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新隨筆創作特徵的論文

淺談新隨筆創作特徵的論文

　　摘要：隨筆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體，正呈現方興未艾之勢，簡要分析了新隨筆繁榮的原因，結合新隨筆作品著重從題材分類、藝術風格、審美特徵及思想內涵等方面，對新隨筆的創作特徵進行探索性論述。

　　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隨筆至今尚無一個得到多數人認可的定義，但這並未妨礙隨筆在黯淡多年之後重新煥發出奪目的光彩。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一股熱熱鬧鬧的“隨筆”潮佔據了各類報刊，蔚為壯觀。面對這種悄然而至的“隨筆”熱，人們與二三十年代的隨筆相對應。稱之為“新隨筆”。目前，與新隨筆引人注目的創作實績相比，隨筆的理論建設卻貧乏得幾近空白。由於缺乏應有的理論關注和研究，使得新隨筆這種比較特殊的文體在基本特徵、創作特色、思想深度、創作意識、發展趨向等方面的論述多是片言隻字，散見於創作談一類的文字中，沒有多少真正令人欣慰的理論成果。固然，理論常常是灰色的，隨筆的創作者也會說“走自己的路，不被形形色色的規範設計所羈絆”；或者說“還不如索性讓‘隨筆精神’氤氳於混沌之中，不可捉摸又無所不在。時或從作者心底流露筆端的好”。但我們更有理由相信，真正的理論探討，除卻能幫助引導讀者更好地“接受”新隨筆之外，對隨筆自身的創作和發展也是大有意義的。有鑑於此，本文作者擬就新隨筆的創作特徵進行一些初步的探討和評述。

　　首先，有必要對新隨筆出現的社會背景和文學原因加以簡要剖析。與新時期曾經出現的“詩歌熱”、“報告文學熱”等相類似。新隨筆的興旺既有深刻的社會原因，也與隨筆自身獨特的文體特性密切相關。首先，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後，

　　有別於社會隨筆直接關注“問題”，思想文化隨筆則主要抒寫當代社會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思考，更多地偏重於“形而上”的思辨。對此，三聯書店《讀書》的編輯們將其稱之為“後學術”或學術性隨筆，頗為傳神和精當。思想文化隨筆展現的是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呼喚和交流，反映著對人生、生命、理想和價值等重大問題的獨立思考，因此，本質上思想文化隨筆更近似於西方哲人帕斯卡爾等的“隨想錄”，從而更具有思想、文化價值和個性意義。如韓少功的《性而上的迷失》、葉秀山的《沒有時尚的時代》及餘秋雨的“山居筆記”系列作品等均是近年來思想文化隨筆中的力作。需要指出的是，此類隨筆主要展現的是作者的獨立思考和個性見解，具有濃厚的學術性和思想性。譬如在《性而上的迷失》裡，作者以文化人類學、哲學的眼光，對自古至今形形色色的性現象、性迷失進行了深刻透徹的解剖與辨析，表達了作者對“性”的形而上思考。四是生活隨筆。生活隨筆似隨手拈來的抒情性散文，或記人，或寫事，或抒寫個人喜怒哀樂，常常從我們身邊的生活小事入手，主要袒露人生的心靈，訴說生活的感慨。生活隨筆的特點是以小見大，以情入理，淺入而深出，向讀者毫不遮掩地展示那個現實生活中真正的“我”。唐達成《頭髮的悲喜劇)、王蒙(我的飲酒)和韓小惠(體驗自卑》等便是生活隨筆的成功之作。

　　其次，不求雕琢、自然天成是新隨筆突出的風格特徵。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序文中說：“意之所至，隨即記錄，因其先後，無復詮次，固目之日隨筆”。新隨筆儘管有其獨特的審美特徵，但這種“意之所至”的自然風格卻未完全改變。當然，不求雕琢、隨意自然決不意味信馬由韁，隨意而為，優秀的隨筆離不開厚實的思想和文學修養，古人說：“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對於隨筆的這種風格特徵，日本作家石原正明也曾揭示道：“隨筆是將所見所聞的事、所言所思的事隨心所至而述下……然因其無修飾之故，能見作者的才華與氣量，實為很有興味的作品。”縱觀近年來的新隨筆作品，其我手寫我心，有感而發，從心所欲，不蹈襲，不做作的創作特徵可以說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新隨筆自然天成的特點除了表現在藝術形式方面外，還反映在思想內容上不受制於某些“條條框框”的約束，正如隨筆名家舒展所指出的：“隨筆的天敵是禁錮和做作，隨筆的靈感源泉是自由與自然。”如張中行先生的隨筆集《順生論》，以娓娓道來的筆法，綿密自然的'論證，條分縷析，推本溯源，運用自己厚實的人生經驗和豐富的人文知識，給讀者提供了一種不同於“教科書式”的人生見解，既沒有虛張聲勢，也絕無教條色彩，從文風到意蘊都充滿了自然和率性，開人眼界，啟人胸襟。與隨意自然的風格相伴，新隨筆作品也充分展露了作者的性情和寫作風格，真正可謂文如其人，絕少幹人一面現象。如汪曾祺的平實自然、張中行的嚴謹古樸、周濤的雄渾崇高、舒展的大膽潑辣等等，既無掩飾，也無矯情做作，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作者完全的本色、真實、自然的靈魂，這也是新隨筆所以受到讀者厚愛的原因之一。

