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斷代史研究的意義論文
體育斷代史研究的意義論文
一、斷代史是用新的視角對體育史進行再研究
傳統的體育史學研究模式主要傳承古代史學模式，以“尋根史學”為重點，研究範圍停留在體育制度史、體育思想史、體育運動史以及精英人物的體育實踐活動的狹窄領域內。20世紀80年代，我國體育史學的崛起，成為影響改革開放初期體育學術界變革的重要學科領域，對中國古代體育思想史、體育運動史、新民主主義體育史、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史的研究都有大的突破。可是，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體育史學遇到了學術危機。有的稱之為“低谷期”，有的稱之為“衰落期”，有的稱之為“轉型期”，北京體育大學谷世權先生則稱之為“間歇期”［2］。進入21世紀以來的10年裡，體育史學經過對史學危機的深刻反思，認定了“參與史學”“史學為現實服務”是體育史學今後發展的主線。有論者指出:“20世紀到21世紀之交，中國的體育史學正在發生一場革命。其實質是，中國的體育史學開始由傳統的‘尋根史學’轉向‘參與史學’的變革”［3］。在“參與史學”理論的影響下，這一時期出現了各種主題的體育史論著。這也為體育史學視野下移、學術轉向做好了準備。當前，視野下移、微觀史是史學研究的熱門話題，其總的趨勢是從傳統史學走向新史學，這是隨著社會史和社會科學化的發展，為社會、為民眾服務意識加強造成的，與傳統史學不一樣的是，它一改過去只注重上層社會、聚焦官方活動、關注精英人物的研究取向，將視野轉向下層、著眼民間，這一學術趨向在體育史學術界也得到一定的反響，得到大家的一致認可。
體育斷代史的研究，無疑是體育微觀史的一個重要方面。朝代體育史、斷代體育史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體育整體史學的研究範圍的拓展，要在一個朝代中拓展內容，除了在原有主體取向精英研究、官方研究的基礎上，要將視野更多地投向下層，視線移向人民群眾參與體育生活方面，使之在體育史領域內形成多元化和多層次的研究局面，從而給讀者提供更廣闊的體育文化空間，可以說體育斷代史研究，也是將民眾體育生活史入主體育文化主流，是文化現代化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體育斷代史不同於體育通史，體育通史不侷限於一朝一代，分紀傳體和編年體，按各個朝代列出框架，在各個朝代中再按專案進行章節寫作。通常體育通史的各個朝代列出的內容基本相同，長期以來盛行的是編年體的寫法，大多按年、時、月、日記載的排序。斷代史也可以是紀傳體的形式，可以繼承“紀”的體例和“表”的體例，但又不受原有內容的束縛，擴大一些文獻記載的範圍，如某朝代體育與地理、某朝代體育與繪畫、某朝代體育民俗、某朝代的騎射武藝、某朝代的球類運動等等，將體育通史每一個章節、每一項內容再一次劃分和細化。
斷代史可以對某個朝代最出色、最有特點的地方作重點研究，深挖史料、全面分析。可以彌補體育通史內容不夠詳盡之處。諸如魏晉南北朝體育文化圈的問題，從空間和某種體育文化因素上看，晉南北朝最重要的體育文化圈主要有居住在北方少數民族的匈奴、鮮卑、羌族以及漢族文化圈。南北朝主要有北方地區體育文化圈和南方體育文化圈。作為遊牧民族的文化圈，其體育特點是善騎射、摔跤、舉重等專案。中原漢族體育文化圈，主要開展圍棋、投壺、導引養生，魏晉南北朝，社會動亂造成文化的震盪、遷移、傳播的加速，所以在歷史上形成過多個體育文化圈［4］。此外，還有晉南北朝體育“邊緣化”的問題，胡漢體育跨文化傳播問題，地理環境與遊牧民族射獵文化形成的問題，晉南北朝龐大家族體系形成與體育的關係問題。