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悲劇的宗教內涵探析優秀論文

　　透過莎士比亞悲劇錯綜複雜的語言符號，有一個探索的切面值得關注———基督教現代轉型時期的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亦即信仰與理性力量對比的變化。當然，在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格局中，信仰與理性是密不可分並且常常相互重疊的，信仰需要理性來連綴和填補，而理性則需要在信仰的關照下實現昇華與飛躍;然而本文所探討的是二者作為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相異的一面，是二者相對獨立的核心區域，以及由此而來的二者關係中的鬥爭性的一面。矛盾無處不在，矛盾的統一性是其內心，矛盾的鬥爭性是其外表，由外及內，由外在表現可以窺見行為見諸內在精神。因而，以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為切面探討莎士比亞悲劇，無論是對於莎士比亞悲劇研究本身，還是對於社會思想史研究，都有一定意義。

　　一、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基督教的現代轉型

　　基督教的思想體系和話語權力在古羅馬時期登上歐洲主流歷史的舞臺，在幾百年的時間內取得統治地位，主宰歐洲政治文化生活上千年，尤其是在中世紀，其地位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無以復加的地步，在歐洲歷史上寫下了極其濃重的一筆。直到十四世紀文藝復興開始在歐洲的南方萌芽時，基督教才遇到了實際的挑戰，而其作為絕對主導性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宗教機構的地位才逐漸瓦解。基督教從絕對地位向相對地位的過渡的過程是一個漫長的和紛繁複雜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文藝復興的洋洋春潮、宗教改革的疾風驟雨和啟蒙運動的智慧閃光紛至沓來，使歐洲思想文化演進與嬗變的舞臺上流光溢彩，永珍紛呈，而作為歐洲文化的精神核心和基層建構重要組成部分的———基督教則在此過程中實現了其現代轉型，在光與智的閃光中、在血與火的鬥爭中，找到了其在現代社會的位置，形成了其現代形態。透過種種思潮和主張的層層迷霧，可以看到，此時期歐洲思想文化的發展過程儘可以還原為宗教———世俗話語權力利關係的正規化更替，而這種正規化更替則應歸因於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而信仰與理性相互關係的變化構成了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變化的主要方面。自從人類的主觀思維能力與客觀世界遭逢之初，信仰與理性就成為了人類主觀世界的兩根柱子，支撐著人類的精神大廈。隨著精神大廈結構的改進與內容的演進，信仰與理性這兩根柱子的受力情況與歷史使命也處於變化中，呈現出此消彼長的發展態勢。信仰與理性相互關係的變化即構成了人類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變化的主要方面。理性是主觀與客觀之契合性映照的影像，是人類現世進步的直接動力與現世成就的直接表現。然而，理性的歷史有限性與人類趨真訴求的無限性決定了人類精神大廈的另一根柱子———信仰的必要性。兩根柱子之間的平衡與合理的力量分擔保障了人類思想的平衡，而信仰與理性相互關係的微妙變化也會在意識形態的世界裡爆發出新的智慧火花，為人類思想的不斷髮展提供不竭動力。隨著基督教的現代轉型，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中理性的權重增加了，信仰的權重相應縮小了。基督教，作為以信仰為基本凝聚力量和核心要素的觀念體系與社會體系，對於理性的相容性提升了。宗教改革運動中出現的新教派別之一自然神論很明顯地揭示了上述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以及信仰———理性關係的變化，可以作為一個典型例證和討論的切入點。美國學者奧爾森在其著作《基督教神學思想史》中引述了英國著名宗教哲學家蘭塞(IanRamsey)對自然神論核心觀念的論斷：“自然神論者中，託蘭德和廷得爾是最著名的代表。他們辯護基督教合乎理性的方式，只是把基督教的獨特性完全刪除而已。只有合乎理性的地方，基督教才是可信的，並且基督教只有重複簡單無比的信念和道德格言的地方才是合理的;這些信念的格言是任何人都可以辦得到的，如果他們有能力和時間獨立研究一個哲學觀點的話。再說一次，他們辯護基督教合理性的方式，只是把它稀釋得面目全非。”［1］574可見，自然神論已經把理性和信仰的比例增大到了基督教可以容忍的最高限度，如果繼續提高，它就不能再成為基督教的一個派別了。自然神論對在理性環境中可以自證的命題的強調，以及其對基督教信仰的高度精簡表明近代西方思想家在理性主義的理論影響和科學技術的現實力量的作用下，在其基督教文化傳統不致割裂的前提下，被動接受同時也主動參與了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和宗教———世俗話語權力利關係的正規化更替。可以說，包括自然神論在內的基督教近現代思想流派聯動於建諸理性權威和自然科學新成就之上的現代文明程序，參與實現了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和宗教———世俗話語權力利關係的正規化更替，促成了基督教現代轉型。

