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全體撒拉族同胞的一封公開信

　　親愛的同胞們：

　　首先，向你們致以崇高的問候——色倆穆!

　　作為撒拉族的一員，您想知道本民族輝煌的歷史嗎?您想了解本民族嚴峻的現狀嗎?您向把握本民族的優勢和不足嗎?您想展望本民族的發展前景嗎?如果想，就請您讀一讀這封信吧!作為寫這封信的人，我也是一名本民族的成員，

　　我是透過20年的觀察、體驗、感悟，不斷走進走出本民族，從“裡”到“外”，從“頭”到“腳”，從東、西、南、北不同的角度，透過與農民、工人、幹部、知識分子、商人、老闆、阿、學董等各階層人士的廣泛接觸，深入交流，懷著一種深沉的愛寫成這封信的。

　　作為一名高階知識分子，我原本可以過一種十分安逸、舒適的生活，但作為一個時代造就的、本民族養育的學者，我無法推卸自己對本民族的責任和義務，儘管我知道我的一些觀點可能會使一部分人感到不愉快，但我不能知難而退。

　　官員和企業家對一個民族的影響是顯性的，而學者的影響是隱性的，學者雖然無力改變一個民族，但學者的思想，若被更多的人所接受，那將會變成一種無形的力量，對一個民族的健康發展產生積極而重大的作用。所以，我不自量力，——或者是“量”過了自己的“力”，才決定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反思歷史，分析現實，提出建議。如果我說對了，請您做個好“都瓦”;如果說錯了，請您提出批評，目的是我們大家認識自己，發展自己，完善自己。

　　一、輝煌的歷史

　　撒拉族的歷史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詩，其中，最精彩的篇章有：

　　七百多年前，首領尕勒莽、阿合莽率領數百名族人牽著馱著《古蘭經》和故鄉水土的駱駝，翻山越嶺，百折不回，萬里東遷，在一個叫循化的地方找到了樂土;

　　在崇山峻嶺中披荊斬棘，蓽路藍縷，開拓家園，變乾旱缺水的荒地為萬畝良田;

　　他們不滿足於單一的農業經濟，還經營牧業、林業、手工業和商業，而“筏子客”甚至在黃河浪尖上搞起了“副業”，他們沿著奔騰的河水順流而下，漂流到蘭州、銀川甚至包頭，溝通了黃河上游和中游經濟;

　　這個弱小漂零的民族經受無數天災人禍的考驗，總是以自己艱苦的勞動維護著做人的尊嚴，即便遭遇災年、荒年，寧肯流盡最後一滴汗，也不願低下那高昂的頭顱，伸手乞討;

　　與四鄰各族平等交往，開展商貿交流，互通有無，和睦相處;

　　以特有的智慧和謀略面對周邊複雜的社會環境，歷經周折，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面對封建專制統治者的壓迫和不義，決不苟且偷生，而是揭竿而起，不但拿下河洲，而且還威脅清廷在西北的統治中心蘭州，兩千人的義軍重創數萬人的清軍，連一代英主乾隆也深感震驚;

　　當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祖國的時候，挺身而出，跟隨馬彪師長揮戈東下，躍馬中原，馳騁殺場，令日寇聞風喪膽，多少英烈為國捐軀;

　　改革開放以來，撒拉族又寫下了新的篇章：

　　農林牧副業全面發展，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民營企業和私有經濟成為地區經濟的半壁江山，“三絨”、“伊佳”等成為全國著名企業，一批新型企業家正在成長……。遍佈天南海北的“拉麵”經濟成為又一道風景線;

　　在建設家鄉的同時，向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挑戰，在生命禁區修築一條條“通天”公路，開通成都——西寧——格爾木——拉薩的交通運輸線，促進高原與內地之間的人流、物流、資訊流;

　　在激烈的競爭和不斷的歷練中，一大批優秀民族幹部脫穎而出，他們有志氣、有見識、有魄力、有能力，活躍在各級各類管理崗位上;

　　教育事業長足發展，適齡兒童入學率、鞏固率、升學率不斷提升，九年義務教育有新進展，本科生越來越多，研究生逐年增長，博士生有了零的突破。一些有識之士還創辦了教育發展基金會;

　　文化方面，在這不到十萬人的民族中，有幾位全國著名詩人，有青海文藝的開拓者，有貢獻卓著的作家。有在全國學術界佔有一席之地的著名學者，也有幾位享譽全省的教授。有一些影響較大的文藝工作者。還有縱橫體壇的運動員和馳名神州的國家級教練員;