唐代體育文化是中國體育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時代體育文化，可稱得上是絢麗多姿、博大精深，堪稱中國傳統民族體育文化的精粹。筆者於2001年撰寫出版了第一部古代體育斷代史《中國唐宋體育史》。2009年又在原書基礎上撰寫出版了《唐代體育文化史》，並增加了不少內容，如地理環境與唐代體育文化、從唐代市民生活看唐代社會的體育消費、唐代的民俗體育文化、唐代體育文化傳播、唐代繪畫敘事中的民俗體育功能及其人文精神等，還專門對唐朝少數民族(突厥、吐蕃、鮮卑)的體育進行了比較研究;又對長安體育與地理的關係進行探討，認為唐代長安的自然環境十分優美，為唐長安民俗體育、端午賽龍舟、街巷蹴鞠創造了地理條件。唐長安是一個文化之都，文人墨客雲集，他們用精彩的詩句描繪了當時各種體育活動，產生的文化影響是很大的［5］。
體育斷代史還擴大了對少數民族體育歷史的研究。《魏晉南北朝體育文化史》寫到“射“文化時，指出:北朝少數民族地區是強弓大弩，馳馬射箭，目的是求實用，而中原地區(南人)卻完全相反，射的目的是“揖讓升降，以行禮焉”，是禮教的需要。《遼夏金元體育文化史》一書著重研究遼、夏、金、元各少數民族的體育，勾畫出它的形成、演變與發展脈絡，探明遼夏金元體育在中華民族體育中的地位和影響。該書還有遼夏金元狩獵文化、宗教與遼夏金元體育文化、遼夏金元的騎射文化、遼夏金元的武術、遼夏金元文學與體育、地理與遼夏金元體育、遼夏金元體育與服飾、遼夏金元民俗體育等章節，是一般體育通史很少有涉及的［6］。可以說，僅寫一部體育斷代史，就比一般體育通史相關內容增加數十倍的史料。
二、體育思想需要從斷代史中挖掘資源
體育思想史是中國體育史很重要的一部分內容。在漫長的中國古代體育實踐過程中，許多政治家、養生家、醫學家、軍事家、教育家和哲學家，均從不同的角度對體育進行了理性的認識，提出了各種的主張，這就成為中國古代體育思想形成的很重要的理論基礎［7］。各個朝代的體育思想又各有側重，用斷代史開闢一章或二章來討論一個朝代的體育思想，可以更系統、詳細、深入考釋與闡述一種體育觀念在一定時間段上的表現。以下幾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1)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曆史上一個動盪、分裂的時期，在長達316年中，兵連禍結、戰亂頻繁是最大的特點。西晉末年，西北一帶少數民族入居中原，生活和文化逐漸與漢族融合，特別是北魏孝文帝時，從平城遷都洛陽後，進行了一系列的封建的政治經濟改革，完成了當時北方少數民族封建化的歷史程序，促進了各民族的融合。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不安，政治恐怖，士大夫普遍追求清淨無為、自由放任的生活。加之漢時盛極一時的儒學由於漢末農民起義的猛烈衝擊，對人們的思想控制大大減弱，崇尚老莊虛無思想的玄學乘機而起。其後玄學又與講求長生的道教、講神不滅的輪迴報應的佛教調和混雜，對人們的思想和生活產生了極為複雜的影響，這種情況在體育文化領域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所以對於魏晉南北朝複雜的歷史狀態下多端緒繁的體育史事，在一般體育通史中，只能作大略的描述。而且對其中不少史事則因為“通史”有限的篇幅而被忽略。《魏晉南北朝體育文化史》詳盡地論述魏晉南北朝體育思想，如:晉南北朝體育與宗教文化;魏晉家教文化與體育;魏晉南北朝體育的文化內涵;南北朝圍棋與清談玄學;南北對峙時期玄、道、醫、佛與體育的關係;兩晉南北朝的養生及其特點;晉南北朝體育與哲學。在一部書裡用佔1/4的篇幅內容來論述一個朝代的體育思想，這是一般通史不可能辦到的，這正是體育斷代史的優勢所在。
