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家社會資本及其功效論文

　　引導語：古典文學常見論文一詞，謂交談辭章或交流思想。當代，論文常用來指進行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和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文章，簡稱之為論文。下面是小編為你帶來的論國家社會資本及其功效論文，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學術界關於國家社會資本的研究在國內較為少見，一些關於國家社會資本的思想只是閃爍在部分學者的研究中。而國外相關研究則比較多，最早也最傑出的要算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對美國社會資本的研究。帕特南在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1993年基於對義大利行政區政府調研之上寫成的《讓民主運轉起來》一書；在《美國展望》雜誌上發表的論文《獨玩保齡球：美國下降的社會資本》（1995年春季號）、《繁榮的社群——社會資本和公共生活》（1996年春季號）、《公民美國的奇怪消亡》（1996年冬季號）等。他最近出版的著作《獨玩保齡球——美國社群的興衰》可以說是他對美國社會資本研究的又一非常具有建立性的研究成果[i]。在以往的研究中，他認為美國以公民社團形式體現的社會資本比上一代已大大削弱[ii]。在新作中，他從社會資本的角度分析了美國社會中市民社會和社會生活的變化趨勢，指出到20世紀末，美國的社會資本存量已大大降低，這對個人、社群和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阻礙了人們的生活、工作以及社會的有效發展。在該書中他將社會資本界定為“個體之間的關聯——社會網路，互惠性規範和由此產生的可信任性”，並認為社會資本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不同形式的社會資本具有不同的功能與意義。帕特南在研究中指出統治危機和社會資本的下降與社會生活直接相關。

　　在帕特南對社會資本的定義中，個體可以是個人、組織，也可以是國家。他對社會資本的研究更多的是針對美國這個國家層次，而國家的社會資本與個人、組織的社會資本有著許多的不同之處。遺憾的是他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並沒有提出國家社會資本的概念，更不用說給之以一個明確的定義。筆者在本文中將國家社會資本界定為嵌於一定國家和社會結構中的內部關聯的總和。它以非制度性權威、公民結以及社會信任系統等為主要內容，對一個國家及人們生活的整體發展產生影響，國家透過採取目的性行動可以增大或改變其流動方面。

　　國家社會資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質。與個人和組織的社會資本的不同之處還在於它不與權力正相關，而與國家如何運用其權力來建立社會資本存在極大關聯。國家社會資本具有內容和形式多樣化的特點，本文只分析國家社會資本的三個主要內容——非制度性權威、公民結和社會信用系統。

　　（一）非制度性權威

　　國家是集合了一整套功能與結構並將適應性予以普遍化的集體。國家的一整套功能與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整合各種社會力量，維持社會的動態平衡。當社會內部衝突無法透過社會自身機制予以解決時，社會往往訴諸國家，希望透過國家來化解衝突。而國家功能的實現和意志的傳輸都得以權威為基礎。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國家的政治領域總是以權威的存在為前提的，政治權威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基礎。布勞指出，政治國家壟斷了一個社會中的強制力量的合法使用，這可以用來作為控制他不聽話的成員的最後一種手段[iii]。他的言外之意是，國家應儘量在不運用其強制權力的情況下來解決問題，而事實上在很多情況下的確存在可不動用強制權力的手段。非制度性權威就包含在內。

　　非制度性權威與正式制度產生的權威是相對的。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規則和契約，以及由這一系列的規則構成的等級結構，它具有強制力，對個體產生的是一種外在約束。正式制度權威的建立需要長時間相當繁瑣的工作，且耗資巨大。它是由法律制度賦予的，不屬於社會資本的範疇。與前者相比，非制度性權威的規範和要求不需要藉助於一個非凡的工程從外部引入，它已經或多或少地蘊含在社會中。它由人們內心認同、自發授予並建立在威望和尊敬之上，既表現為一種影響力和引導力，又表現為一種互動中的權力關係。它是一種生產性而非壓制性權力關係，較制度性權威更深入到社會關係的各個方面之中。由於它主要從服從一方的贊同和認可中產生，因此它可使服從方在更廣闊範圍的社會生活中受到限制。

