學研究工作與舊史學的本質區別時，提出的“取地下之寶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正是標明瞭實證科學的意義。具體關於實證科學的方法，最為清晰的就是要尋找實證資料，中國歷史學科的考古學科正是承擔了這一重擔，傅斯年將之定義為史學首要的工作：“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與“新史學”的要求完全一致，對《營造法式》的破解工作正是以實證科學為中心。針對歐洲、日本學者已經成功展開的中國文化遺蹟的考查和出版工作，“營造學社”制定了明確的古建築實物的調查工作計劃，並一步一步地展開了有效的工作。從梁思成等學者進入“營造學社”之後，就明顯地將田野考察作為學社的中心工作。其中所設立的“法式部”由梁思成親任主任的意義，就在於此。然而，另一個由劉敦楨任主任的“文獻部”，在分工上，應該是主要集中於文獻的整理、梳理，而與“法式部”有所不同，但在實質上還是與“法式部”共同執行了田野考察的任務。因此，透過選擇各地的古代建築遺址地，並前往現場進行深入細緻的調研工作，以採集、記錄而獲得“原手史料(primary historical material)”，正是“營造學社”的最核心工作。這種實證科學的工作，也是破解《營造法式》之基礎，反映了新的學術體系之特點。
以建築歷史專業的學術意義所定義的實證科學方法，正是集中在對建築實物進行完整的記錄(documentation) 工作上。當時，這種記錄的方法又以攝影術和測繪圖為代表，是建築學的基本工作方法。然而，其中的建築測繪圖，對於未經過專業學術訓練的學者來講，則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梁思成先生曾經對這種實證方法的意義清晰地說明過：“以測繪、繪圖、攝影各法將各種典型建築實物作有系統、秩序的記錄是必須速做的。因為古物的命運在危險中，調查同破壞力量正好像在競賽。多多采訪例項，一方面可以作學術的研究，一方面也可以促社會保護? .” 我們可以透過他們當年的大量工作成果瞭解，梁思成、劉敦楨先生在這方面都是傑出的高手，完全成就了破解《營造法式》的基礎。其中歷史建築的測繪圖，正是他們最有成效的實證工作與功課，耗費了他們最多的時間和精力。以此，梁思成、劉敦楨兩位先生，得以教導、培養“營造學社”的年輕學者，從而成為後來中國建築歷史學界重要的學者，如莫宗江、陳明達等。“營造學社”當年留下來的那些古建築測繪圖，既成功地記錄了古建築的基本資訊，又呈現了歷史建築的優美，今天看上去依然精彩絕倫，充滿神韻，如今，已經成為了中國建築歷史學科的優秀傳統。而攝影術，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既是耗費十分昂貴的也是極其難得的一項技術和藝術。今天的人們大多已經不太瞭解當年大部分的古建築實錄照片，是以大型的玻璃底片相機，需要在長時間曝光的條件下拍攝的。每張照片的攝影過程都十分複雜，耗時相當長。未經專門訓練的一般人是難以勝任的，加之路途和場地條件的惡劣，每張照片都格外珍貴。為此，“營造學社”對建築實錄的攝影工作極其重視。一般都由梁先生親自操作，他人不能接觸。為了保證攝影記錄的工作，還嚴格限制相機的使用，不許拍攝任務之外的人像、風景等。
作為“營造學社”的實證科學工作之高潮，顯然是經歷了千辛萬苦，終於在1937 年，於五台山偏遠的東茹鎮外山谷裡，找尋到建於唐代而保留至今的佛光寺東大殿;以此證明了中國依然具有完整的唐代木構大殿, 粉碎了某些日本人聲稱的只能到日本去研究唐代古建築之狂言。是當時的中、日建築歷史學者都認可的古典主義建築學術規範之下，梁思成先生等以建立“中國古典主義(ChineseClassic)”為目標的巨大成功。也由於與《營造法式》成書的宋代相比，唐代是更為令近代學者們崇敬的歷史時代，在建築藝術上有更為輝煌、燦爛的成就，佛光寺等大量唐、宋、遼、金古建築的“發現”是對《營造法式》破解工作之巨大支援，《營造法式》中大量的建築描述得到了實物的證實。
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值得重新討論的是：以西方的建築與藝術之“古典主義”學術規範，能否作為中國本土建築學的標準?筆者的觀點是，這正是需要被質疑的。值得強調的是，這種質疑和重新詮釋的探索，是今天的建築理論工作之所需，但並不應該因此而降低對梁思成等第一代中國建築歷史學者的學術貢獻之評估。
3“ 天書”的破解：《營造法式》研究中的建構文化傾向
對《營造法式》這本“天書”的破解，其實也必然導向對西方引進的建築學之核心內容的探討，以今天的語境，正是一種“建構”文化研究的傾向。
《營造法式》的研究之中，對於研究者來講最為直接的問題就是，需要詳細地解讀《營造法式》所描述的傳統建造工程的邏輯。以梁思成、劉敦楨為首的第一代中國歷史學家，雖然相比以往的文人士大夫來講已經掌握了建築學術與建造邏輯，但顯然是西方的和當代的，對於自己文化傳統中的建造邏輯與規律並不瞭解。直接的原因，就在於營造活動原本在中國文化傳統之中是屬工匠的範疇，大部分工匠是不識字或不具備書本文化的。建造領域之中的知識與技能是師徒之間口語傳授的，構件名稱、工法術語都是工匠們的民間方言，作為典型民間口語文化，自然是隨時間與空間的差異而不斷演變的。《營造法式》作為一本難得的記錄大量宋代官式建築之建造規律的術書，雖然由同為文人士大夫的李誡編撰，但記載的難免是當時工匠的民間口語。至近代“營造學社”開始來破解《營造法式》這本“天書”之時，首先學者們並不瞭解工匠的民間口語，其次也應該在空間和時間上都有了巨大變化。這正是作為“天書”的特點，書中描述、記載的大量內容根本不知其所云。
朱啟鈐先生對此已有一定體會：“研求營造學，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實質之營造不可”。這句話中顯然蘊含了對研究中國的營造學的難度之預感，也擔心學者們過於簡單地望文生義而耽誤了其中的深厚內涵。於是，梁思成以及“營造學社”的成員們，採取了以另一本重要的古代建築術書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入手，對傳統的官式木構建造邏輯進行深入的認知。這明顯地在方法論上具有合理性，以“營造學社”所在地的北京，和大量官式建築遺留物的年代所在清代，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所描述的建築實物與工匠體系，在空間與時間上都有可依託的文化環境。
