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關於中國銀行家的調查報告
2016關於中國銀行家的調查報告
進入2016年，全球經濟仍處在緩慢復甦階段，增長動能不足。進入新階段，中國銀行家對於經濟增長也呈現了同往年不同的觀點。2017年2月24日，《中國銀行家調查報告(2016)》釋出，《報告》由中國銀行業協會和普華永道共同發起、巴曙松教授作為專案主持人負責實施，已經持續釋出了八年。本年度的報告系統反映了當前銀行業發展中的熱點難點問題，充分體現了銀行家最真實的判斷與思考，有效提供了監管機構制定政策的決策依據，積極引導了行業改革發展與管控潛在風險。本文系《報告》部分內容摘編，敬請閱讀。
一銀行家預期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對未來三年中國GDP增長率區間的調查結果顯示，78.7%的銀行家認為經濟增長率區間為6.0%-7.0%，其中41.2%的銀行家認為增長率區間應該為6.5%-7.0%，37.5%的銀行家認為該區間為6.0%-6.5%;17.2%的銀行家認為增長率將低於6.0% ;僅4.0%的銀行家認為增速將達到7.0%以上。對比往年調查結果(2015年85.1%的銀行家選擇6.5%-7.5%，2014年72.6%的銀行家選擇7.0%-8.0%)，2016年銀行家下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全球經濟增長找不到新的增長引擎，國內正處於主動化解過剩產能、培育新經濟增長點的階段，這使得銀行家認為未來三年中國GDP將難以實現7.0%以上的增長。
圖1 銀行家對未來三年中國GDP增長率區間的看法
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回落，經濟結構失衡、產能過剩、地方政府債務等問題也隨之浮出水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去產能、去槓桿、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改革成為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手段。關於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60.7%的銀行家認為是經濟增速放緩，58.6%的銀行家認為是經濟結構失衡，51.3%的銀行家認為是產能過剩風險，34.7%的銀行家認為是地方性債務風險，還分別有25.5%和24.4%的銀行家認為是全球市場波動和房地產市場調整。這表明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經濟執行中的多方面風險正在逐漸積累，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不斷凸顯，並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圖2 銀行家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主要問題的看法
二科技創新和經濟金融改革政策受到更多關注
在對銀行家最應該關注的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的調查中，產業結構調整(67.5%)最受銀行家關注，其次是科技創新與技術進步(44.7%)和社會融資的多元化(44.5%)，區域經濟發展格局的變化也受到了43.6%的銀行家的關注。相比2015年，銀行家對於產業結構調整的關注度有所下降(2015年73.5%)，科技創新與技術進步關注度有一定程度的提升(2014年41.4%)。很明顯，在銀行家看來，中國經濟轉型、結構升級等各項改革發展工作取得了積極成效，但一些結構性問題仍然較為突出，企業創新能力亟待增強。一方面要透過體制創新消除制度性障礙，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透過科技創新推動產業結構最佳化升級。而產業結構調整、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是中國經濟未來重要的變數。
圖3 2016年銀行家關於銀行經營者最應關注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的看法
圖4 2015年銀行家關於銀行經營者最應關注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的看法
在日常經營中銀行家最關注的外部環境是經濟金融改革政策(55.7%)，其次為金融監管政策(55.5%)和宏觀調控政策(53.8%);緊隨其後的是風險因素，包括企業經營風險、行業性風險、區域性風險。從關注度看，銀行家對於政策的關注度要明顯高於對風險的關注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有明顯的政策烙印，這也體現在銀行家對政策的關注整體大於對風險本身的關注，政策變數仍是主導市場的關鍵因素之一。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推進，與2015年相比，經濟金融改革政策成為銀行家更為關注的外部環境因素(2015年第三位)。
圖5 2016年銀行家日常經營中最為關注的外部環境因素
圖6 2015年銀行家日常經營中最為關注的外部環境因素
三宏觀政策整體評價較高，利率市場化仍受近八成銀行家關注
與往年的調查結果相比，銀行家對2016年以來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的總體評價較高，平均分為4.02分(滿分為5分)，比2015年的平均分高出0.1分(3.92)。其中，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和監管政策的得分分別為4.11、4.03、3.92和4.04分。就單項政策效果而言，產業政策的得分最低，但仍舊高於往年平均分;貨幣政策效果的得分最高，這與近兩年來面對經濟基本面變化時，貨幣政策的靈活性不斷提高密不可分。
表1 銀行家對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的評價
