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行動的邏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知識轉向的意義論文
淺析行動的邏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知識轉向的意義論文
一、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三種行動邏輯
行動邏輯指的是行動的原因機制。國際關係研究對於行動邏輯的論述受到美國三大主流理論的影響。三大主流理論之所以成為不同的理論流派，主要是因為每一流派都提出了一個主要的、單一的行動原因：新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體系結構、新自由制度主義強調國際制度，而建構主義則強調國際規範。近年來，實踐理論在國際關係領域興起，提出了不同的行動邏輯，使得國際關係研究從實在性要素轉向知識性要素，從一種知識的一統天下走向對多元知識的重視。這種趨勢就隱含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幾種主要邏輯，即理性主義的結果性邏輯(logic of consequences)、建構主義的適當性邏輯(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和實踐理論的實踐性邏輯(logic of practicality)的發展程序之中。
(一)理性主義理論與結果性邏輯：利益決定行動
理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主要包括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尤其以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影響最大，兩種理論遵循的均是結果性邏輯。結果性邏輯的基本內涵是：行動者採取行動的基本動因是利益權衡。行為體是理性人，在面臨決策情景時，能夠透過成本效益分析，將手段和目的密切聯絡在一起，從而理性地選取那些可以最
(二)建構主義理論與適當性邏輯：規範塑造行動
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在20世紀最後十年興起，並迅速發展成為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之一。建構主義的基本觀點是“文化選擇”，國際體系文化範疇內的重要變數“國際規範”成為建構主義的重要研究議程。對於建構主義而言，行動邏輯是適當性邏輯。所謂適當性邏輯，就是行動者採取行動的基本動因是對行動是否合乎社會規範的思考，亦即規範決定行動。雖然西方主流建構主義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論概念，包括身份、認同、規範、文化等等，但到目前為止，最成熟的研究議程是國際規範研究。建構主義認為，在一個規範的社會環境中，行為體會認同現有的規範結構和規則體系，採取與自我身份相符合的行動。長此以往，行動者會內化這些規範，從盲目服從，到學習內化，再到自覺服從。
溫特討論了國際體系的三種文化。在霍布斯文化中，國家的身份是敵人，行動者可以採取一切手段，包括極端暴力的手段達到目的，因為霍布斯叢林的規範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洛克文化中，競爭合作成為基本規範。國家是競爭對手，競爭包含了衝突與合作，但消滅對方已經不是目的，生存也允許別人生存是洛克文化的基本規範，所以，國家的適當行為是透過競爭與合作尋求發展。而在康德文化中，國家的身份是朋友，非暴力成為基本規範，一切暴力手段都不應當存在也不會存在，因為暴力不是朋友身份應該採取的行動。當然，即便是內化，也是一個理性學習的過程，是一個從不知其然到知其然再到不問其然的過程。建構主義的規範傳播研究具體地反映了這種思路。西方主流理論對規範傳播的研究多是基於“好規範”假定，或者說是“好規範偏見”，即假定國際體系中的主導規範是“好”的，是可以促進國際生活向更加文明、更加先進的方向發展的。另外，這類研究還有一個隱含假定，即國際體系中落後的國家需要學習和內化這些“好規範”，以便使自己也進入文明社會的先進國家行列。換言之，這類“好規範”提供了適當性行為的基本標準。一旦國際組織教會了後起國家或是後起國家學會了這類規範，他們的行為就具有合規範性;一旦這些國家內化了規範，他們在採取行動的時候也就有了基本的依據：符合規範的就做，不符合規範的不做。行動是否符合規範成為是否採取行動的主要動因。
建構主義經過20多年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國際規範研究以及適當性邏輯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的重點研究議題。雖然也有學者批判“好規範偏見”，但規範研究不僅成為國際關係的主流議程，而且在國際關係的政策領域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比如國際組織對規範傳播力度的加大，跨國行為體對規範生產、傳播和普及的高度重視等等。
(三)實踐理論與實踐性邏輯：實踐引導行動
實踐理論在社會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進入20世紀之後不僅受到國際關係學界的關注，而且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界最具活力的理論取向。 實踐理論取向在國際關係領域最初顯現於世紀之交對安全共同體的研究中，包括伊曼紐爾·阿德勒的一系列文章以及他和巴奈特主編的《安全共同體》。但當時的研究仍是在建構主義框架中進行的，研究議程也主要圍繞建構主義提出的核心概念展開。2002年，國際關係理論期刊《千禧年》出版專輯，討論了杜威對社會理論的影響與國際關係領域的“實用主義轉向”，為實踐理論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具有獨立地位奠定了基礎，也使其開始脫離對建構主義的依附，導向了以實踐為理論硬核的研究路徑。2011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伊曼紐爾·阿德勒和麥吉爾大學的文森特·波略特主編的文集《國際實踐》對實踐理論做出了系統論述，成為這一理論系統化的標誌性著作。