根據大家回憶，當時梁思成先生等以建築製圖法將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中描述的各種建築情況都一一重新描繪，對應實物得以證實其可行性。在此同時，更重要的舉措是拜傳統工匠為師，由工匠的口中重新找到那些營造的規律，從工程實踐之中去認知傳統建造技藝、原理。他們向當時清工部以及故宮留下來的工匠們進行了各種方式的學習與請教，這種建築的研究顯然是以建造規律為中心的。更有利的是有不少清代皇家建築需要維修，建築師已參與到了實際的古代工程技術的`研究中，給“營造學社”對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的研究帶來巨大的方便。順應這樣的由近及遠的規律，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的研究，成功地使得“營造學社”建立起了對中國傳統營造基本規律的認知，培養一套有效的研究方法和學術人才。在此基礎之上，對宋《營造法式》中構件、工法術語的解釋才成為可能。
正因為對《營造法式》的研究，中國建築文化傳統的核心—營造，得以很好地被集中關注，建構文化傳統也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彰顯。透過宋《營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的研究，中國的建築學術體系開始有了對自己營造傳統的認識、描述，在高等學府的教學和研究之中，古代匠人的技術、工法正式地“登堂入室”，成為學者必須掌握的知識和技能，並在此基礎上進而研討其“意匠”。實際上，從中國歷史悠久的“道器相分”之學術傳統來看，在近代出現了成功的“道器相融”，其影響應該是至深至遠的。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言，近代的建築業發展“這可說是中國建築術由匠人手裡升到‘士大夫’手裡之始”。從宋《營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的研究起始，主動向工匠學習，成為了中國建築歷史研究的一個優良傳統。這種以建造為核心的中國建構文化認知，其歷史性的積極影響是非常值得我們今天所珍視的。
具體而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建築學專業和建築歷史方向的學生，透過宋《營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的研習，得以瞭解這一營造體系的規律。《營造法式》的研究成為不少建築歷史方向研究生的課程，已經是一種中國建築史之基本功課。因《營造法式》而研習了中國傳統營造體系的普遍規律，這種基本的建構文化傳統在建築學術體系中得以延續。更為有效的是，對中國古代建築實物與遺址而言，作為社會巨大需求量的文物修繕、復原與重建工作，在宋《營造法式》研究基礎上，發展成為十分有效的工程技術與判斷手段。這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建築發展中，起到了明顯成效。
自《營造法式》在近代出版之後，就一直受到了西方學者的廣泛重視。然而，鑑於該書“天書”般地費解，此書的真正國際影響一直有限。而以梁思成為代表的中國學者之歷經數十年的解讀，顯然為西方學者的閱讀理解提供了基本的條件。儘管如此，由於中國古代學術的獨特性，中國的建造文化與西方的建築學術之間的巨大差異性，導致《營造法式》在西方的學術界，只能是一種極其邊緣和稀罕的“漢學(Sinology)”，很難達到真正的影響力。
這種情況，直到李約瑟的鉅著之“土木工程技術”分冊出版，才真正有所改變。李約瑟在充分肯定李誡的《營造法式》在中國古代木構建造技術記錄方面的重要價值之外，也論述了與早於它的喻皓《木經》以及後世的明《營造正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的關係。正是由於李約瑟對中國古代科學與文明發展歷史之研究，且以極為廣博的史料知識和深刻的分析，更為重要的是，具有高瞻遠矚的世界主義之觀念，使其獲得公認的對“西方中心論”有效突破的學術成就。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對《營造法式》的高質量評述，實際上成為對《營造法式》的國際學術之新定位。
在李約瑟的帶動之下，國際學術界對《營造法式》的認知顯然開始提高。開始不斷有西方學者對《營造法式》的研究成果發表，並且產生越來越積極的影響，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顧邇素(Else Glahn, 1921-2011) 的傑出研究。這位丹麥學者傾其一生的精力,投入到了對《營造法式》的學術研究中。綜合來看，她的研究水平在西方學者之中應該是最高的。在1981 年《科學美國人》雜誌上，破天荒地刊登了她的“12 世紀時的中國建築規範”(Chinese Building Standard in the12 th Century)，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這本中國宋代的官式木構建造體系之制度與技術，其意義應該可以算是劃時代的，表明了國際權威的科學研究雜誌對《營造法式》作為一種具有重要科學與文明價值的歷史文獻價值之認可。在筆者看來，正是李約瑟之後的西方學術界對中國古代學術成就的新定位才使得這樣優秀的研究成果得以被傳播。
此後，有更多的西方學者在此領域耕耘，也均有一些建樹。其中日本學者田中淡(Tanaka Tan) 和美國學者夏南希(NancyShatzman-Steinhardt) 的研究成果頗豐，並與中國學者的交流頻繁，成為古代中國建築木構技術方面的重要專家。而宋《營造法式》的許多研究成果，已經成為他們來論證不同朝代官式建築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