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緒林博士告別儀式上的悼詞

江緒林博士告別儀式上的悼詞

  編者按:2016年2月19日晚,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青年學者江緒林自縊身亡。下文是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擎在其告別儀式上的悼詞。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為江緒林老師送別。我們如何來憑弔這樣一個生命?他的存在與離別都如此獨特,以至於我難以寫下一篇規範工整的悼文。這是我不擅長的,對緒林也未必適合。如果這份悼詞帶有許多個人的感觸,而未能代表一個群體的心聲,請原諒和容忍我。

  緒林短暫的一生不同尋常。他在1975年2月出生,五歲時母親不幸病故,十二歲時又失去了父親。此後靠姐姐江壽娥含辛茹苦地撫養他長大。坎坷而清貧的早年沒有埋沒他求知好學的稟賦,緒林從湖北紅安的鄉村走進北京,先後就讀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後來在香港浸會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緒林是這個多難家庭的榮光,他對姐姐懷有難以表達的深厚感情。他對姐姐言語不多、時而詞不達意,甚至許多年沒有回家探望。但他一直給姐姐寄錢,還為姐姐在縣城買了房子,盡己所能報答養育之恩。姐姐,在此請接受我們深深的敬意,請您節哀,保重身體。您能過的好一些,是緒林由衷的心願。

  2009年緒林進入華東師大政治學系任教。當時我在歷史系工作。2010年秋天,緒林走進我的教室,旁聽我給碩士生開設的《西方思想經典研讀》課程。我知道緒林有很好的學術訓練,而且已經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了論文。他來聽課實際上對我有不小的壓力。我幾次對他說,要是覺得沒有收穫完全不必浪費時間。整整一個學期,他只缺席過一次,還發簡訊給我“請假”。我們在課間聊天,也經常在下課之後一起去食堂午餐。交談之中漸漸熟知起來,就此結下了友誼。

  2013年夏季,我和幾位同事一起調入政治學系,緒林很高興有了更多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同行。政治學系的同事們與緒林的交往深淺不一,但都瞭解緒林與眾不同的性情與風格。他專注於學問和思考,潛心閱讀大量經典著作,同時也認真對待同行的研究,他的評論總是中肯而富有洞見。他熱愛教學,對學生傾注了巨大的關懷和心血,也贏得了同學們深切的敬意與愛戴。而緒林對學術發表有著極為嚴苛的標準,以至於不管我們多少人勸說他發表著作、申請課題、儘快晉升副教授,都徒勞無功甚至顯得庸俗。同時,大家也開始擔心他時而流露的憂鬱情緒。半年之後,我接任政治學系系主任的工作。但我從未以這個身份與緒林相處,這對我們來說是格外彆扭的。緒林說“我以前就把你看成兄長,以後也一樣”,這使我釋然,也讓我銘記。我對他唯一的要求就是開朗起來,振作起來,“只要你陽光一點,怎麼開心就怎麼來”,如果要“求上進”提職稱,我們大家一起來幫著策劃、一起來推動,如果願意聽憑自己的興趣潛心研究,根本不用理會那些的考評規則。我慶幸我們所在的這所學校,使我能夠不擔風險地行使一點小小的特權,對緒林這樣一個特殊人才予以特殊的對待。而他除了感謝,就是說自己“學問還不紮實”,他願意慢慢來。

  後來華東師大推出了一個新的職稱評定方式,稱為“代表作制度”,就是對於特殊人才,不要求發表論文的數量和課題成果,只要提交自己的代表作(著作或論文)參加評審,就可以申請晉升。我第一時間興沖沖地帶著這個訊息去找緒林。在我看來,這個新規則就是為緒林這樣的人度身定做的。我請他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的那篇文章作為代表作提出申請,這是他晉升副教授的一個捷徑。但緒林居然不知所措,沉默良久之後說,“其實後來我覺得那篇文章的結論過於草率了,也可能是錯的”。我說我知道,“你可能over

  claim對羅爾斯的批評,但用理性選擇模式來作解讀這個思路非常新穎。要點不在對錯,而在於代表了你的學術水平”。他說,“可是,這篇文章不能代表我的水平啊”。我驚訝至無語。不是因為他的不通人情(對此我早就習以為常),而是緒林再次讓我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純粹:對知識的誠實,對學術作為志業的神聖感。這在當今學界是如此罕見。