　　二、莎士比亞悲劇式人文主義———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變化的象牙塔之鏡

　　上述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集中表現在自然神論的理論和實踐，卻遠遠不僅限於此，而是發生在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漫長和曲折的整個戲劇性歷史程序中，在此時期幾乎任何一種社會思潮和宗教、哲學主張中表現出來，成為基督教現代轉型的一個重要維度和重要實現形式。在上述社會思潮與宗教、哲學主張中，集中表現於悲劇藝術裡的莎士比亞式人文主義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本文以莎士比亞悲劇為主要資源，希冀挖掘文學遺產中的基督教思想文化資源，因而不著重對上述歷史時期基督教各教派的思想進行探討，而將研究的視角聚焦於與莎士比亞悲劇正面和全面相和的人文主義———基督教之糅合思想體系，並以此為中間途徑探索體現於莎士比亞悲劇中的基督教現代轉型期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變化，希圖獲得最大限度展現莎士比亞悲劇宗教內涵的思想切面。在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歐洲，發生了影響深遠的文藝復興運動，而人文主義則是這場思想文化運動中最奪目的一面大旗。肖四新先生在《莎士比亞戲劇與基督教文化》中論述了人文主義的四種主要形態：“一般而言，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主要以四種形態呈現出來：一是在復興古希臘羅馬文化中形成的人文主義，主要以義大利為代表，具有義大利式的感性色彩，可以稱為義大利人文主義，歐文白壁德稱之為‘自由擴張的人文主義’。二是指在義大利萌芽，在阿爾卑斯山以北的一些國家與地區形成的人文主義，主要以德國為代表。它在古希臘羅馬文化中的人本主義精神啟發下，主張透過迴歸原初基督教教義改造教會，一般稱為基督教人文主義，也被稱為聖經人文主義。三是在文藝復興晚期出現的人文主義，具有懷疑、憂鬱與內省特徵，主要以法國和英國為代表，一般稱為懷疑論人文主義。因為蒙田是懷疑論者的代表，所以也可以稱為蒙田式人文主義。而莎士比亞以戲劇的形式，對兩個多世紀以來的人文主義思想進行了全面反思，意識到義大利人文主義帶來了情慾氾濫與道德墮落，試圖用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文化內涵來矯正它所帶來的危機。同時又意識到了基督教人文主義對上帝的本體論依戀，而試圖對其進行矯正，所以莎士比亞最終成為了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集大成者。”［2］43-44信仰與理性，作為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中的兩個主體，就像人類智慧的兩把利劍，而二劍的爭鋒則是人類思想以及人類文明得以在鬥爭中前進的重要動力之一。上述人文主義的四種表現形態實際上是信仰與理性在鬥爭與合作過程中擊打出的四朵智慧火花。火花的微光雖然無法完全照亮中世紀宗教矇昧的黑暗，然而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勢，帶來了新的希望與生機。莎士比亞式的人文主義，作為四種形態中最晚出現和最成熟的一種，從前發思潮的失誤與偏頗中吸取了教訓，在理論的反撥與再反撥中獲得了裨益並發展出了比較合理的思想形態。可以說，莎士比亞是“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集大成者”［2］44。莎士比亞式人文主義並非完全排斥基督教，也並非完全尊奉基督教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容納了基督教的成分，同時也清晰地顯示出革新的因素。莎士比亞式人文主義體現了理性在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中地位的上升，而莎士比亞基督教思想本身也體現了理性地位的上升。可見，作為莎翁思想整體的人文主義———基督教之糅合思想體系形成於社會思想文化現代變遷的歷史程序中，其兩個基本組成部分都顯示出了基督教現代轉型期理性與信仰關係的變化，顯示出了以這種關係變化為主要方面的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悲劇是莎士比亞獲得很大成就的文學體裁，集中反映了作為莎翁思想整體的人文主義———基督教之糅合思想體系。莎士比亞悲劇構成的象牙塔不是脫離社會實際和社會意識形態的文人世界，而是玲瓏剔透洞見思想奇葩的人文世界，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基督教現代轉型期的文藝復興時期英國，以及全歐洲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