　　非制度性權威的作用首先在於將對人們的外部約束轉變為自我約束，人們逐漸忘卻正式制度直接的、命令的約束，無形中接受了間接的、肯定式誘導的約束。這樣非制度性權威讓人們產生理性的自覺意識，從外在約束（禁止）過渡到自我控制，減少甚至消除對正式制度的敵視意結和抗拒行為，不再被動地服從正式制度權威。正式制度權威在人們眼中也變得更具有合理性，於是更樂意去遵從。內化了的非制度性權威從國家與公民的特殊主義紐帶中獲得其永續性和支援性的意義。其次，正式制度的運作中有非制度性權威護駕能更有效地實施。非制度性權威監視正式制度的執行，保證其執行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非制度性權威的削弱則意味著制度性權威（政治權威）和國家統一性受到削弱。政治社會學認為，制度性權力的強制性越強，公共性程度越高，其所作的惡的可能性就可能越惡劣，惡的規模也可能越大，如公共權力的問題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在這裡，非制度性權威為制約權力濫用提供了可能性。按邁克爾·曼恩對國家權力的分類，非制度性權威屬於他所說的基礎權力——國家滲透社會，在社會中合法地實施自己的政治決策的能力，它透過官僚系統，以常規化的方式運作[iv]。作為一種基礎權力的非制度性權威具有很強的滲透社會的能力，能提高行政管理系統的實際權力和執行能力，彌補專斷權力有限的透過官僚系統正常實施政策的能力。最後，當培植和建立非制度性權威成為支配方群體內的一種風尚時，非制度性權威便成為了該群體內的特殊主義的價值，是群體整合和團結的媒介。它還能把整合紐帶的範圍擴大到個人權力吸引的界限之外，這樣除了能有效地抑制公共權力的，還能提高群體的凝聚力和群體成員的素質，並有效改善其與權威服從方的關係和互動模式。此結果還體現為哈貝馬斯所稱的溝通理性的增長，可使社會達到更高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成熟度[v]。

　　非制度性權威也是民主的需要，對民主的發展至關重要。薩託利認為“民主應以把權力（一種強制力）轉變為權威（一種引導力）為目標。”[vi]我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人民掌握國家權力，而社會主義民主不是要奪取權力，而是要最大限度地減少權力，增大權威，用“有權威者”取代“有權力者”。國家非制度性權威的培植要求支配方在與服從方的互動中將其權威置於本身的領導品質以及服務公眾的能力之中而不是置於法律或職位賦予的權力之中，這無疑對加強他們的控制性影響、提高國家社會資本有好處。福山就曾指出，影響社會資本供應的最後一個因素關注的不是群體的內聚力，而是群體與非群體成員交往的方式[vii]。

　　我們稱目前我國處於體制轉軌時期，在廣闊的“體制外”領域裡，有以“非制度”形式存在的規則。這些規則的權力合法化便要透過被賦予非制度性權威。要在非制度領域獲得權力就必須培植非制度性權威。我國非制度性權威主要來自於政府官員和廣大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思想、人格和工作作風。它在廣大工作在基層的官員（特別是街道和村鄉幹部）身上體現得較為充分。他們的非制度性權威實際上比政策法規等正式制度產生的權威對人們行為具有更大範圍的約束能力。一個存在的問題是在正式制度調控越來越大的人們生活範圍的同時，我國非制度性權威的下降導致其對人們的實際影響也在不斷下降。轉型期，法人行動主體的普遍出現衝擊了傳統社會秩序，而維持新型社會結構中社會秩序所必需的規範又尚未形成，於是非制度性權威的相對短缺狀態便出現了。

　　社會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社會因素平衡的產物，但由於目前我國經濟的過快增長，各種社會因素髮展已不平衡，存在某些社會離心力。轉型期，舊的倫理人情權威和新的法律契約在交叉發揮作用，非制度性權威的培植顯得很有必要。國家治理社會、整合社會光依靠法律制度是不行的。目前我國正大力倡導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而政治文明首先就表現為權威產生和執行的合理性。非制度性權威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社會在逐步走向多元，現代社會的人們受現代文化的薰陶具有很強的獨立、民主和平等意識。光依靠法理權威並不能使整個社會達致一種和諧的社會秩序，非制度性權威不是制度性權威未能生效的補救手段，而是要與之同步建立並運作的社會資本。

