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浙江農村留守兒童調查報告

2016年浙江農村留守兒童調查報告

  “我想和爸爸媽媽一起睡覺!但怕睡醒了爸爸媽媽就走了。”“我想和爸爸媽媽一起過年!可過了年,他們又走了。”……和爸爸媽媽團聚,是留守兒童奢侈的願望。這樣的團聚只是曇花一現,卻是每個留守兒童都經歷過的常態。

  時報調查資料

  樣本數約600人

  填寫者年齡7歲~16歲

  覺得幸福的家庭應該是一家人在一起爸爸媽媽在身邊94.1%

  與爸爸媽媽很少見面只是電話裡溝通且很少58.2%

  與父母一年才見一次面26.5%

  平時與(外)祖父母一起生活的67.1%

  發現自己不是很想念父母12.5%

  看到別的小孩和父母在一起會感到難受53.6%

  做錯事被批評時會當面頂撞老師、長輩12.9%

  在學習上並不刻苦29.4%

  在學校會拉幫結派、打架33.7%

  會害怕見到陌生人遇到陌生人會躲52.6%

  覺得身邊的人會欺負自己且很害怕29%

  曾經有過離家出走的念頭但沒有離家出走過的39.7%

  當遇到煩惱總是自己解決憋在心裡不說49.1%

  覺得身邊的人不關心自己32.4%

  覺得社會不公平50%

  覺得自己的未來沒什麼希望12.1%

  留守兒童是中國城鄉二元體系鬆動後的一群“制度性孤兒”,父母因為生計離開家鄉外出打工,在(外)祖父母家中或親戚籬下長大,是他們共同的特點。

  親子長期分離帶來的不良後果慢慢呈現:自卑,害怕見到陌生人,存在逆反心理,還有少部分的孩子會對父母產生怨恨。除了這些心理問題,安全隱患、侵害危機等同樣令人心悸。

  浙江省民政部門去年9月曾進行過一次調查摸底,將18歲以下,父母一方或雙方外出務工的兒童全部納入,各地共上報農村留守兒童26.56萬人。因為統計口徑不同,這個數字比省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2011年統計出的44.1萬人、省教育廳2012年統計出的39.78萬人都要少一些。

  從地區分佈來看,農村留守兒童主要集中在溫州、台州、麗水、衢州等山區。

  今年以來,省民政廳再次啟動調查摸底。該廳兒童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處處長陳小德介紹,新一輪的排查摸底今年4月底已結束,全省農村留守兒童“一人一檔”基本完成。

  過去的一個多月裡,時報記者深入我省農村留守兒童最多的幾個地區,收集到了一份關於浙江農村留守兒童的調查報告。土留守她將心事刻在了泛黃的牆上

  一扇雕著花的老式木門,推門進去迎面看到的是一個泛黃的“喜”字,貼在已經發黑的牆面上,顯得突兀。這就是可茜的家,家中一臺3年前買的冰箱,在佈滿老舊傢俱的房中有些格格不入。

  可茜今年10歲,家住衢州市開化縣池淮鎮白渡村,每天要自己坐公交車去鎮上上學。早在她出生前,父母就已經外出打工,她一出生,就被放在了奶奶的床榻邊。10年間,她與父母見面的次數不過十餘次,除了爺爺奶奶,家中還有比她大6歲的姐姐。

  這是典型的留守兒童家庭。

  表面開朗的可茜,乖巧、懂事,內心卻藏有不為人知的感性一面,在她的房間裡,牆壁上滿滿都是字,沒有規律,但每個字的背後,都代表她的一個回憶或願望。

  10年只見父母十餘次“錢”成了這個開朗孩子的心結

  白渡村應該有1100多人,但這個時間進村,除了嬉戲的孩子和正在農耕的老人,很少能看到年輕人。

  可茜家在村子北邊,外牆早已開裂,趁著週末天氣還好,可茜和鄰居在玩跳繩。看到陌生人進屋,穿著大紅衣服的可茜立即一蹦一跳地過來打量著記者的相機和揹包,這些對她來說好像很新鮮。

  屋子裡沒看到可茜與父母的合照,在可茜看來,爸媽只是一個稱呼——剛出生,她就被留在爺爺奶奶身邊,一晃十年,她和父母相見的次數都能數得清。對於想不想父母這件事,可茜是拒絕回答的,她用詢問奶奶是否能洗澡來轉移了話題。