　　三、希望明滅在疑雲中間———困惑於哈姆萊特的信仰和理性之間的哈姆雷特之困

　　《哈姆萊特》是莎士比亞悲劇乃至其全部戲劇作品中最富盛名的。該劇的地位與聲譽既來自於其嫻熟優雅的文學語言，來自於其對人類內心世界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微妙傳神的再現，更來自於其對歐洲基督教現代轉型期文藝復興時期社會思想狀況的領悟與表現。憂鬱王子哈姆萊特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受到各國觀眾和讀者的喜愛，其內心世界的複雜性與深刻性賦予其不消的魅力和不朽的價值。多舛的命運和悲苦的境遇促成了哈姆萊特的悲劇，而決定他滅亡的，正如對於絕大多數將亡的人和事物一樣，必然是一股來自內部的力量。在哈姆萊特疑雲遍佈、愁思難釋的心胸間，何種因素或者說何種心理現實在造化的巉巖上鐫寫下了他的宿命之符呢?要探究某種心理事實，需要首先探究其存在和發展的社會思想意識環境。在哈姆萊特生活的時代，基督教仍然是主流意識形態，基督教訓誡的光彩，透過中世紀的迷霧，仍然照射在包括哈姆萊特的所有有人文主義傾向的歐洲人的心中，因而基督教思想是哈姆萊特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大環境。有學者結合前人論述，分析了在哈姆萊特身上體現出的基督教新教思想因素：“第一，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認為，上帝應該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慾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完成個人在現世裡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第二，哈姆雷特(筆者注：即哈姆萊特)性格上的孤獨感也是我們閱讀全劇後的最大印象，這一點也與加爾文教所宣揚的預定論有極大關係……這‘必然給篤信其宗教輝煌一貫性的一代人的生活帶來一個重要後果，即每個個人所感到的空前的'內心孤獨。對宗教改革時期的人們來說，生活中至關重大的事是他自己的永恆得救，他只有獨自一個走下去，去面對那個永恆的早已為他決定的命運，誰也無法幫助他，這種孤獨感成為有幻滅感及悲觀傾向的個人主義的一個重要根源。’”［3］66-67可見，哈姆雷特浸染於基督教思想的大環境之中，表現出明顯的基督教思想傾向，尤其是經過宗教改革的基督教新教思想傾向。宗教改革是基督教適應現代需要而進行內部改良的結果，在區域性強化了理性的作用而削弱了信仰的作用，給予了個人更多合乎普適理性與普遍情感的關懷;然而，改革後出現的新教從總體上說仍然是信仰相對於理性處於明顯處於壓倒性優勢的思想體系。可見，這種內部改良造成了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但變化的幅度不大。相對於內部改良，基督教現代轉型期的外部改良更加引人注目;而基督教從其外部的思想體系，尤其是從人文主義思潮，則獲得了更為持久的現代轉型動力，促成了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較大程度上的變化。哈姆萊特的基督教觀念，無論是天主教觀念，還是新教從天主教繼承和改造的觀念，抑或是新教從原初基督教重新發現的觀念，都是以信仰這一思維樣式為主體的，理性要麼缺失，要麼只是起著調劑和連綴的作用。只有當他作為一位人文主義者思考和行動時，理性才發揮出巨大的能量來。按照基督教信仰的要求，哈姆萊特“要完成個人在現世裡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3］66，矢志不渝地執行父親亡魂的復仇諭令。