  是的,緒林是現代學院中的一枚“珍稀植物”,珍貴而稀少,卻在一個早春的寒夜驟然夭折,這讓我們無比痛惜。這枚植物又是孤獨和憂鬱的,格外需要溫情與關愛。他缺乏朋友嗎?與流傳的說法相反,緒林身邊一直有自己的朋友。他當然不是那種喜歡社交活動的人,尤其不善於泛泛之交。但他周圍有自己願意交流的朋友。最初幾年與他交往更密切的是崇明和劉文瑾夫婦(目前他們在美國訪學),緒林經常去他們家“蹭飯”。還有哲學系的葛四友,我們幾個經常在一起打乒乓球,聚會。那時候沒有微信,許紀霖老師發起了一個“政治哲學與思想史研討”的郵件群,緒林在其中的發言很活躍。在政治學系,楊芳、蕭延中和吳冠軍老師,尤其是後來調入的邱立波等老師,都和緒林有比較密切的交往。林國華老師和緒林有更久的淵源,或許是最能和他深談的人,但遺憾的是相逢的機會不多。(請原諒我可能遺漏了許多應當在此提及的名字)。所有與緒林專業上相關的學術活動,我都會邀請他參加,他也都無一例外地參與,而且會認真準備,做出有質量的發言。他在一個跨地域的政治哲學交流的微信群中發言也很踴躍,臨別前兩天還提出了關於桑德爾著作的一個問題。另外,他還有難以計數的學生朋友。

  但是,總有一個問題在我心頭揮之不去:“朋友”意味著什麼?對緒林究竟意味著什麼?為什麼通常所說的友誼最終不足以幫助緒林應對內心的絕望?此刻,這個未解之謎變得如此沉痛。

  緒林最初給人的印象是謙遜、靦腆,少言寡語。但熟悉之後會發現,其實他非常生動,興致來了可以很健談,時而機智,時而倔強,有出其不意的幽默感。他也格外敏感,善於傾聽和理解。但與此同時,在他身上總有一種侷促不安、一種不自在的氣質如影隨形,時隱時現。即便在非常熟知之後仍然如此。緒林曾對我隱約談及他的幾次戀愛經歷,有的長達半年之久,有的曇花一現。最後一位戀人是90後的女生,當時我真心為他高興。但幾個月前緒林告訴我,因為感到“無法給她一個好的未來”,他提出了分手。許多女生可以遠遠欣賞他、欽慕他甚至崇拜他,但親近之後卻難以持久相處。我猜想,緒林的許多朋友在和他接近到一定程度後都會遇到一些困難,在通往更加親密的交往中,變得舉步維艱或不知所措。我的一位學生說,“我們大部分人的心靈都會有那麼個庭院,願意讓朋友進來喝茶聊天,江老師也願意。而人心深處的那個小木屋,大部分雖然上了鎖,但也有解鎖的鑰匙,江老師的卻有點像死鎖,或者連環鎖,難以開啟。”我自己最終也未能進入緒林心靈深處的“小木屋”。大概是因為愚鈍,我找不到鑰匙,或者因為畏懼,我害怕冒犯,不敢破門而入。是的,緒林的確有自己的朋友,也有過心愛的戀人。但他始終沒有獲得那種深入而持久的親密關係,那種能溫暖地滋養他、陪伴他和支援他面對內心孤獨和焦慮的友愛與戀情,那種溫潤而強健的感情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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