實踐理論突出的是“實踐選擇”，亦即實踐引導行動。建立在實踐理性基礎上的實踐性邏輯認為，實踐活動本身是行動實施的主要驅動力量。實踐理論學者對實踐做出了這樣的定義：“實踐是適當行動的實施。更加具體地說，實踐是具有社會意義的有規律行動，這類行動具有不同程度的適當性，同時包含並展現背景性知識和話語，並可能物化這樣的知識和話語。這類行動在物質世界中發生，也會對物質世界產生影響。”在國際領域的實踐活動也就被定義為“與世界政治相關的、有組織的社會性行動”。行動者的行動不是單純的利益權衡使然，也不是單純的規範思考使然，而是他們每時每日的實踐活動使然。這種實踐，就是與行動者資質相符合的日常行動。換言之，物質因素和理念因素都會發生作用，但兩種因素的作用是在實踐活動中結合產生併發揮出來的，物質和理念因素透過實踐促成了行動。實踐是物質和理念之間的橋樑，沒有實踐，物質不能產生意義，理念也無法成為行動。
國際關係中的實踐理論最重要的貢獻是將知識要素突顯出來，使物質和理念因素與實踐活動、實踐活動與知識型別密切聯絡在一起。行動者的知識是透過長期實踐而積累起來的經驗知識，亦即實踐定義中的背景性知識，正是這一要素推動行動者採取某一種行動而非另外一種行動。比如安全共同體，這種非暴力的國際社會群體形態，不像制度主義所說的那樣，是國際制度將這些國家聯絡在一個合作的約束性制度框架之中;也不像建構主義所說的那樣，是好規範的產生、傳播、內化使共同體成員完全放棄使用武力。實踐性邏輯認為，安全共同體的形成是共同體成員經過長期的實踐，逐漸形成了一種共有知識和相互默契，使他們不會將使用武力作為一種行動選項加以考慮，也不會認為其他成員會使用武力解決爭端。換言之，他們在處理彼此關係的實踐活動中，自然而然地訴諸於外交手段。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日常實踐互動中形成了這樣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或者說這就是他們的日常實踐活動。行動者也會進行理性的思考，但理性思考不會也不可能超出他們日常實踐的範疇。
二、西方國際關係的知識轉向：從表象性知識到背景性知識
上述有關“行動邏輯”的三種理論模式，就其本身而言，仍然是在討論什麼要素構成了行動的原因。但是，如果超越這些具體原因機制的範疇，就會發現西方國際關係的理論研究經歷了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之後，出現了實踐理論。這個過程使得理論構建一步一步地從理性思維轉向人們的日常實踐，從超然理論轉向行動者作為社會人活動和習性的理論，即從表象性知識轉向背景性知識。而這種知識轉向才是新近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深層意義所在。
(一)表象性知識與背景性知識
知識可以被分為表象性和背景性兩類， 而對上述兩類知識的理解和認識直接影響了人們對行動邏輯的解讀，也構成了知識轉向的主要內容。表象性知識是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的主導型知識論觀點，是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礎。表象性知識是人透過大腦的反思產生的知識，是思維和分析的結果，是強意識的、抽象的、可以言明的系統知識。所謂表象，就是以抽象的形式再現客觀世界的規律。所以，表象性知識被視為人透過理性思考之後對真實世界的真實寫照，是普適性知識，是通則和規律。表象性知識不是來自具體的情景、不以具體地域和文化的經歷為基礎，而是來自理性人對世界的客觀觀察、抽象思維和真實再現。從定義上講，表象性知識就具有普遍意義，不以地域環境文化等具體地方性要素為轉移。現代西方社會科學尋求普適性通則的做法，就是受表象性知識影響的集中體現。
與表象性知識不同，背景性知識是指無意識的、非表象的、無以言明的`知識。背景性知識主要是來自行動者的經驗知識，是行動者透過長期的自身經歷獲得的知識，是長期實踐過程的自然沉澱積累。背景性知識具有與表象性知識不同的特點。首先，背景性知識是地方性的、具體的、自下而上的。由於行動者的行動只能在具體場景中發生，背景性知識必然是地方性的，是在具體經歷和實踐中自下而上產生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由人腦透過抽象思維產生的高度普適性知識。其次，背景性知識是弱意識的、高自發性的。也就是說，行動者在獲取這類知識的時候，並不是有意識地去思考，而是透過自己的實踐活動自然習得而來。第三，這種知識是彈性的，變化的。表象性知識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尋求確定性，是發現通則性的恆定規律，確立探討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背景性知識則是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知識。由於它的獲取是在具體的、地方的場景之中，所以，它也隨著具體情況的變化而發生變化，隨著情勢的發展而不斷調整
(二)知識與行動：行動邏輯的核心問題
根據上述知識的分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關於行動邏輯的論爭便轉換為：行動的主要驅動力是表象性知識還是背景性知識?這是知識轉向背景下國際關係理論視野中行動邏輯的核心問題。
