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飛行
[拼音]：Zhongguo gudai diaosu
[英文]：Ancient Chinese Sculptures
中國史前至清代以可塑或可雕刻的材料製成具有三維空間的造型藝術作品。圓雕與浮雕是其主要形式，此外尚有透雕、線刻等。依材料可分為泥塑、陶塑、瓷塑、木雕、玉雕、石刻、磚雕、骨牙雕刻、竹雕、金屬鑄像等眾多品種；按用途大致可區分成紀念性雕塑、工藝裝飾雕塑、建築雕塑、園林雕塑、陵墓雕塑、明器雕塑、宗教造像、案頭雕塑等不同門類。中國古代雕塑創作非常發達，各個歷史時期在不同的雕塑領域有著輝煌的建樹。
史前雕塑
中國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已出現雕刻藝術品，如河北興隆縣的一處洞穴堆積中，曾出土兩截刻劃著複線水波紋及斜格紋的鹿角化石，刻紋清晰優美，經測定距今 13000年，是舊石器時代晚期骨雕藝術的珍貴例項。進入新石器時代後，陶塑與泥塑成為當時最流行的雕塑品種，此外還有玉雕、骨牙雕、木雕等品種。
陶塑與泥塑
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陶塑以河南密縣莪溝北崗出土的陶人頭、浙江餘姚河姆渡出土的陶人頭、陶豬與陶羊、北京平谷上宅出土的陶豬頭等為代表，造型比較拙稚。
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及大汶口文化的陶塑作品，多屬工藝裝飾雕塑，其中不乏優秀遺例。甘肅禮縣高寺頭出土仰韶文化的陶塑少女頭像、陝西洛南出土人頭形器口紅陶壺、甘肅秦安大地灣出土人頭形器口彩陶瓶、天水柴家坪與陝西扶風姜西村出土仰韶文化浮雕陶人面、傳甘肅東鄉出土的馬家窯文化半山型別人頭形陶器蓋，皆是各具特色的人像陶塑佳作。
遼寧喀左東山嘴與建平牛河梁遺址，相繼出土小型陶塑孕婦像及與真人等大的泥塑女神頭像，附近還發現形體更大的女性陶像殘塊。研究者普遍認為它們是豐收女神或地母神的形象。
在動物雕塑方面，陝西華縣太平莊仰韶文化遺址出土廟底溝型別晚期的鷹形陶鼎、山東膠縣三里河出土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豬型與狗型陶鬹、江蘇吳江梅堰出土良渚文化的水鳥形陶壺等，皆為實用與美觀相結合的工藝雕塑，開商周鳥獸形銅尊卣造型之先河。此外，湖北天門鄧家灣與黑龍江寧安鶯歌嶺等地出土的陶塑狗、象、猴、鳥、豬、熊等小動物，形象活潑，特徵鮮明，體現了各地先民在捕捉動物神態方面的才能。
玉石雕刻
中國迄今發現最古老的石刻作品是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遺址附近採集的一件石刻人頭，作瞠目張嘴狀，五官造型誇張。遼寧東溝後窪屯遺址出土的小型滑石雕刻作品，包括半身人像、人獸複合頭像、虯龍、石魚等，形象古樸。四川巫山大溪、甘肅永昌鴛鴦池、陝西神木石峁等地皆出土帶穿孔的浮雕玉石人面，呈現著瞠目吼叫姿態，或系巫術活動中用作驅邪逐疫的護身符。河北灤平金溝屯紅山文化遺址出土若干件石刻婦女像，皆作圓雕形式，高30釐米左右，臉型豐滿，五官朦朧，乳房凸起，溜肩鼓腹，下肢蹲踞，彷彿臨產孕婦，其涵義當與遼寧喀左東山嘴出土的陶塑孕婦像相同，都是崇拜豐收女神的產物。
史前玉雕以內蒙古翁牛特旗出土的碧玉龍與龍首玦、浙江餘杭反山出土的神徽紋大玉琮與透雕神人玉冠飾最為精美，標誌著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玉石雕刻的卓越技藝。
