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胡宏“封建”思想研究的論文
關於胡宏“封建”思想研究的論文
摘要：本文以胡宏有關“封建”的論述為中心，具體考察其在不同時段、不同政局下的論述變化。其論述大致由肯定郡縣制，只是修正郡縣制在實行時的缺陷；再到在史論中隱約批評郡縣制，意欲恢復封建；最終全面論述封建建制，認為封建是大法大本。其論述雖看似循序漸進，實為在具體時勢下的權衡結果。
關鍵詞：胡宏；封建；郡縣
“封建”一詞，最早見於《詩經》，一直貫通商周於今之間，其意義衍化之時，往往與政治結構、意識形態相關。平添幾分駁雜與混亂。故不深究歷史脈絡，回覆各代、各人具體論述中的實情，很難得其近真之相。有宋一朝。士大夫對於“封建”玩味最多。且多意含接續三代道統之意，出於政治上的表現，便是欲落實封建古制。然“復歸”三代，落實封建，亦多是對現實政治反應的一種策略。隨時勢變化而變遷。胡宏(1105-1161)便是其中一例。胡宏封建由主張修正郡縣制的缺陷，到史論中隱約批評郡縣制。最終認定應改郡縣為封建，而封建多與井田相合。其轉變看似循序漸進，實多於當時政局、時勢相關。
一
胡宏，字仁仲，學者稱五峰先生，福建崇安人。生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卒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五十七。胡宏少年便私淑二程。稱二程“紹孔、孟之統，振六經之教”，對當時所流行的王、蘇、歐陽之學皆未首肯，且編纂《程子雅言》以“破王安石之奸說”。宣和七年(1125)，胡宏至京人太學，從學程門高弟楊時(1053-1135)，遂正式成為二程再傳弟子閉。在宋廷南渡之前。胡宏的學術與政見大致受二程影響，反對王安石的變法與“專用己意訓釋經典”。這種觀念大致延續至後。且與其在不同時期對“郡縣”“封建”的不同論述大有關係。
南渡至臨安的趙宋朝廷，外有強敵壓境。內則遷都未久、百事待理，如何處理好內外關係。雖為舊題。實擔新意。胡宏在《中興業》中首次論述“郡縣”問題。他在此時認為郡縣具有重要作用，說“有土則有民，有民則有財。置守令，所以養民生財也。”然而“平時，監司州郡已不肯同心國事，互相忌惡。”遂使自喪亂後。形成“州郡專以抗拒監司為能，監司專以陵撓州郡為事。”而究其原因，其弊最要不在郡縣，乃是“為漕使者，不能平貴賤，通有無。或厚斂苟免以資敵，或過載遁逃以實己。是使守令不得養民以生財也。為憲使者，不能察奸欺，允刑獄，賦汙狼藉者不按。奸宄通賊者不治，是使守令不得治民以息爭也。”其主張，“或宜盡罷監司之職，屬之連帥，選擇守令，使各清心省事，專以墾田練兵、興利除害為務。”則此期。胡宏並未見有批判郡縣制之舉，只是認為現行的監司等官制牽制了郡縣的長處。
而在此四年後，胡宏的《上光堯皇帝書》中，他首次上書皇帝，也是針對安內攘外，從中可見他在此期對於“封建”與“郡縣”的思考稍有變化。
胡宏認為當時郡縣弊端不少，“往中原時，提封萬里，郡縣以百千計，論者猶以為將不勝其弊。今地益狹隘。州縣無幾。士大夫自西北而東南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矣。自東南而官者，不知其幾千百人矣。郡縣荒殘。百事宜簡。而官吏猥眾，上官大吏各私其親，不遵法制，移易往來。曾無定止，互相攘奪，不顧是非，收賄納賂。法禁不行。奸豪得志，暴虐日敷，根本搖動，大命將泛，流蕩而不可止。天下無事，食君之祿；天下有變，拱手環視而不能救。”然度其意，弊非在郡縣制本身，而在官吏。“夫與民親者，莫如郡縣之官，天子所與共治天下者也。今類皆以幹逐廢棄者居之，豈為民父母視民如傷之意哉!”如何修正?胡宏認為只要“宜重其任。擇其人，使久於其位，期以成功。且申戒備視之官，廉問糾劾一路之廣。膩吏而監司發者，罪守貳。守貳發者，黜監司。自中臺發者，監司郡守俱賜罷終身，以不勝任廢。”
可見，胡宏在此期，認為郡縣存在弊端。但只要重視人才加得當的監督就能改善這種情況。