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潛在假定是表象性知識引發並促成行動。依據納什均衡，理性驅動了行動，博弈雙方都希望實現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最終只能達成一種次優結果。奧爾森也認為：當行動者是“理性人”的時候，都會有意識地選取搭便車的行動，以小的代價換取大的收益。現實主義將權力和利益結合起來，認為權力的大小可以決定在多大程度上獲取利益，權力計算直接涉及利益的權衡。新自由制度主義則試圖透過國際制度來解決奧爾森提出的搭便車行為以便利合作，這被視為該理論最重要的一個貢獻。新興的實踐理論轉而強調背景性知識，明確指出背景性知識是促成行動的主要原因。關於背景性知識促成行動的重要意義，可以追溯到韋伯、懷特海、維特根斯坦和圖爾明及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布迪厄關於習性(habitus)的理論在國際關係領域更是產生了深遠影響。習性是“持久的、可傳輸的性情體系，它每時每刻將過去的經歷和行動結合起來，使之成為認知、判斷、行動的座標，使人們得以應對千差萬別的情景。根據布迪厄的場域概念，當習性和場域互動時會產生一種引導行動的意識或者說是一種透過潛移默化所把握的明示或是潛在的遊戲規則。實踐理論繼承了這一傳統，強調行動者從自身在社會的經歷中獲得了一種不同於表象性知識的知識，這種知識在大部分情況下，使得行動者能夠自動地、不假思索地應對自己面臨的情景、做出自己的決定。這是一種對事物前反思性的、潛意識的把握，是行動者透過長期浸沁於社會世界而從中獲取的、無以言明的知識。
三、知識轉向與“他文化”背景下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
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轉向已經發生，從目前的研究議程和理論形態上來看，實踐理論學者經過十幾年的努力，開始在主要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也引起了國際關係學界的關注，但還沒有形成像主流理論那樣成熟的研究議程。而且，表象性知識和背景性知識在許多情況下同時存在，在學理上可以嚴格區別，在實際運作中卻往往難以分離開來。況且背景性知識本身也充滿內在的矛盾和張力，只注重背景性知識和適當行動的實施難以解釋重大的體系轉型和國際社會變化，也難以解釋所謂的非適當行動所包含的政治和社會意義。
因此，以背景知識為行動基本驅動的實踐理論做出的最重要貢獻不在於發現了另外一個原因因素，而在於這種理論發展取向開拓了非主流、非西方理論創新的合法性空間。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發展歷程中，20世紀70年代開始佔據主導地位的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等理性主義理論所表現的是行動邏輯的單一性、理論的一統性和知識的一元性。建構主義的出現部分地挑戰了這種話語主導，開始強調社會性和主體間性，並提出了國際社會多元無政府文化的觀點。實踐理論的興起表現出來的趨勢是加大了對背景知識的強調力度，弱化了國際關係主流理論中理性和不確定性等核心假定。知識轉向從對知識的不同認知思考行動邏輯，雖然西方學者論辯的焦點仍然是哪種要素構成了行動邏輯的核心機制，但非西方學者看到的則是多元理論發展的廣闊空間。在表象性知識的一統天地中，無論文化背景如何、實踐經驗如何、思維方式如何，所有理論構建必須在表象性知識規定的邊界之內進行，對國際關係理論的評價也是以表象性知識為普適性標準的。背景知識強調行動者的實踐經驗，實踐經驗的多元本質決定了文化的多樣性，文化的多樣性又指向了多元理論構建和形式的合理性。因此，知識轉向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重要意義在於對“自文化”中國際關係理論的話語霸權提出深刻挑戰，也因之釋放了“他文化”背景下國際關係理論創新的潛在能量。知識轉向的深層意義正在於此。
四、結 語
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中的知識轉向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以背景性知識為行動基本原因的思想對非西方、對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界的思考和理論建設尤其具有啟發意義。可以看出，顛覆心物二分的本體論，挑戰理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話語霸權，為各種文化提供創造性解釋行動邏輯的可能，這三者是相互聯絡的。挑戰表象性知識的地位為背景性知識開拓了活動的空間，為非表象性知識爭取了應有的話語權。
而這樣的顛覆和挑戰，將為更加多元的國際關係理論建設和更加關注實踐的行動邏輯提供發展的平臺，尤其是為所謂的他文化理論發展開拓合法性空間。回顧國際關係領域幾十年的論戰，不外乎存在兩種辯論。一種是具體內容和觀點的辯論，比如理想主義和自由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另一種是關於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論爭，比如美國強實證性的行為主義學派和歐洲弱實證主義的英國學派等等。但這些論辯，對於國際關係領域的理論發展而言，並沒有真正涉及所謂的他文化問題，都是在自文化中展現理論話語，加強自文化的話語地位。而知識轉向卻必然蘊含了一個道理：他文化作為不同的實踐和經驗共同體在國際關係理論領域裡創新的可能和必然。這是知識轉向最具意義的一點，也是現在西方強調實踐的學者自身並沒有完全意識到的深層意義。
因此，知識轉向不僅是一種自下而上地解釋行動的邏輯，也是一種釋放他者和他文化的邏輯。無論這個他者是女性、是異己、是非西方的行為體、是自文化邊界之外的行動者，他們的歷史、經歷、實踐、話語都是知識和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一點上看，知識轉向是具有開拓性意義的。一旦所謂的他文化經驗和實踐得以釋放，就會為理論建立，尤其是關於行動邏輯的概念化和理論化，提供多種多樣的營養成分，使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和人類知識生產的過程在多元的交流和衝撞中釋放出強有力的原創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