信仰要求他遵循現世的理性去完成現世的使命，從這個意義上說，信仰與理性是並行不悖的。然而，在他尋求復仇的過程中，痛苦卻變幻著形態向他襲來。首先，如前所述，哈姆萊特是孤獨的，他承受著一種宗教預定論帶來的孤獨。他的結局，不管是悲劇式的還是悲喜劇式的，都是上帝預先安排好的，他無法洞悉，卻要默默接受，在幻滅的親情中揮淚舞劍而前行。沒有人能幫助他，母親不能，朝臣不能，甚至霍拉旭也不能，而他們本身也以不同的方式成為哈姆萊特的煩憂之源。在這個意義上，哈姆萊特的處境是比他最終的死亡更大的悲劇，是存在論意義上的悲劇。如此，哈姆萊特現世努力的意義在宗教預定論帶來的孤獨氛圍中被解構了，作為基督徒的哈姆萊特，雖然體現了宗教改革中理性地位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以及相應的對於現世責任的關注，仍然更多的是一個消極的不作為者，而不是一個積極的作為者。然而，哈姆萊特在作為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立身處世的同時，也是一位人文主義者。作為一種世俗的思維方式和思想形態，人文主義提倡理性，將理性置於信仰之上，或者回避信仰與理性在權威上的比例關係。理性肯定現實世界中的因果性，認為某種行為會導致某種結果因而是動力之源，而這種動力之源在理性視線所及的範圍內具有原發性和根本意義，不再附屬於某種既定的與先驗的安排。按照人文主義和理性的要求，哈姆萊特應該成為一個積極的作為者，然而宗教的預定論欲使他成為一個消極的不作為者。他在巨大的孤獨與無助中冥思和延宕，踟躕前行。母親是他在人世上最親的親人，然而母親背叛了父親而嫁給了弒君者，褻瀆了一位妻子、母親和王后的尊嚴。他對母親既愛又恨，連同現實世界中的其他痛苦，似乎在冥冥中召示著他預定的悲劇結局。對於他而言，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把握的幸福本身已經是苦難，他不能用可能得救的明滅希望給自己以有效的安慰。然而，理性的力量仍然在爭取著他，他本身的躊躇與寡斷顯示了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變化的艱難性與反覆性。痛苦中的哈姆萊特獨白道：“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在奮鬥中掃清那一切，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死了，睡去了，什麼都完了;要是在這一種睡眠之中，我們心頭的創痛，以及其他無數血肉之軀所不能避免的打擊，都可以從此消失，那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結局。死了，睡去了;睡去了也許還會做夢。嗯，阻礙就在這兒：因為當我們擺脫了這一具腐朽的皮囊以後，在那死的睡眠裡，究竟將要做些什麼夢，那不能不使我們躊躇顧慮。”［4］330不堪折磨的哈姆萊特痛不欲生，考慮自殺的可能性，然而他又猶豫了。或許自己了斷自己的生命就可以擺脫塵世間的一切煩惱，得到永久的解脫，這是理性從現實因果性中得出的結論。然而，在信仰的世界中，現世是短暫的和過程性的，不是最終的目的，而彼岸的永福才是人類最完美的歸宿。自絕意味著背叛上帝的諭令，藐視上帝的權威，得到的只有永劫。這是信仰與理性的又一輪較量，所不同的是，這一次信仰救了哈姆萊特的命。然而，信仰不能徹底拯救他。從整體上看他只有充分發揮理性的建設性力量，只有在信仰與理性的角力中表徵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變化，才能像在烈火中涅槃的鳳凰，為基督教的現代轉型昭示一條路，為現代西方人描繪一條得救之道。

