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後現代社會與知識分子角色
論文：後現代社會與知識分子角色
“知識分子”曾經是一個耀眼的光環，不管在什麼意義上使用它，都隱含著一種尊敬。也許，這是一個太泛化的概念，不同的人談到“知識分子”這個詞時，其所指並不相同。
在《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一書中，齊格蒙?鮑曼指出，“知識分子”一詞是用來指稱一個由不同的職業人士所構建的集合體，其中包括小說家、詩人、藝術家、新聞記者、科學家和其他一些公眾人物，這些公眾人物透過影響國民思想、塑造政治領袖的行為來直接干預政治過程，並將此看作他們的道德責任和共同權利。“知識分子”一詞乃是一聲戰鬥的號召，它的聲音穿透了在各種不同的專業和各種不同的文藝門類之間的森嚴壁壘，在它們上空迴盪著；這一個詞呼喚著“知識者”傳統的復興，這一“知識者”傳統，體現並實踐著真理、道德價值和審美判斷這三者的統一。齊格蒙?鮑曼認為，“知識分子”一詞始終意味著一種廣泛而開放的邀請——邀請人們加入到這一全球性的社會實踐中來。指出“誰是知識分子”是沒有意義的。是否決定參與到對真理、判斷和時代之趣味等全球性問題探討的實踐中去，永遠是判斷“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的尺度。
朱裡安?本達在《知識分子的背叛》一書中，也對知識分子做出了界定。他認為所謂“知識分子”，其活動不是追求實際目的，而是從事藝術、學問及形而上學的思維，“知識分子”的作用不是改變世界，而是忠實於理想。朱裡安?本達認為延續、保持這種理想對於人類的道德性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發現，齊格蒙?鮑曼和朱裡安?本達理解的“知識分子”並不相同。鮑曼基本上認同“知識分子”對現實的介入，而本達認為正是這種介入本身導致了知識分子對“理想”的背叛。
是執著於理想，遵循正義、真理、理性的知性價值尺度，最大程度地接近善，還是充分地介入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以實際行動來體現知識分子的價值？“知識分子”群體並沒有達到一致的認同。儘管如此，關於“知識分子”的討論卻在不斷地進行。而通常情況下，對“知識分子”一詞的理解多和齊格蒙?鮑曼的界定一致。
拉塞爾?雅各比所理解的知識分子就是介入型的。《最後的知識分子》一書體現了他對“知識分子”一詞的理解，同時也深含著他對“知識分子”現狀的憂慮。
知識分子的意義何在？齊格蒙?鮑曼認為，在現代性社會中，知識分子扮演著立法者的角色。“立法者角色由對權威性話語的建構活動構成，這種權威性話語對爭執不下的意見糾紛做出仲裁與抉擇，並最終決定哪些意見是正確的和應該被遵守的。”“闡釋者角色由形成解釋性話語的活動構成，這些解釋性話語以某種共同體傳統為基礎，它的目的就是讓形成於此一共同體傳統之中的話語，能夠被形成於彼一共同體傳統之中的知識系統所理解。”鮑曼並不認為後現代性的來臨完全取代了知識分子實踐的現代性模式，但就整體處境而言，“知識分子”角色正在發生變化。
雅各比的憂慮就是對這種知識分子角色變化的擔憂。用鮑曼的尺度來衡量，雅各比堅持的仍然是立法者的知識分子角色。在《最後的知識分子》一書中，雅各比不無傷感地說：“說到消逝的知識分子並不是中傷某一個具體的人。這裡不涉及個人的正直和才華，也與任何具體的作家和藝術家無關。很多複雜的因素都在整整一代知識分子身上打下了烙印；我們不止一次地努力想喚起、激起他們枯竭的生命，可是我們都失敗了。”雅各比注意到年輕的左派知識分子似乎在公眾中消失了。“年輕的知識分子再也不象以往的知識分子那樣需要一個廣大的公眾了；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園就是他們的家，同事就是他們的聽眾；專題討論和專業性期刊及時他們的媒體。”“他們的工作、晉級以及薪水都依賴於專家的評估，這種依賴對他們談論的課題和使用的語言毫無疑問要產生相當的影響。”
雅各比認為知識分子的學院化也許促進了專業學科的發展，但是，公共文化卻因此而貧乏衰落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缺席正是衰落的主要原因。學院派的寫作，專門化的術語，連篇累牘的枯燥的引證，只針對本專業人士的專業性期刊……這諸多原因使知識分子與公眾離得越來越遠。往日的波西米亞精神日漸衰微，城市咖啡屋和低房租公寓裡再見不到知識分子的身影。如今的知識分子已多集中於大學校園。他們不再為公眾寫作，他們的寫作只面對專家和同行，這種寫作的目的日益與工作、晉級和薪水糾纏在一起，知識分子把自己捆綁在利益之樹上，他們不再對公眾說話了。