為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更加有效地防範系統性風險，發揮逆週期調節作用，並適應資產多元化的趨勢，中國人民銀行從2016年起將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和合意貸款管理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acro Prudential Assessment, 以下簡稱MPA)。我國的MPA將原來單一指標進行了拓展，重點考慮金融機構的資本和槓桿情況、資產負債情況、流動性、定價行為、資產質量、外債風險、信貸政策執行等七大方面的十多項指標。這是我國央行監管理唸的一次重大轉變，央行更注重系統性風險的識別和評估，以及時識別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為有針對性地採取政策措施提供決策依據。在對新實施的MPA對銀行業產生影響的調查中，有68.6%的銀行家認為資本金成為核心約束，高資本消耗業務面臨較大的壓力;有47.8%的銀行家認為會使代持、同業投資、SPV投資等資產騰挪的可行性降低;另有44.6%的銀行家認為這會制約“大資管”模式的資產配置方式;還有41.0%的銀行家認為依靠同業負債來進行資產配置的發展模式受到約束;也有37.0%的銀行家認為不同銀行影響差異化，銀行業將出現分化。
圖7 銀行家對新實施的MPA對銀行將產生影響問題的看法
中國的金融改革依然走在路上，利率市場化改革仍然是銀行家認為對銀行經營影響最大的因素(79.8%)，其次是綜合化經營趨勢(45.3%),發展多層次金融市場和銀行業准入緊隨其後，分別有37.6%和37.5%的銀行家認為會對銀行經營產生重大影響。
圖8 銀行家對各項金融改革的關注度
四一線城市房地產市場仍被看好
受今年一季度房地產市場政策寬鬆影響，房地產市場熱度持續上漲，全國房地產銷售量創出同期歷史新高。在銀行家對房地產市場未來走勢的調查表明，銀行家對不同城市意見仍存在較大分歧。對於一二線城市，超過九成的銀行家認為房地產市場的銷量和價格會上升或至少持平，不同的是大約六成左右銀行家認為未來一年一線城市房地產市場量價齊升(銷量上升佔54.1%，價格上升佔66.5%)，而對於二線城市只有四成左右的銀行家認為房地產市場會量價齊升(銷量上升佔36.7%，價格上升佔41.8%)，而對於三四線城市，有超過八成的銀行家認為未來一年這些城市的房地產價格和銷量會下降或最多持平。
圖9 銀行家對未來一年房地產走勢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的情況，三季度以來，部分一二線重點城市陸續出臺了房地產調控政策，或將使得後期房地產銷售市場承壓。
五人民幣納入SDR帶來新人民幣業務機遇
2015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董會決定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權重為10.92%，新的SDR籃子於2016年10月1日生效。在人民幣納入SDR後對宏觀經濟主要影響的調查中，有75.8%的銀行家認為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將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程序，53.9%的銀行家認為會加大對人民幣資產配置，增加人民幣業務機會，另有51.2%的銀行家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程序加快，有利於中資企業“走出去”。人民幣納入SDR，人民幣成為繼佈雷頓森林體系之後第一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SDR貨幣，人民幣入籃會增加對人民幣資產的需求，對人民幣國家國際化程序帶來深遠影響。而人民幣國際化程序加快，為正在受到國內經濟下行壓力、盈利放緩、利率市場化推進擠壓利差空間等多重因素考驗的中國銀行業提供了難得的新增長點。與此同時，我國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更加頻繁互動，將使我國匯率與利率環境更加複雜多變，銀行業的風險管理水平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圖10 銀行家對於人民幣納入SDR後對宏觀經濟的主要影響的看法
六“債轉股”需建立市場化的管理機制
在經濟下行，銀行資產質量不斷承壓的背景之下，各方力量都在積極謀求化解銀行不良資產的有效路徑，“債轉股”成為重要的選項之一。在“債轉股”對商業銀行的影響的調查中，有64.9%的銀行家認為“債轉股”將化解不良，降低企業債務困境，有利於緩解市場信用風險和金融體系風險;57.5%的銀行家認為“債轉股”為商業銀行混業經營、業務創新帶來新方向;43.8%的銀行家認為債轉股可以促進投貸聯動，擴大綜合化經營。但也有銀行家對“債轉股”存在顧慮;有38.7%的銀行家認為不良債轉股難以大範圍鋪開，影響有限;35.7%的銀行家認為債轉股將增加銀行資本金消耗。不難看出，銀行家對“債轉股”多元化目標實現有一定預期，但多元化的目標之間存在著不少矛盾和制約關係，如何實現“債轉股”多元化目標之間的平衡，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圖11 銀行家對“債轉股”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問題的看法
47.1%的銀行家認為債轉股的主要困難是建立市場化的管理機制，29.7%的銀行家認為是操作細節和方式帶來的挑戰，還有22.6%的銀行家認為是“債轉股”過程中對企業資質的認定存在困難。債轉股的重點在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根本上化解系統性風險。如此，市場化的管理機制才能撬動民間資金參與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才能夠健全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設施建設，真正促進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改革，因此，建立市場化的管理機制成為本輪債轉股能否成功的核心。
圖12 銀行家對“債轉股”可能遇到的主要困難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