胡宏這一時期的見解與主張，或基於安內與攘外的權衡。稍早於《上光堯皇帝書》，在紹興二年左右給吳元忠的信裡。胡宏便感慨：“竊思寇盜縱橫。使吾民至於此極者，以州郡敝而不振，而方伯久無其人也。”翻與《上光堯皇帝書》同時，胡宏致書明應仲，認為應該“奮大辱之積志，臨遣信使，分行州郡，考時事，察人情，將斷自宸衷，以大有為於天下。”則顯然認為，國家如此局面，與州郡衰弊大有關係，要有遠圖，北定中原。似先定州郡為重。另外。與高宗即位初期的政局大概也不無關係。在當時。要想廢棄郡縣改用他法。亦是不現實。高宗即位，照例詔告天下，“朕將規復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雖有失當，不加以罪。”公開宣佈要廣開言路。言者無罪。而高宗證明自己“正統”身份的手法，即是“謹守祖宗成憲”。於是稍明政局計程車大夫必定清楚。雖言路廣開，“謹守祖宗成憲”也是不可駁斥的“政治正確”。
胡宏《上光堯皇帝書》，雖主要在講重人才。修正郡縣制的缺陷，然“祖宗家法”作為論證依據時常貫穿其中。而其中頗值得玩味之處是，胡宏講祖宗法令時，大多以王安石作為對立面，抵斥不遺餘力，“安石廢祖宗法令”，且認為政令應與“熙寧之政相反”，似乎如此便可回覆祖宗之法。多少讓人覺得胡宏在繼續二程(洛學)與王安石(新學)之爭。
二
紹興十一年(1141)，胡宏作《皇王大紀》八十卷成。此書編年而著。起自盤古。終於周赧王。專敘“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者，人之英傑，為君為長，率其陪貳”，如何“應時成物，如春之生，夏之長，秋之利。冬之貞也。”然胡宏實未將《皇王大紀》作為考證史事之書。而更多寓有“春秋筆法”。此書當是胡宏繼其先人之業，而或寓有當下之意。胡宏在此書中，意欲透過敘述三皇五帝故事。而揭示道之所在。認為“堯之初載甲辰，迄於赧王乙巳，二千有三十年。天運之盛衰一週。人事之治亂備矣，萬世不能易其道者也。後人欲稽養生理性之法則，舍皇帝王伯之事何適哉!”故其對於史事的記載。大有選擇。“事有近古先而實怪誕鄙悖者，則裁之削之；事有近似後世而不害於道義者，鹹會而著之。”去取史料，則在不害“道義”。《皇王大紀論》出自《皇王大紀》。以古論今，大可注意，其中亦論及“封建”“郡縣”。
胡宏認為“先王之所以溝封田井者”，有三因：“畝數一定。不可詭移”、“邑里阻固，雖有戎車，不可超越”、“道路有制。雖有奸宄。不可群逞。”因而有三利：“絕兼併之端。止獄訟之原。沮寇盜、禁奸宄於未兆”。則其實針對兩事。一是防外敵入侵，所謂“雖有戎車，不可超越”；一是防內奸動盪。所謂“道路有制，雖有奸宄，不可群逞”。則雖遠述三代，亦是針砭當下。而“秦一廢之，及今千六百歲，而弊日益深。而戎馬不可禁矣。”故胡宏認為：“井田封國，帝王之世萬事根本也。”
而如何封建。胡宏亦有論述，認為“先儒以為王畿方千里，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其言是也。以為中有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官室、塗巷，三分去其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則非矣。”何以言之?“愚深考封建之法，王畿方千里者。田方千里也；公侯方百里者。田方百里也。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公侯之國，然後足以為天子都畿，鎮撫天下。”則其分封諸國。以保證合各國諸侯之力不可與王為敵為限。則雖為史學爭論。亦是對“封建”進行修正。或更可符合秦以後皇帝一統天下的`成例。更能為當政者接受。
然而，在此書中，胡宏雖一字不提當時宋廷。然曲折之意。則尚能領會。“嗚呼!井田封國，仁民之要法也。唐太宗嘗慨然有復古之心，惜其諸臣識不足以知三代之道也。使太宗有其臣。力能行之，則唐世終無藩鎮跋扈篡弒之禍。而末流終無卒徒扶立強臣制命之事矣。”並意味深長的說道：“噫!有國家者，欲如三代保守中國以天年終，必井田封建而後可。”
此時。胡宏有關郡縣、封建的主張。已經大不同於他上書高宗時，已經認為應該改郡縣為封建。然而或是礙於前所述的“政治正確”。而只是在史書論說中隱諱其事。
三
胡宏晚年有關政治主張、學術思想的論述俱見於《知言》。根據張拭的《鬍子知言序》，可知《知言》主要是胡宏最後二十年所作。且日有更定，或是打算藏之名山的，故言論較為直接。