　　而撒拉族更多的人才則隱匿於民間，民間是智慧的源泉，民間藏龍臥虎，這些“龍”和“虎”平時不顯山不露水，關鍵時刻才施出“絕活”，一鳴驚人。

　　……

　　所有這一切鑄就了撒拉族輝煌的歷史。歷史證明，這個民族不是一個默默無聞、無足輕重的民族，更不是一個自甘平庸的民族。然而輝煌的歷史卻掩蓋不了嚴峻的現實。

　　二、嚴峻的現實

　　一個有希望的民族理應是一個保持清醒頭腦的民族，我們為自己輝煌的歷史而感到自豪和驕傲，但我們不能總是生活在過去的光環裡而沾沾自喜，我們對自己現狀的認識應當多一份冷靜和理性。

　　現實的嚴峻性主要表現在：

　　1、文化與經濟發展不平衡

　　在過去幾百年的歷史上，對我們撒拉族先輩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一定的經濟基礎是生存的基本前提，故發展經濟、吃飽肚子成了基本的任務和主要的生活內容，人們沒有時間也沒有條件去從事太多的文化活動。

　　而改革開放以來，撒拉族經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絕大多數人的物質生活水平成倍提高，衣、食、住、行、用的檔次越來越高，我們的閒暇時間更多了，然而，文化並沒有因經濟的迅速增長而得到相應的發展，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失衡，即一頭輕一頭重。

　　我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都圍繞著一個字即“錢”打轉轉，我們眉飛色舞地談論著有錢的快樂，處心積慮地策劃著賺錢的辦法，生活似乎只有一個內容：拼命地掙錢，拼命地花錢，換言之就是吃喝玩樂，在閒暇時間，我們百無聊賴，無所事事，只有到飯館吃一頓山珍海味，才能填補我們內心的空虛，才能證明我們生存的真實，漸漸地，我們這個民族中的一些人不知不覺地成了“經濟動物”，只認錢，不認別的，什麼文化、文學、哲學、歷史、宗教、詩歌、書畫，凡是精神領域的東西，與我無關，一概不感興趣(當然對能轉化為金錢的專業如交通、金融、工程等又另當別論)，對再美的作品，再震撼人心的文化產品，都無動於衷，麻木不仁，只有金錢才能刺激我們麻木的神經，才能啟用我們僵死的細胞，才能使我們熱血沸騰，心花怒放。我們津津樂道的是有錢漢的事情，如誰家挖金子賺了幾萬，誰家包工程賺了幾十萬，誰家做買賣賺了幾百萬。

　　而把那些仍然執著於文化事業的人當作另類，視為瘋子，甚至把那些辛辛苦苦培養了一批又一批人才的教師，哪怕是優秀教師統統看成是沒有出息的人，我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一所好的大學，將來有一個好的前程，但我們對培養我們孩子的老師卻不屑一顧，缺少一種起碼的尊重，我們習慣於向有權有勢者“納貢稱臣”，不惜重金，卻捨不得給老師送一點水果，哪怕打一個電話說一聲“謝謝”。在我們的消費結構中，用於吃喝玩樂和請客送禮的花費佔相當高的比重，而用於購書和其他文化產品的花費則微乎其微，我們懂得用名牌服裝來包裝自己，卻不知道用文化來“武裝”自己，我們只能以臉色的紅潤來掩蓋心靈的蒼白，只能用肚腹的飽滿來掩蓋大腦的乾癟。我們中搞行政管理的有幾個研讀過行政學書籍?搞經濟管理的有幾個研讀過經濟學書籍?搞社會管理的有幾個研讀過社會學書籍?搞城市規劃和市政管理的的有幾個研讀過建築學和市政管理學?在一些地方和單位，偶有一兩個愛讀書的人則被當成傻子而成為我們譏諷的物件。

　　人不是天使，不可能沒有物質需求;人也不是動物，不可能只滿足於物質需求。造物主造化的人有兩種需求，即物質和精神，可是，由於受到物質享受和經濟利益的誘惑，導致了我們身上的兩種需求中的一種需求支配著我們，從而使我們自身失去了平衡，處於需求紊亂、理智迷糊和行為失調之中——得了精神分裂症，成為畸形的人。因此，經濟雖獲得了空前的發展，財富得到了空前的積累，物質生活有了空前的改善，但我們的幸福感並沒有相應地增加，煩惱和不安反倒與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