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諷喻詩中體現的傳播思想
白居易諷喻詩中體現的傳播思想
導語：白居易是“諷喻詩”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也是諷喻詩創作的積極踐行者。他的諷喻詩中流露出的詩論主張與現當代的傳播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八年的安史之亂,使唐王朝由盛而衰。在危機與革新交織的時代背景下,一批詩人從現實主義精神出發,以提倡和創作新樂府為己任,興起了中國文學史上一次重大的詩歌革新運動――新樂府運動。白居易是這次新樂府運動的傑出領袖,他不但積極投身於新樂府詩的創作實踐,創作出大量膾炙人口的優秀詩篇,而且不斷髮展完善新樂府詩的創作理論,引領新樂府運動走向了成熟和繁榮。特別是其中的諷喻詩《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更是被譽為新樂府發展史上的典範之作。
白居易是“諷喻詩”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所謂諷喻詩,主要是指那些以針砭時弊、反映民生疾苦為主要內容,以警戒當權者、教化民眾為主要目的的詩篇。白居易諷喻詩篇中流露出的詩論主張與現當代傳播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一方面是由於古代詩文與現當代新聞作品不論是從宏觀的歷史傳承角度,還是從微觀的現實創作角度,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另一方面,新樂府運動積極倡導現實主義的創作取向也無疑與現當代傳播的指導思想更為貼近。
一、從傳播功能看,白居易的諷喻詩強調詩歌的現實批判功能,這與當代新聞傳播具有的社會監視功能相契合。
當代新聞傳播理論認為,新聞傳播具有社會監視功能。作為“社會雷達”的新聞傳播機構,一方面為政府提供資訊支援和決策依據,協助政府維護社會秩序,協調社會行動;另一方面是社會大眾的“代言人”,代表民眾及時向政府反映社情民意。
新樂府運動興起以前,詩壇虛美之風極為盛行。白居易認為,自《詩經》後,現實主義的詩風在詩壇沉寂已久,反映現實社會生活的詩作極為匱乏。在他看來,前代詩人借詩文或抒發懷才不遇的抑鬱之情,或縱情于山水田園之間,或附庸風雅吟詠風花雪月之物,就連被譽為現實主義大師的杜甫,其反映批判現實社會的詩篇也不過三四十首。因此,白居易積極倡導詩歌“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的現實主義詩風。(見《新樂府》五十首序)他的諷喻詩取材十分廣泛,反映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他希望他的諷喻詩透過反映人民疾苦,起到“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的社會作用,(見《策林》六十九《采詩》)給最高統治者和當朝權臣以警戒,引起對社會弊端的重視,並採取積極措施予以補救,進而達到“上流下通上下泰”的局面。(見《采詩官》)
同當代傳播思想相比,白居易的詩歌創作理論更加鮮明地強調詩歌為政治服務的社會功能。筆者認為,作為一個封建文人,白居易希望協助封建王朝維護其統治,固然有其思想的侷限性和狹隘性,但這種維護絕非盲目地“助紂為虐”,他期望透過對朝廷內上至天子、下至小吏的監督與批判,透過對民情民意的真實反映,透過自上而下的改良達到政治清明、國家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的社會和諧局面,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其思想的進步性顯而易見。
二、從傳播原則看,白居易的諷喻詩強調真實的審美取向與當代新聞傳播的真實性原則相契合。
當代新聞傳播理論認為,事實是新聞的本源,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新聞的真實性要求新聞報道的要素(時間、地點、人物、事情、原因)必須真實準確;新聞報道必須公正全面地揭示事物的發展變化以及與其他事物的聯絡,做到區域性真實和整體真實的統一;新聞報道中的情節描寫、人物的語言心理描寫不能渲染誇張,不能以想象代替事實等等。
白居易所倡導的現實主義詩風要求詩歌創作緊密聯絡社會實際,反映真實的社會生活。因為只有真實,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取信於人,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他堅決反對“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皆祥瑞”那種只報喜不報憂以矇蔽君王耳目的詩歌。(見《采詩官》)他在《新樂府五十首序》中就指出其詩篇“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秦中吟十首序》中也說這些詩篇是“一吟悲一事”,“因直歌其事,命為《秦中吟》”。