　　知性感性交融、理趣情趣並生是新隨筆鮮明的審美感受特徵。隨筆的文體特點不易確定，但在仔細品評過新隨筆作品後，我們便不難發現，知性感性交融、理趣情趣並生是成功的新隨筆作品突出的審美感受特徵，也是新隨筆藝術魅力的奧秘之所在。余光中先生在分析散文的知性和感性時曾形象地描述道：“就像一面旗子，旗杆是知性，旗是感性。無杆之旗正如無旗之杆，都飄揚不起來。”其實，我們用這種比喻來說明新隨筆的創作特徵，也仍是頗為妥貼的。近年來，文學界一方面有人刻意追求“純粹”散文，一味抒情，陷入感情的沼澤，媚而無骨；另一方面，一些散文以載道說教自居，矜博炫學，讀來每每寡淡無味。在這種創作背景下，新隨筆摒棄了上述偏頗之弊，達到了感性和知性的有機結合，取得了理趣和情趣的互不偏廢效果。當然，在新隨筆的具體作品中，感性和知性決不是人為的搭配、生硬的焊接，每篇文章到底是以感性抑或知性為重，還得取決於文章的內容和主旨。總體而論，多數隨筆作品以理為重，以情濟理；也有部分隨筆作品以情為重，以理顯情正是與這種重於知性而又不廢感性的創作特徵相一致，新隨筆作品自然達到了既有理趣也不乏情趣的審美效果。當然，新隨筆所表現出的豐富而深刻的“知性”(理)，往往不是依靠長篇大論，或學術論文般的邏輯、推理來加以揭示，而是在夾敘夾議中自然點出，完全是作者思想智慧的自然流露。同時，隨筆中的“情趣”與詩歌、抒情散文所抒寫的單純情感也不相同，隨筆的“情趣”每每和“理趣”相交融，它所抒發或蘊含的感情常常也不是直露的，而是經過昇華或折射的，情難以割裂開理而獨立存在。如周濤的《塔里木河》方方的《和平日子的恐懼》等就是新隨筆中以情濟理的佳作。另外，對於不同秉性的作者來說，其作品知性、感性的重心，情趣、理趣的追求也直接呈現了個性色彩。如周國平的隨筆常顯哲學的思考，而史鐵生的隨筆則展露的是人生的精神深處和心靈空間。

　　最後，深刻的思想內涵和文化意蘊是新隨筆的個性品格中越來越凸現和強化的創作特徵。就篇幅而論，新隨筆作品屬於文學大軍中的“小人物”。但是，由於適合於表達創作者“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或者說新隨筆易於展現知識分子“精神自治”的特點，故而，一批學貫中西的專家學者也自覺地加入到了新隨筆的創作隊伍之中，加上當代文壇的一批中青年佼佼者，就使得新隨筆創作較好地克服了自身的“小氣”現象，不僅具有出神入化的文字功力、深厚的文化底蘊，更體現出了滄桑的生命感悟和獨特的思想品格，成為一種“智者文學”。如金克木先生的《告別詞》，面對日漸老去的生命，以智者的從容達觀地吟唱了一曲輓歌。值得我們思考並學習的是這批前輩以耄耋之年，在信手拈來、直抒性靈的同時，卻沒有因對傳統經旗爛熟於心所帶來的陳腐之氣，相反，作品中時時閃爍的是科學、理性的光芒，是對傳統文化的反省和剖析。在他們的筆下，康德、羅素和孔子、老莊均是活靈活現可親可敬的人物，絕無陳腐老朽氣，只現老辣醇厚味，突出體現了新隨筆的價值精髓和思想要義，這從張中行先生的《順生論》等作品中能得到充分證明。

　　就在一批前輩學者創作出新隨筆精品的時候，一批中、青年學人面對著社會的激烈變革，對社會、人生也作出了深入而廣泛的思考咀嚼。由於這些中青年學者根底紮實深厚，思想敏銳，他們的新隨筆作品其思想內涵和文化底蘊也直追前輩，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如王蒙、餘秋雨、史鐵生、韓少功、周濤、張承志等，這裡，我們不妨以“女性問題”為線串連數篇有關的新隨筆作品，以管中窺豹，探索一點新隨筆的思想意蘊。張中行先生的《歸》抒寫了舊時代女性的精神悲劇，扎西多的《老調子還沒有唱完》則抨擊了當代文學影視作品中流露出的“女人禍水”等腐朽思想，而王乾的《從“愛妻型”說到男性中心話語》則從反面揭示了男女平等的現實，但社會總是在發展進步，於是，就有了楊繼紅的《女為己悅容》，揭示出了“女為悅己者容”的轉變。這些作品的篇幅雖然短小，但從中表現出的深刻思想卻發人深思。

　　面對繽紛多彩且正在發展的新隨筆，我們還不可能對其予以全面歸納概括，但卻有理由相信，新隨筆將在發展中走向成熟，並在當代文學作品空間中獲取自己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