　　四、鮮血灑落在至親側間———迷失於李爾王的信仰和理性之間的李爾王之惑

　　莎士比亞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李爾王》是一場關於親情與政治的悲劇。在《李爾王》中有兩個話語權力的軸心。一方面，李爾王篤信親情，把女兒的愛看作高於其他一切現世訴求的珍寶。這本沒有錯，但是李爾王對於親情的理解和處理具有看重直觀設定、拒斥理性分析的特點。在該劇起始部分，李爾王完全從直接表達親情的一時的話語，而不是從間接表達親情的長期的行動來判定三個女兒的親疏孝逆，注重客體呈現的直觀性而忽視主體鑑別的可靠性。如此，心腸狠毒的戈納瑞和裡甘被視為孝女而獲得大片國土，而溫良孝順的科迪利婭卻被視為忤逆不孝的女兒而失去了全部的繼承權。李爾王對於親情的態度本身不涉及宗教，卻帶有著信仰這種思維方式的特質———一步式思維、拒絕理性推理、將主體意向的盲目堅定性視為一種形而上之美和倫理美。然而，理性隨著事態的發展以強有力的勢頭攻入李爾王的心扉。“孝女”的忤逆使他無法拒絕對於原有“信仰”的懷疑。他申斥，他爭辯，他竭力修補其原有思想體系和思維方式的漏洞，然而左支右絀、於事無補。伴隨著暴風雨的嘶鳴，李爾王也在怒吼：“吹吧，風啊!吹破你的臉頰，猛烈地吹吧!你瀑布一樣的傾盆大雨，儘管倒瀉下來，直到淹沒我們教堂的尖頂和房上的風信標吧!你思想一樣迅捷的硫磺電火，劈開橡樹的巨雷的先驅，燒焦我的白髮吧!你，震撼一切的霹靂啊，把這粗壯的圓地球擊平了吧!打碎造物的模型，一下子散盡摧毀製造忘恩負義的人類的種子吧!”［5］54-55李爾王的怒吼從表面上看是破壞性的，他呼喚大雨淹沒尖塔和風標，淹沒原有的心靈制高點和價值尺度;他呼喚電火和霹靂毀滅自身甚至也毀滅人類。實際上，這種破壞性中也寓含著建設性，李爾王的暴怒體現了他對於他固有的思想體系和思維方式的強烈依戀。他希望重建信仰主導的價值體系，希望重建他所深信的親情的真實性，然而他的希望在現實中被擊得粉碎，他的“孝女”的“親情”在理性的陽光下醜態畢露;他只有以毀滅性的呼喊來發洩自己的憤怒與悲慼。他的痛苦不僅僅源於信仰對他的背叛，更源於他對於信仰的眷戀，他不能接受戈納瑞和裡甘忤逆不孝的現實，只能在暴風雨與瘋癲中逃避。信仰與理性的鬥爭是世界觀的鬥爭，具有深刻的劇烈性，而新的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建設是一個伴隨著破壞與幻滅的痛苦過程。上述深刻的劇烈性與痛苦體驗正是在李爾王的身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最後，李爾王終於意識到了科迪利婭的仁孝，理性獲得了勝利，這體現了新教倫理中理性地位的上升，更體現了這也是人文主義尊重真實人性與理性關照的倫理觀的勝利。在另一個層面上，雖然李爾王和科迪利婭遭遇了悲劇性結局，親情作為一種精神卻獲得了勝利，這是一種沐浴在理性陽光中的親情，象徵了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新格局中信仰與理性的和諧關係。如同之前那種虛妄的親情表徵著一種缺乏理性相容性的信仰，這種篤實的親情也表徵著一種信仰，一種允許理性發揮更多作用的開放式的信仰;如此，同時，信仰也以一種轉化了的形式得以延續。總之，在《李爾王》中，信仰與理性的鬥爭以親情的隱喻方式得以再現於文字。然而，科迪利婭畢竟不免一死，走向不可知之維，全劇在悲慼與寧靜中終了，似乎對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演進的前景欲說還休，餘韻無窮。