　　(二)公民結

　　帕特南在分析是什麼因素導致了美國社會資本和公民參與率下降時認為最重要的因素是世代變更——二戰後缺乏公民精神的一代取代了20至30年代活躍的、富有公民精神的一代。他的分析很有道理，但筆者認為最重要的因素當歸結於二戰後在美國占主導地位的現代主義精神。現代主義精神是個涵義比較模糊的概念。美國學者貝爾認為這一精神的根本含義在於社會的基本單位不再是群體、行會、部落或城邦，它們都逐漸讓位給個人。特別是六十年代的後現代主義更是表現為一種對本能的完全依賴，認為只有衝動和樂趣才是真實的和肯定的生活。它以解放、色情、衝動自由以及諸如此類的名義猛烈打擊這“正常”行為的價值觀而後動機模式[viii]。可見，現代主義精神的主要哲學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這種精神大大沖擊了美國社會原有的公民結，導致了美國公民參與比例和以公民社團形式體現的社會資本的大大下降。

　　公民結（Citizen’s tie）是筆者在本文中提出的一個新的概念，意指公民個體之間的互動關聯。它既包括公民私人之間的交往，也包括公民透過組織（包括社團和政黨）而發生的交往。公民結包括帕特南所稱的公民參與網路（Civic engagement），但不等同之。根據公民之間互動頻率和強度的不同，公民結可分為強公民結和弱公民結。個人層次上的公民結強度受個體與他人親近程度和彼此信任度的影響，呈現一種差序格局狀態，而國家層次的公民結的強弱主要受一個國家的精神和文化機制影響。二戰後的現代主義精神改變了美國公民的價值理性標準和生活方式，使美國的強公民結轉變為弱公民結，也就表現為社會資本的.下降。於是在80年代，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並試著採取行動來提高美國的公民結強度，這主要有一批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社群主義者開始試圖重建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當然並不是建立一個全新的價值體系，而主要是恢復某些傳統的精神和倫理價值。這些具體價值中有二點得到一致的認同，一是主張用“社群”代替自由主義的“個人”，社群的目標和價值觀同時也是個人的目標和價值觀；二是強調“公益”高於個人的“權利”，集體目標高於或優先於個人目標。筆者也認為要使美國社群生活再度興盛、要使美國人再度一起玩保齡球，這些精神和價值倫理的重建是必不可少的。前面已指出，美國社會出現獨玩保齡球的現象並不簡單是其公民精神的缺乏所造成的。從根本上說，它是美國現代化的發展使其舊的精神和文化體系不再適應美國公民需要而新的精神和文化體系又還沒有形成產生的。這便出現了真空地帶。並且工業現代化使許多原本屬於家庭、鄰里、社群等的功能由其它社會組織或機器所取代，個體與鄰里、社群互動機會大大減少，因此建立個體之間親密而穩定的強公民結變得困難。傳統社會結構中廣泛存在的規範及相應的獎罰措施在現代匿名社會里不復存在，更談不上引導、約束人們的社會行為了。

　　帕特南研究的是已經高度現代化的美國社會，如果假定現代化程序具有普遍的共性的話，那麼美國社會出現的問題在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的城市社會同樣可能出現。而只要我們稍加註意就可以發現，這種現象在我們的城市社會雖然不是很普遍，但已經很正常了。雖然中國沒有出現公民“越來越喜歡獨玩保齡球”的報道，但是在同一棟樓居住了好幾年也不知道鄰居的姓名的事卻不足為奇。中國公民結強度的下降還體現在新生一代青年的集體主義精神在下降。8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學生接受以集體主義的絕對性為主的價值觀念。而九十年代的大學生為社會、為集體服務的積極性已大大降低。當代大學生的價值觀念在總體上體現為一種以自我需要滿足為基礎的價值觀[ix]。這種價值觀念雖然不同於美國文化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念，但必須警惕朝那方面發展的可能性。中國農民由於受知識、文化傳統和現實條件的制約，參與社團（包括入黨）的比例和意識都很低。