當然,我們在此所說的真實主要是指詩歌素材的真實。白居易的諷喻詩在遵循基本事實的前提下,也採用了藝術化的處理,使其既真實可信,又具有可讀性。
三、從傳播技巧看,白居易的諷喻詩所採用的表達方式與技巧同當代新聞傳播理論對傳播效果的要求相契合。
當代新聞傳播理論認為,新聞作品要想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除了遵循新聞傳播真實、迅速、新穎等基本原則外,還應在表達方式和表達技巧上下功夫,力求使文章形象生動、通俗易懂。
白居易曾在《與元九書》中對詩歌的本質、內容和形式的關係作了簡要的`分析論述,並以此作為其詩歌創作的指導思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至愚呆,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
白居易的諷喻詩在表達上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主題明確突出。他的《新樂府》五十首透過“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的方式,每篇題下設小序,標明題旨,篇末通常以簡潔有力的議論與題旨相呼應,使讀者一目瞭然。比如,《賣炭翁》是“苦宮市也”,《海漫漫》是“戒求仙也”,《上陽白髮人》是“愍怨曠也”,《新豐折臂翁》是“戒邊功也”,《太行路》“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紅線毯》“憂蠶桑之費也”等。
其次,他的諷喻詩以敘事為主,夾敘夾議, 透過選取典型人物和事件,以高度集中化和具體化的手法,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動鮮明,情節曲折突出,深刻反映了民眾的悲慘境遇和貪官汙吏的卑劣行徑。比如《縛戎人》講述了一個沒蕃四十年的老邊民“涼原鄉井不得見,胡地棄兒虛棄捐。沒蕃被囚思漢土,歸漢被劫為蕃虜”的悲慘遭遇;《紅線毯》在細緻描繪了手工業者的辛勤勞作和高超技巧後,結尾發表議論,對獻媚取寵,諂上欺下的地方官吏予以嚴厲的斥責:“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
第三,白居易非常善於運用強烈的對比手法。比如,《輕肥》一詩在極力描寫了權貴們奔赴軍中宴的意氣之驕和軍中宴上山珍海味的奢侈之後,結句指出“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再如《重賦》一詩中前面描寫下層百姓因受繁重賦稅的盤剝,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悲慘生活,後面則極力渲染了統治者的奢靡浪費:“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進入瓊林庫,歲舊化為塵!”
第四,白居易的諷喻詩語言直白,音律自然,便於傳誦。比如《杜陵叟》就以農夫之口吻對長吏進行了控訴:“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這樣平易淺俗的語言便於百姓理解傳誦,同時具有強烈的感染力。
四、從傳播效果看,白居易具有自覺的傳播意識,其諷喻詩上至宮廷、下至民間,均獲得廣泛的傳播。
白居易是一個具有自覺傳播意識的詩人,這不僅體現在他的詩歌創作理論和實踐中,而且體現在他對自己詩文的整理編纂上,這是他的詩作至今仍儲存較為完整, 廣為流傳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讀張籍古樂府》中寫道:“恐君百歲後,滅沒人不聞。願藏中秘書,百代不湮淪。”他生前曾對自己作品進行過多次整理,編纂成集。
白居易的諷喻詩不論是在朝野,還是在民間,都獲得了極高的傳播效果。白居易在其自述中寫道:“凡聞僕《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遍舉。”“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口中,每每有詠僕詩者。”
白居易一生經歷了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等八個朝代,他的諷喻詩,描繪了中唐時期在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勞動人民顛沛流離的痛苦生活和悲慘遭遇,揭露了各級統治者對人民窮兇極惡的剝削和壓榨,對種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予以了激烈的鞭笞和抨擊。詩人不畏權貴為民代言的勇氣和秉筆直書針砭時弊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值得我們當代每一個新聞工作者敬佩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