  “下午洗吧,今天天氣不錯。”奶奶說,可茜一週洗一次澡,這會令她開心,因為穿了一個星期的髒衣服可以換了,頭髮也可以洗了。

  可茜穿的紅色外套,正面明顯要比背面髒,袖口已經發黑,“平時爺爺奶奶沒時間,奶奶採茶,爺爺要種地還要打零工給人家造房子。”對爺爺奶奶的忙碌可茜很理解,這被爺爺奶奶認為是“懂事”。

  在這樣的家庭,“懂事”的定義是不亂花錢,“和她姐姐可盈不一樣,可盈喜歡攀比。”爺爺坐下來抽起了煙。

  從來不要求買衣服,連頭髮也是自己剪的,可茜笑嘻嘻地摸著自己的前額。房間裡唯一的方凳是屬於可茜的書桌,課外讀物已經翻得有些破舊。“這是4塊錢買的,我都已經看好幾遍了。”可茜指著紙箱裡整齊擺放的書說。

  “爸爸媽媽是因為賺錢到外面去的,爺爺奶奶因為錢一直愁眉苦臉,姐姐也沒錢還常打我……”

  雖然才10歲,但可茜已經有了不少不為外人知的心事,爺爺奶奶忙碌、姐姐和自己不親、爸爸媽媽更是指望不上,她把泛黃的牆當成了傾訴物件。

  爺爺奶奶說,可茜的房間很少讓人進。

  所以,當記者推開房門的那一刻,可茜眼泛淚光迅速把頭埋在了被子裡。房間裡,四周泛黃的牆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紅字,沒有規律,字跡卻很清晰。

  “是娃兒寫的,無聊的時候她自己會寫寫。”爺爺彈了彈菸灰,語氣很隨意,他覺得可茜這麼做就是因為無聊。

  牆上寫著“阿德的夢 找春天”“小鹿的玫瑰花”,還畫了四隻眼睛的蝸牛,一直到記者的手指碰到大大的“雲南”兩個字時,可茜才把頭抬起來,“書本上有,老師說很漂亮,書本上的照片也很漂亮,我就記下來。”

  “想去嗎?”

  “當然想,想去玩,呃,肯定會很幸福。”可茜指著旁邊的“幸福”兩字說,“老師讓我們想個去雲南後的感受,我覺得自己會很幸福。”

  “想要爸爸媽媽帶你一起去嗎?”

  “不。”可茜想也沒想迅速回答。

  “牆上的這些字寫了就擦不掉了,為什麼不記在本子上?”記者蹲下來問可茜。

  “筆記本要做作業的,沒有多餘的,牆上沒關係,長大了我賺錢造房子。”可茜認真地說。

  她說不會想爸爸媽媽心裡卻渴望著“家”的氛圍

  可茜的姐姐可盈今年16歲,讀初中三年級,兩人並沒有因是親姐妹、同為留守兒童而更親密。“姐姐一生氣就要打我。”可茜說自己知道,並不是她不乖,而是姐姐經常因為學校的事情不開心。

  每次捱打後,可茜都會告訴奶奶,“奶奶幫我罵姐姐。”而這樣後,姐妹倆的關係就更加疏遠。

  在可茜的心事牆上,沒有爸爸媽媽的名字,挨著“房子”的位置,可茜寫了“害怕”兩個字。對此,可茜的解釋是學校的朋友多,老師對她好,“不會想爸爸媽媽的,平時媽媽打電話來和姐姐說幾句,我不接的。”

  即便如此,可茜還是渴望著爸爸媽媽的。牆上,可茜寫著“大頭兒子小頭爸爸,喜歡的圍裙媽媽”。“我平時最愛看這個,大頭兒子有事情小頭爸爸總會解決,圍裙媽媽會做飯,少兒頻道會播的。”可茜一邊說一邊跑出去看老式掛鐘,“還沒到時間呢。”

  房間裡東西兩面牆,可茜能夠得著的地方基本已經寫滿了。看了一下掛鐘,可茜又返回房間,蹲下來找了個空隙,寫下了一天的經歷。

  除了每天上學來回坐車的2元錢,可茜沒有多餘的錢來買筆記本,“錢”,是她在爺爺奶奶面前最不願意提及的字。

  只能解決溫飽和安全老人最擔心孩子心理上的健康

  兩姐妹除了每年4000多元的學費由父母承擔外,其餘開支都是爺爺奶奶出的。

  “兒子兒媳在杭州待了10多年,還去過德清,也去過山東,今年好像在江蘇。賺不到錢啊!”爺爺搖著頭說,“回鄉?回鄉連個工作都沒有,回來幹什麼。”