(2)唐宋體育思想發達程度也是空前的，尤其是養生思想在唐宋兩朝達到高峰，唐人在創造體育物質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精神生產活動，創造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物質生產活動所創造的物質文化的直接產物，如社會心理、風俗習慣、政治、法律、道德、教育、文學、藝術、美學、科學理論、哲學、宗教等社會意識形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結構，都是精神文化的內容。列寧把這種精神活動的社會關係稱為“思想關係”，人們正是在這種由物質關係決定的思想關係中創造精神文化的。唐代體育思想之所以絢麗多彩，正說明唐人在體育文化活動中思想十分活躍。在宋代文化特點中，學風丕變、儒學復興與新儒學(即理學)的產生，是其特點之一。對於宋代理學與體育的關係，應當站在歷史的角度，用一分為二的思想方法分析。雖然宋代理學主“敬”與“靜”的思想，對以外表動作為表現形式的體育活動是不利的，但其靜坐養心、保養真氣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對保健身心是有積極作用的［8］。
(3)眾所周知，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型，是以人文啟蒙為前導，在中國這一前導可追溯到明清之際。明末出現非儒非孔、非聖非君。學術上以異端自詡，追奇求新。生活上放縱個性，政治上抨擊君主，以逆麟為榮，表現出個性的甦醒，閃耀出人文啟蒙的曙光。清代對西學的態度，最為流行的是代表大部分士人與清政府傾向的選擇性價值認同“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神學)”的主張，這一主張發展成為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論。“中體西用”將文化體系分割為“道”和“器”、本和末、禮與藝，強調變器、末、藝而留道、本、禮。思想、文化界的劇烈變化對體育思想也有直接的影響。明清是我國古代養生學發展達到完善和系統的時期，許多養生學家對古代養生書籍作了研究和整治，發揚精華，淘汰糟粕。荒誕不經者，皆略而不載。清代流行的太極拳，從形式上來說，是屬於武術的養生，具有技擊的特色。但從其主旨來說，則是屬於養生類的體育，是我國古代導引術發展的結晶［9］。明清時開始用被視為宇宙本源的“氣”來說明武術本體，從而成了傳統武術“內功外拳”的技術結構。就連明清文化思想界重要人物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對體育也提出獨到的見解和理性的提升。在清末體育思想近代發展中，洋務派、維新派和資產階級革命派是一支生力軍。嚴復認為:要與世界各國爭強鬥盛，最理想的國民應該是“力、智、德”三者具備［10］。這裡的“力”指體力，“力、智、德”的排序，把體育抬得很高。康有為在《清開學校折》和《大同書》中提出一個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教育制度，指出對兒童應實行德、智、體、美等諸方面的`教育。他建議學校分小學、中學、大學三級，且都應注重體操。梁啟超也提出:“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今用之，起居飲食，皆有定時，勿使過勞，體操之學採用一、二。”［11］。還有譚嗣同、孫中山、楊昌濟、陳獨秀、蔡元培等一大批精英對體育都有論述。總之，明清不少上流人物對近現代體育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在中國體育思想上留下光輝的一頁。但是他們的著述、體育主張與實踐卻研究得不多，尤其是這些體育思想對社會的實際影響、受眾情況、傳播情況探討就更少，而要將明清廣袤的體育思想進行詳盡、有體系的整理，僅靠體育通史是難以做到的，這也需要由斷代史來擴充。