　　“獨玩保齡球”是美國社會資本下降的表徵現象，根源於美國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現代主義精神的崛起。我國有著幾千年的文化底蘊和民族精神，有著許多優良傳統美德。與美國相比，我國在精神與文化領域顯然具有優勢。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憑藉這些優勢及早採取一些措施遏制“獨玩保齡球現象”的發生。社會的存在和發展需要依靠迪爾凱姆設想為神聖之源的團結力量，團結力量產生強公民結。團結力量的形成離不開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精神。在抗擊“非典”的鬥爭中，許多醫務人員不惜生命危險志願加入抗擊“非典”的第一線，許多歌星演員勇敢地上醫院進行義演，許多組織和個人也志願宣傳預防“非典”的知識甚至捐款捐物表現出極大的勇氣和熱情。這表明我國的公民結強度還比較大，社會資本存量還比較豐富——儘管沒有實地的系統調查和可供參比的資料。正是由於這方面社會資本的存在，社會上對“非典”沒有形成巨大的恐慌和騷亂，社會秩序得以維持並正常進行。1998年我們民族萬眾一心的抗洪精神把億萬中國人緊緊凝聚在一起形成的強公民結產生了巨大的能動作用。

　　我國的愛國主義精神、尊老愛幼的優良傳統和團結統一、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都是形成強公民結的基礎。在倡導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各種亞文化異常活躍，其中惡性亞文化的盛行是導致國家社會資本下降的重要原因。這些惡性亞文化遍佈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等領域，給國家和社會帶來極大的危害。不可否認我國社會存在個人主義和個人利益至上的不健康社會心理。功利主義使許多人只喜歡做實惠的選擇，而不考慮道德情感價值的選擇。於是同別人一起玩保齡球也還在考慮對方是否能夠給自己帶來什麼好處，要是沒有的話還不如獨玩。當然，我國總體上的社會資本還沒有下降到出現這種現象，但卻不能忽視社會資本在下降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我們的現代人越來越感受到孤獨情緒和心理疲勞——出現弱公民結的表徵現象——已成事實。

　　強公民結對國家和社會的整合與穩定發展意義重大。實現多元文化的整合、尋求文化價值取向和基本精神的集中和統一是我國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社會資本建立的重要途徑。重構新的文化格局和精神體系是我們在進行現代化建設中不可輕視的重要問題，美國社會出現的問題應當給我們以啟示。

　　（三）社會信任系統

　　社會轉型期，法制的不健全讓一些不誠信的行為得逞，造成了不好的連鎖效應，以致使誠信與信任問題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誠信與信任問題在經濟領域比較突出，但並不侷限在經濟領域，而存在於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各個領域。作為國家社會資本重要內容的誠信與信任既體現為建立在理性的社會制度的存在物，也體現為基於道德和習俗之上的文化規範。筆者在此統稱為一種社會信任系統。它可分為普遍主義取向的制度信任系統和特殊主義取向的人際信任系統。社會信任系統基於國家法制體系和道德習俗之上，維護和實現社會普遍有效的責任信用體系。與社會信任體系相對的個人信用體系建立在個人人格道德基礎之上。社會信任系統建立在傳統人倫文化和經濟、社會制度體系基礎之上，形成一個龐大的社會支援和制約體系。這種社會資本有助於增強國家共同體的凝聚力和人們的價值認同感。

　　信任是社會資本理論中不可缺少的一項重要內容。在社會信任系統的兩種類別中，社會以何種類別的信任系統為主導關係到國家的經濟績效和發展模式與道路的選擇。美國學者福山在其著作《信任：社會美德和創造經濟繁榮》一書中就提出建立在宗教、傳統、歷史習慣等文化機制之上的信任程度構成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一個國家的信任度高低又直接影響企業的規模，進而影響該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x]。在該書中，福山首次從國家的高度提出信任是國家經濟增長是重要因素之一。他實際上是在指出普遍主義的社會信任系統促進經濟增長。