  除了錢,更讓老人擔心的是孩子的成長。

  在爺爺王應祥看來,兩個孫女性格迥然不同:可茜活潑開朗,學校裡的朋友比較多,成績也比較好;可盈比較內向,學習成績一般,最讓人擔心的是可盈的攀比心。

  “可盈上初中開始就出現這種情況了,喜歡和同學攀比,每個星期拿生活費總是埋怨我們給得少,說其他同學家裡給得多。”爺爺說,他們每個星期會給可盈幾十元生活費,她總不開心,唸叨著同學的生活費有幾百元。

  “我們兩個老了,平時要賺錢,也管不了她們,只能保證她們的基本生活。”解決兩個孩子的溫飽和安全,是老人唯一能為兒子做的,再讓他在教育或心理上扶一把就有些力不從心,平時老兩口對兩個孩子說得最多的是“乖一點”,但他們知道收效甚微。

  離開之前,記者問可茜長大了想做什麼。“給自己買五顏六色的乾淨衣服。”她很快就作出回答。

  僑留守我已經好久沒有喊出“爸爸媽媽”了

  與大部分在貧困線上掙扎的留守兒童不同,在浙江還有一部分這樣的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在國外打工或經商,家庭條件相對富裕,但是卻和父母常年分離,跟隨(外)祖父(外)祖母一起生活。

  “僑領之鄉”有留守兒童7300多人

  溫州市文成縣,現有旅外僑胞2.5萬多人,分佈在歐洲、中北美等地39個國家和地區,擔任各種華僑社團副會長以上職務的有400多人,素有“僑領之鄉”之稱。

  記者從文成團縣委瞭解到,溫州的僑留守兒童主要集中在文成,而文成的僑留守兒童就集中在玉壺鎮。全縣共有學生(小學、中學、高中)25000多人,透過學校摸底上來的留守兒童在7300多人,而玉壺鎮就有留守兒童700多人,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僑留守兒童。

  在玉壺鎮中心小學,出生後沒多久就離開父母的留守兒童不在少數。

  “不久前,我們剛剛對學校的留守兒童做了一個摸底,除朱雅校區外,共有留守兒童542個,佔學校總人數的55%。”玉壺鎮中心小學校長孟文忠介紹,這些留守的孩子大多出生在國外,出生後便被父母帶回國,交由爺爺奶奶撫養,有些孩子甚至都沒有見過自己的'父母。

  為何會出現僑留守的現象?這還要追溯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老一輩華僑為求謀生,背井離鄉,離妻別子,漂泊異國,從擺地攤、做苦工到辦工廠、開餐館,走出了一條從苦力幫工到積累資金創辦實業的致富路。

  “有些因為上一代出國了,下一代也要出去;有些覺得出國是一種榮耀,跟風出去;還有一些是為了出國賺錢,跟著親戚出去打工。”孟文忠說,其實這些在國外打工的人並不像想象中那麼光鮮亮麗,“在國外開小作坊的日子還可以,打工的其實很辛苦,睡集體鋪,吃集體飯,乾的活是國內工人的一到兩倍,省吃儉用才能留下一些錢寄回國內。”孟文忠說,很多夫妻不回國,或是回國次數少,大多是因為捨不得路費。

  用出格行為引起老師和家長的注意

  “親愛的爸爸媽媽,你們好,我有無數話想對你們說。你們知道嗎?我需要面臨學習的煩惱、中考的壓力、學校裡交友關係人際問題、同學師生之間的關係等問題。你們也許認為我可以只單純地學習,但是你們真的走進我們心裡的時候,你們會發現我的煩惱還不止這些。而且這些煩惱我真的解決不了,我該怎麼辦?”

