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晚清傳教士的觀念學術論文

　　傳教士入華以來，基於傳教之需不斷同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進行協調和抗爭。從固有成見到體系內涵的衝突，無不體現著基儒艱難的共存性。造成此局面的原因，根本在於兩重價值觀的差異，同時儒學體系的自傲排外性、教育體制特性和傳教士自身對中華文化的誤解等都是導致反儒思想形成的原因。

　　一、晚清傳教士反儒焦點列析

　　“天人關係”和“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解差異。在儒學體系下，中國人探討人與自然關係時，集中反映在“天人”之間，對自然關注甚少，也從來未深入探討世界本源問題，而基督教開篇便有上帝6天創世界的鮮明定位，又有時之先進自然科學知識輔助。儒家體系下的中國人忽略自然，將自然等同於泛神而在的“天”，“天”體現在“天子”，這又迴歸到“君權神授”，敬天子即敬天，不探討科學原理。傳教士入華後，對儒教在自然觀上的缺失表示了不滿和批評，近代工業革命以來，他們注重探求自然規律。美國傳教士謝衛樓就鮮明的指出“儒教於諸受教造之物，未能盡心考察，故不能洞察其理，是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然西人之所以益人者，非反在得其所學，亦在深意為學之法。故與訓人之時，能以為為學之門徑示之，不至誤入歧途，不至於、拘於舊學”。

　　“虛實之間”的理解差異。“西人事事徵實，可坐言可起行；華人事事蹈虛，口談則理高，躬行則事缺”。此則概括了傳教士對中西價值體系下不同的為學、處世風格。傳統中國人的總體特徵好談道理，不好務實，好“格致窮理”，不好“事則躬行”。明清以來，科舉體制弊端越發明顯，縱儒士滿腹經綸卻不得適時而變，也不能在近代變遷下發揮實用。與此同時，“尚實學”的西學和西技、西藝、西器共同湧入，“自天文、地輿，以迄一草一木之微，皆鄭重詳審焉而不敢思”。儒學體制下中國士人和普通大眾空談理論，令傳教士不齒，也是近代中國落後的重要原因，而傳教士則早已嗅到問題所在。然而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普通的中國人在宗教方面同任何其他方面一樣，追求實用”。

　　二、晚清傳教士反儒動因析辨

　　晚清傳教士反儒的原因首先在於儒學系統是自傲而且排外的`。自古以來，華夏中心觀造就了儒學體系的博大和文化的先進性，儒學只可能向外輸出，比較不容易吸收迥異的域外文明，即便外者以宗教或其他方式湧來，只能是蚍蜉撼樹，無關體系痛癢。至於近代，由於國體的封閉，在開國初期幾十年裡，儒學依然在這種自大中陶醉不已，而在傳教士看來，這種盲目自大導致的排外主義是落後的重要原因。他們清晰的認識到其中緣由，而儒士大夫們卻孤陋虛驕，加劇了傳教士的反儒趨向。第二，教育體制頑不可摧。中國傳統的教育體制籠罩在儒學浸潤下，並集中體現在科舉體質中，科舉的桎梏是儒學控制國人意識形態的極端化，不僅成為中國士人追求功名利祿的手段，也使國人喪失了創新意識和向外開眼的熱情。這與傳教士注重自然科學、注重創新實踐是大不同的。第三，從傳教士自身角度來說，對遙遠的東方缺乏瞭解，照搬西方思維體系也時有存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堅固性估量不充分。縱然他們能以旁觀者的姿態透視儒學之弊，然而並不能改變現狀並使中國人轉投基督懷抱。他們力圖調和，會通基儒關係，但心之所向不容改變中國人的傳統信仰和幾千年來的倫理習慣和思維方式，根本上導致了“中華歸主”的失敗。

　　透過以上分析，中西根本價值體系和千年社會生活習慣的差異是基儒不可相融的根本原因。探討晚清傳教士的反儒觀，事實上就是探討中西文化衝突的濫觴，根本因素的頑固不化也不難理解後續歷史長河中教案衝突和時至今日的中西價值觀念的紛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