　　五、結語：戲劇文字中的宗教哲學———文學沃土中的思想奇葩

　　《哈姆雷特》和《李爾王》這兩部悲劇反映了基督教現代轉型期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嬗變以及由此形成的權力結構新格局，一種理性地位相對提升、信仰作用相對下降的新格局。這種提升與下降不是機械式的，而是有機的，經過這種變化，理性與信仰處於更加和諧的關係中，兩者都得到了各自意義上的發展。兩劇主人公的悲劇性結局、他們的困惑與迷失則反映了上述嬗變過程的艱難性與曲折性。其實，莎翁四大悲劇中的另外兩部《麥克白》和《奧瑟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新格局。麥克白權慾薰心，為了攫取更高的權力殘忍地將國王殺死，由此種下了悲劇的種子。麥克白的悲劇源於其對於權力的貪婪與迷戀。麥克白對於權力的迷戀與信仰當然是不同的。從倫理學上說，信仰是引導人向善的，而對於權力的迷戀是引誘人作惡的。從形而上學上說，信仰是與彼岸世界相連結的，而對於權力的迷戀則是聚焦於現世的利益。然而，從另一個層面上看，權力迷戀與信仰也有著某種聯絡，權力迷戀顯示出一步式思維和放棄理性推理的特徵，這是信仰這種思維方式也具有的。相應地，麥克白所處的蘇格蘭政治體系則體現了當時的政治原則與政治邏輯，體現了理性的力量。麥克白與他的反對力量的鬥爭代表了權力迷戀與當時的政治體系的鬥爭，隱喻了信仰與理性在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嬗變過程中的鬥爭，而麥克白最終的慘敗預示了理性力量的增長和信仰力量的消減。在《奧瑟羅》中，奧瑟羅對於忠貞愛情的執著是一種帶有盲目色彩的執著，同樣具有一步式思維和放棄理性推理的特點。面對奸人伊阿古的挑撥離間，奧瑟羅未能依靠理性的力量辨明是非，未能依靠符合理性的觀察與推理分清真假。正是因為對於愛情的執著態度中的那種奧瑟羅式的盲目性，這位悲劇主人公最終聽信了讒言，親手殺死了賢淑的妻子苔絲德蒙娜，從而走向了忠貞感情的反面，走向了執著態度的反面。奧瑟羅的悲劇表現了在理效能動作用缺失的情況下人可能遭遇的悲劇，從反面體現了文藝復興時期對於理性的重視。

　　綜上所述，在基督教的現代轉型期是以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格局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以或者說信仰與理性的話語權力再重新分配為核心內容的。理性權威的提高是基督教現代轉型的標誌，然而這種變化既不是主要體現在宗教改革這種信仰最佳化的內部改良，更而是主要體現在基督教的外部改良，即基督教思想體系對人文主義等近現代理性化思潮的寬容性與相容性的提升上。莎士比亞的偉大悲劇作品，體現了社會思維模式之權力結構的新格局。在這種新格局中，信仰的作用被弱化了，理性的作用被強化了，信仰與理性之間呈現出了一種新的權力分配關係。憑藉理性的力量，近現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給人類文明注入了新的生機，強有力地推進了文明程序並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生活，而基督教也發展出了其現代模式，實現了其現代轉型，使自身更加適應現代社會的文化狀況，保證了其在現代西方社會生活中的一席之地。莎士比亞悲劇，將一種開放性的、外向型的宗教哲學理念寓於戲劇文字之中，在一片文學沃土上開放出了朵朵思想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