　　社會信任系統不完善或者說信任結構缺失的後果是全方位的，將導致整個社會生活和經濟秩序的執行和維持變得艱難。而具體對於經濟領域來說包括交易成本的增大和資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國外不少研究中國文化和社會的學者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低信任度的社會。韋伯認為在中國，一切信任，一切商業關係的基石明顯地建立在親戚關係或親戚式的純粹個人之上[xi]。也就是說他認為中國人的信任屬於特殊主義的信任。我國許多家族企業規模難以擴大的原因之一就在於現代意義上的普遍主義信任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信任在現代社會中顯得不可或缺在於講求高效率、高效益的現代人要求節省交易費用、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其結果是整個社會內部交易費用的降低和資源的最佳化配置，最終促進經濟的繁榮。當然，這只是一種理想模式。現實社會總有人想從事機會主義行為或搭便車獲得額外或更多的利益。但信任的確不可缺乏，它是一種形成社會凝聚力量的東西。人們之間的關係最終需要依靠信任來調整或協調——不論是制度性信任還是人際信任。只不過在現代社會要建立普遍可靠的社會信任系統離不開健全的法制體系和合理有效的社會基本制度體系（社會經濟制度，政治民主制度和文化體制等）。

　　針對中國社會內部出現某些社會行為、經濟秩序和道德規範的失衡、紊亂和無序現象，有學者認為是中國經濟改革所必須支付的“制序變遷”的成本[xii]。執這種代價論觀點的學者不在少數。而對於失範行為者而言，到底是社會迫使他們這樣做，還是他們自己“理性選擇”這樣去做呢？假若是前種情況，那麼韋森的解釋便顯得比較無力了。如果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程序向深層的推進實際上意味著像韋伯所認為的那樣整個社會會更加合理化的話。那麼誠信與信任機制也應逐步走向合理化，目前的問題只能算作是現代化程序中傳統與現代交鋒產生真空的結果，而不能歸結於“經濟改革的代價”。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為重建誠信與信任系統作一些努力了。英國法學家艾倫（Allen）曾指出，隨著法律規則的指定變得越來越明確，而且為立法和執法建立了精幹的機構，習俗的有效範圍也就隨之縮小了[xiii]。基於人文關懷的角度我們應該倡導一個有較少法律干涉的人際信任環境，而未來中國的法制建設和整個社會秩序內部的制度化必將遍及到現在或以前習俗和慣例就可以維繫正常活動秩序的領域。在公共生活中，制度信任逐步取代人際信任成為社會的主要信任模式是中國現代化推進的必然結果，而與中國在此方面社會資本存量無關。普遍主義的制度信任系統在總體上是一種選擇性適應和演化的產物。人際信任在現代社會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是工業化的代價，我們已不得不盡快建立和完善制度信任系統。因為現代社會的成員異質性越來越高，不同的文化背景、語言與生活方式使得人際互動或共同經驗這樣的信任基礎越來越薄弱，這樣信任不得不求助於制度和契約來約束。但在人文重建中將人際信任列為重要內容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國家社會資本是一種廣大範圍內的共享物和規範、建構社會不可缺少的資源，也是一個巨大的社會支援系統。豐富國家社會資本的好處在於其更有利於國家權威和利益的維護、社會秩序的維持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提高，是一個國家的基礎和社會發展的前提。對於我國而言，國家社會資本就是有利於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

　　國家社會資本概念的提出對於走出理性選擇正規化的解釋困惑、重新認識國家和社會共同體與人的社會需求的價值、恢復國內人本主義精神研究有重大意義。對非制度性權威的研究還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全面地認識和探討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基礎。前面已指出，國家社會資本具有內容和形式多樣化的特徵，本文只探討了其中的三個主要方面，其它內容和形式以及可能存在的負面功效有待今後研究進一步深入下去。正如周紅雲所說，中國的社會資本研究還剛剛起步，但這也為中國學者利用社會資本分析框架研究中國現實問題留下了很大的空間[x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