雅各比回憶起米爾斯，同樣帶著傷感。米爾斯，那個曾經力求喚醒沉睡的知識分子自己也試圖做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人，始終作為一個道德家、黨派人士和批評家寫作，以道德和勇氣介入政治並對公眾產生影響。他實踐著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選擇。
然而，這個時期已經過去了。米爾斯也已死去。他的作品沒有隨新左派一道衰亡，但他的繼承人卻變成了社會學家，而不再是公共知識分子。
造成公共知識分子消逝的'原因有很多。環境的變化可說是一個重要原因。昔日僅憑寫作就可維持生計，如今卻很困難了。房價高昂，做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已經變得日益困難。更多的人選擇了大學，並把大學視作自己終生事業所在，為了晉級，大學裡的教授不再在其他面向公眾的刊物發表文章，因為那對他們的晉級毫無用處。過去的良知和責任感已被拋棄，而今，知識分子的寫作只面對專家和同行。所謂“新左派”仍然存在，然而，他們如今只是冷靜地從學理上闡釋那些過去的公共知識分子強烈呼籲併力圖改變的東西，其態度之冷靜，已與“新左派”的稱呼不再相稱。
《最後的知識分子》寫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當時的美國社會已經基本進入所謂“後現代”階段。昔日現代性社會中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已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對多元化和無秩序的信奉。知識分子不再為社會立法，他們紛紛退隱到大學校園裡，拋棄了公眾，開始自己枯燥乏味的專業研究。
當然，我們沒有理由過多地指責專家學者。無可否認，他們的研究對具體學科的發展起了推進作用，這種推進有時是突破性的。然而，是否這些大學教授的研究都意義重大呢？雅各比對此持懷疑態度。無數的教授把精力放在那些毫不為人所知的過去的作家作品研究上，因為發現幾片斷章殘句而興奮不已，然而，這種發現到底具有多大意義？知識分子把畢生精力放在這上面，是否值得？
多數教授已不去考慮這個問題。對金錢和地位的興趣在他們身上體現得日益明顯，而他們的學生也日益商業化和世俗化了。社會環境已經改變，傳統的為公眾寫作的知識分子無可挽回地消逝了。自然，還有個別知識分子困守著最後幾片陣地，但他們的聲音已很微弱。作為一個群體，公共知識分子已不復存在。
可以發現，雅各比描述的現象並不只是出現在美國。審視中國的大學校園，就會發現公共知識分子的身影同樣已為大學教授代替。在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或許原本就不存在。大學教授的生活僅僅是教書和做學問。而這學問的價值是否存在，有時不免讓人懷疑。很多教授為了爭到一個專案而不辭勞苦，如果沒有專案可做，就只好在有限的學科範圍內翻炒那被人炒了無數次的資料，加以重新拼裝組合，換一副面孔，用另一種口吻講出來，以此體現自己的學術創新。教授們投稿的刊物多半是學校指定的刊物，因為只有發表在這些指定的專業刊物上，才算是科研成果。而這些刊物的讀者僅限於本專業人士，在公眾中的影響力是很小的。於是，教授的名字日益不為公眾所知，他們只在同行中“著名”。
或許，這不應完全怪罪大學教授。他們的選擇也頗多無奈。因為校方將他們的待遇與其發表的論文數聯絡起來，教授們雖有抱怨，卻並無過多的反抗，在埋怨之後也就屈服了。為研究而研究，歲月流逝中，年輕的教授不覺白髮漸生。
“年輕的知識分子響應了他們的時代，正如他們必須要做的那樣，而他們也屈從了他們的時代，這卻不是必需的。人性並不要順從歷史，而要創造歷史。透過這道人性之門，選擇的權利進入了歷史的大廈。”雅各比客觀地分析了公共知識分子消逝的原因，並對年輕的知識分子對現實的屈從持理解態度。雖然如此，他對這種選擇依然不無惋惜。最後的知識分子之後，是否還有公共知識分子？雅各比充滿期盼。
2006年4月2日
（《最後的知識分子》，[美]拉塞爾?雅各比著洪潔譯，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英]齊格蒙?鮑曼著，洪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
《知識分子的背叛》，[法]，朱裡安?本達著，孫傳釗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