三、體育斷代史和體育通史的互補和相容關係
體育斷代史描述的是一個朝代的歷史，而沒有對歷朝歷代的體育運動進行系統的考察，因而會出現朝代與朝代之間有脫節，不相連貫的現象，甚至易出現缺漏和內容上的混亂，諸如唐代與隋朝、唐代與五代十國的連貫就是一個問題，因為往往在斷代體育史中，上部寫了《魏晉南北朝體育史》，一般接下來就寫《唐代體育史》接著是寫《宋代體育史》，這樣就把隋朝、五代十國體育史遺漏了。宋朝與遼夏金元的體育斷代史也是如此。而體育通史卻能將相近、時間短的朝代貫通在一起。一般體育通史把“隋唐時期的體育”闢為一章節，把“宋遼金元時期的體育”放在一個章節，如1990年版的《中國古代體育史》採用的就是這種方法，而2005年出版的作為教材的《體育史》則採用“先秦兩漢時期中國古代體育”“晉唐時期體育”“宋元明清體育”的劃分［12］，使許多體育內容的發展沿革以及前因後果較完整地呈現給讀者。通史中“先秦兩漢時期體育”合為一章，使得原始社會至漢代體育的歷史脈絡一線貫通。但是先秦至兩漢有原始社會、夏、殷商、周、春秋、戰國、秦、西漢、東漢等時代的更替，僅用千餘字來敘述這麼長的歷史，顯然遠遠不夠，就必須用斷代史來彌補其中的不足。體育斷代史在寫作過程中，也往往遇到追溯前代與連續後代的問題，如追敘前代不足就會讓人感到源委不清。因此，在撰寫體育斷代史時，有時不得不突破斷代的界限，比如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醞釀於東漢，發展於魏晉，南北朝得到快速發展。在撰寫魏晉道教就必須論及其源，甚至更早的黃老思想。寫唐朝百戲必須談其源漢代西域百戲，寫唐代體育中的社會規範必須論及儒學至漢代以來的發展。換句話說，寫漢三國就要把秦貫通起來，寫南北朝體育史，也不只是以南北朝為斷限，可能要上溯至三國，寫唐代體育史，也要把隋朝和南北朝涉及到，完全不涉及前代後朝的斷代史幾乎是很少見的，也是不可取的。中國歷史上，有些史書是斷代與通史並存兼修的，如唐朝李延壽修撰的《南史》《北史》中則有斷代史，也有通史體例，還有《金史》《元史》均有這種相容的情況。我國的體育史中大多是以相近幾個朝代貫穿在一起，如1990年由國家體育總局文史委編寫的《中國古代體育史》，又如崔樂泉主編的《中國古代體育通史》［13］。也有以社會歷史程序劃分章節的，如2001年版《體育史》教材［14］。實際上也存在通史、斷代史並存相容的，如1990年版的《中國古代體育史》。該書以相近幾個朝代為章，而節上卻採用單個朝代敘述的寫法，如第七章宋、遼、金、元時期的體育，節分兩宋體育、遼金元體育等。其實，體育斷代史也可以採用通史的體例，諸如秦漢三國體育史，在部分章節中，秦漢三國幾個朝代是貫通的，《魏晉南北朝體育文化史》一書也都採用不以一個朝代為限，章節多以幾個朝代上下承接。《遼夏金元體育文化史》一書，雖以遼夏金元為主體，卻也追溯唐宋，甚至上溯到匈奴的時代。
綜上所述，從總體上看，體育史書主要有通史和斷代史兩種體例。我國斷代史體例的體育史書約出現在改革開放以後的20世紀90年代。一般從史學角度說，應先斷代後通史，但我國體育史則是先通史後斷代史，因此體育斷代史的體例規範大多受體育通史的啟發。然而，無論是體育通史，還是體育斷代史，都有優點和缺點。通史承接性好，一脈貫穿，使讀者一目瞭然。但體育斷代史對一個朝代的研究更為獨立、完整和系統。目前從我國出版的體育史著看，有些是採用通史和斷代史相容幷包的方法。這樣可以使兩者互相彌補不足，也足以說明通史和斷代史有著深刻而廣泛的關係。體育通史和體育斷代史共同表達出中國古代體育多姿多彩的歷史，共同推進了當代體育史學的發展，為更加全面地認識和了解中國體育史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