胡宏寫作《知言》的二十幾年間，宋朝國勢並沒有根本改觀。秦檜掌權，主戰派多被其彈劾，立儲事件又屢起波瀾。且邊事又無多少喜訊。此期，胡宏認為要理清內政，必施仁政。施仁政，則要變當下治法，復三代之治。“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修。而又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須臾間也。”修三代之法可定天下，變三代之法而自定一法，則必速亡。
而“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故魯莊公之大綱在於復仇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仇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隱然以復仇、正名為宋廷的大綱。則安內與攘外同是大綱所括。當下重在兩個方面：一要能復仇，驅外敵；二要能正名，辨夷夏。只有修封建古法，變郡縣為封建。胡宏認為“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之不王，亦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不封建也者，霸世暴王所以縱人慾。悖大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而“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則在當下大變故之世。郡縣已經不可支。封建可支變故，在“封建諸侯”，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難於崩陷。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能驅外敵。正宋朝中原諸夏之名。且“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之難滅。郡縣反是。”在大變亂時。能挽大廈於將傾。持之以恆。“井法行。而後智愚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遊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謀。無交易之侵謀，則無爭奪之獄訟。無爭奪之獄訟，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然法立制定。最終還是落實於君主。所謂“欲大變後世之法度。必先大變人主之心術。心術不正。則不能用真儒為大臣。大臣非真儒，則百官不可總已以聽。”“一正君心而天下定”。
此期，胡宏有關郡縣、封建的論述大不同於先前，直言不諱，欲變郡縣為封建，大致突破“祖宗成法”的限制。然《知言》更似理論大綱，若真實行，郡縣與封建是否那麼決絕。亦有調適過程。胡宏晚年給張栻的信裡便說：“封建。擇可封者封之，錯雜於郡縣之間，民自不駭也。”琪實也認為。恢復古制。初行時民眾會不適應。然而這種調適與權衡，正可見胡宏對實行封建在當世作用的自信。且對如何實現封建有一定考慮。
餘論
宋代思想家有關“封建”的論述，理論依據多與《孟子》有關，到二程時則更明顯。各人雖論爭策略有異，應對時勢與政局不同，乃致同一“封建”詮釋內容大異，然大多不否認“封建”或“回覆”三代對當下之益處。胡宏對“封建”論述，亦是如此。胡宏之後，對胡氏《知言》不甚以為然的朱熹，雖言“井田之法要行，須是封建，令逐國各自去理會。”然認為“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封建”的實行，對當下時局的益處遭到了懷疑，顯然是一種較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亦可見宋代士人對“封建”的玩味與闡釋與“封建”在宋代實際命運之迥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