  這是玉壺鎮中學學生小丹在《給父母的一封信》命題作文中的節選部分,在信件中,她告訴父母自己早戀、逃課、打架的種種“壞”事,以及不知道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煩惱。

  小丹今年15歲,父母都在義大利打工,她和姑姑住在一起,生活物質條件還算優渥。只是父母出國8年了,只有去年回來看過她一次,平時的聯絡只有偶爾的電話和微信影片,情感交流並不多。

  小丹的班主任也很納悶,這個在班裡學習成績不錯的姑娘怎麼會早戀呢?還有打架和逃課,甚至慫恿別的同學一起逃課。看到小丹的作文後,老師才恍然大悟。

  採訪中,小丹提到自己的這些不好的習慣和行為,都充滿著深深地自責。“我也不想變成這樣,可是我真的抵不住誘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不去做那些事。”

  其實,在玉壺鎮中心小學,低年級的孩子也有類似的表現,諸如緊張啃手指頭,站起來回答問題時緊張得全身僵硬,故意做出出格行為引起老師和家長的注意等。而造成這些表象的原因,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他們沒有父母的陪伴,缺乏親情關愛,因此十分沒有安全感。

  好久沒有喊出“爸爸媽媽”了

  今年9歲的二年級學生意康出生在義大利,4歲前跟隨父母在義大利生活,家裡共有4個兄弟姐妹。“奶奶說我是4歲回來的,回來後我只見過爸爸媽媽一次。”從意康班主任的口中,記者得知,意康一直跟隨爺爺奶奶生活,老人過分寵愛,導致孩子學習不主動,自主學習和生活能力都比較差。

  記者問他平時都怎麼跟爸爸媽媽聯絡,意康說:“我不知道他們電話,是爺爺奶奶打過去,我說幾句。”那與父母通話都聊些什麼呢?小男孩沉默了很久,回答了一句:“我會說:‘你好,媽媽!’”那會不會將學校裡、生活中發生的、有趣的、難過的事情與父母分享?意康久久沒有回答,似乎是在努力地回想。過了許久,他才補充了一句:“我還會問:‘媽媽,你身體還好嗎?’”

  與意康同班的9歲男孩小軍的情況有些類似,同樣出生在義大利,同樣是4個兄弟姐妹。“我3歲的時候,爸爸帶著兩個哥哥和我一起回來,可是走的時候他說忘記帶我的身份證了,就把我留在家裡了。”在小軍小小的腦袋瓜裡,深深地記得一件事,“有一次媽媽回來看我,說去買鞋子,就偷偷回義大利了。”

  記者問孩子:“爸爸媽媽要是回來,你們最想和他們一起做什麼呢?”10歲的森森回答:“我最想爸爸媽媽陪我去抓田螺、看風景。”9歲的小倩最希望的是能和爸爸媽媽一起睡覺……而年齡稍大點的奇軍說:“我也不知道,可能會不想見他們,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叫他們。好久沒有見到爸爸媽媽,也好久沒有喊出爸爸媽媽了。”

  僑留守兒童對學習的認知有偏差

  在距離玉壺鎮60公里的麗水市青田縣也是浙江著名的僑鄉,素有內地“小香港”的美譽。據青田團縣委2013年資料統計,青田縣共有留守兒童14313名,父母雙親或單親在國外的華僑留守兒童有6617名(全縣小學統計資料,未包括幼兒園),其中最小的出生一個月就被帶回中國,在中國寄養的時間最長達十五六年。

  “僑留守兒童的父母遠在他鄉,無法及時滿足他們的心理需求,加上監護人年齡偏大,據我們統計,監護人中年齡最大的為80歲,教育方法簡單,致使他們長期生活在一個沒有父母關愛、沒有充滿親情的環境裡。”青田團縣委相關人員表示。

  對於僑留守兒童來說,心理健康問題顯得更加突出。根據青田當地一些學校的少先隊輔導員瞭解,這些孩子經常有厭煩、衝突、憤怒的情緒表現,在同學交往中有明顯的自卑感。他們開始學會了一些不良的習慣,如抽菸、打電子遊戲等,這對他們的健康成長造成很大的威脅。

  另外一個顯著的特徵是這些僑留守兒童對學習的認知存在明顯偏差。記者和一個父母在西班牙務工的僑留守孩子交流時,他告訴我們,讀書對於他們根本沒有必要,反正以後父母就會帶他出國打工。

  僑留守兒童還有個突出問題,表現在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無法有效銜接。具體來說,原因有三:爺爺奶奶等隔代監護人年紀偏大、文化知識水平普遍較低;不少隔代監護人同時監護多個留守孩子;大多數隔代監護人思想觀念陳舊,且與學校老師無法進行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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