骨雕、牙雕及木雕
獸骨象牙是狩獵經濟的副產品，史前人們將這些硬質材料也用於雕刻。陝西西鄉何家灣出土仰韶文化骨雕人頭、浙江餘姚河姆渡出土的雙鳳朝陽紋象牙飾牌與鳥紋骨匕、江蘇吳江梅堰出土的魚形骨匕，都是具有觀賞價值的工藝雕刻品。河姆渡還出土圓雕小木魚。
夏商周雕塑
夏商周時代除陶塑、玉石骨牙雕刻繼續發展之外，青銅雕塑的成就尤為突出，東周的彩漆木雕亦頗足稱道。商代和西周的雕塑，不論是圓雕或裝飾性浮雕，均講究左右對稱，格調神祕瑰奇。至戰國時代才突破了這種程式，向著生動活潑的方向發展。
陶塑
夏代的陶塑以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陶羊、陶虎、陶龜及陶蟾蜍為代表，用捏塑加錐劃方法制成，形象樸拙，特徵鮮明。商代前期的陶塑以鄭州二里崗出土者為代表，有跽坐人像、陶虎、陶羊、陶豬、陶龜及陶魚，品種增多。商代後期的陶塑人面形器蓋，十分引人注目，在河北藁城臺西與河南安陽殷墟皆有發現，蓋面上塑著四個瞋目抿嘴、突顴尖頦的高浮雕人面。殷墟還曾出土帶枷男女奴隸陶像，揭示了商代嚴酷的階級關係。四川成都青羊宮商周遺址出土的捏塑陶虎，周身刻劃斑紋，作昂首呼嘯狀，造型頗生動。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以俑葬代替人殉的社會變革，在山東臨淄與山西長治的春秋戰國之際墓葬中，出土兩組小型舞女、侍婢俑，工藝較粗率，但在刻劃人物動態方面作出了可喜的嘗試。
青銅雕塑
商代鑄銅技藝卓越，青銅雕塑成就輝煌。1986年在四川廣漢三星堆發掘一處商代後期祭祀坑，出土通高262釐米的青銅立人像和橫徑134釐米的特大神面像，還伴出數十件與真人等大的銅鑄人頭像與人面像，造型精美，格調奇偉，氣勢非凡。1989年冬，江西新干商墓出土長著犄角的青銅雙面神頭像，也是具有地區特色的商代鑄銅傑作。此外，陝西寶雞茹家莊出土的西周握圈小銅人、湖北隨縣曾侯墓出土的編鐘架上的鐘銅人及河北易縣燕下都出土的戰國捧管銅人等，造型也都各具特色。
商周時代的鳥獸形銅尊、卣，是青銅工藝雕塑的優秀典範。商代的作品如湖南醴陵出土的象尊、湘潭出土的豬尊、寧鄉出土的四羊方尊、傳湖南安化出土的猛虎食人卣及殷墟婦好墓出土的鴞尊等，西周的作品如陝西寶雞出土的牛尊、長安出土的鄧中犧尊、郿縣李村出土的盝駒尊等，均於洗練的動物造型上飾以華麗的紋飾，顯得格外莊重典雅。戰國時的作品如河北平山出土的錯金銀猛虎噬鹿銅器座、安徽壽縣出土的錯銀銅臥牛及雲南江川出土的牛虎形銅祭案，則以生動活潑見長。
玉石雕刻
商代有著發達的玉石雕刻。河南安陽四盤磨與小屯婦好墓出土玉石人像甚多，高 4～14.5釐米，跽坐者多，立姿者少；有的服飾華麗，有的僅在腹下系掛蔽膝，標誌著不同的社會身份。婦好墓出土的黃玉跽坐人像，服飾考究，神態倨傲，雕琢精細。殷墟出土的石雕動物，多數用大理石雕成，形象有鴞、虎、熊、象、牛、鸕鶿、鳥、鴨、蟬、蛙、龜等，以造型勻稱、格調莊重為特色。
西周玉石雕刻多為片狀平雕作品。著名遺例有洛陽出土的玉人、甘肅靈臺出土的人形玉鑿、長安灃西出土的巨口獠牙獸面玉飾等。寶雞茹家莊與長安張家坡出土的若干平雕動物形小石飾，具有剪影效果。春秋時代的玉雕，以河南光山黃君孟墓出土的玉人頭、人面蛇身珮與玉虎珮為代表。戰國玉石雕刻技藝益加精湛，安徽長豐與河北平山出土的龍、虎形珮，形式多樣，造型矯健。安徽壽縣出土的一對戰國石臥牛，呈扭頭蜷腿姿態，突破了商周以來造型對稱的舊程式，是石刻藝術發展到新階段的重要標誌。
木雕與建築裝飾雕塑
在俑葬取代人殉的社會變革潮流推動下，戰國的木俑製作日趨興盛，《韓非子·顯學篇》有“象人百萬” 的記載。湖南長沙、河南信陽、湖北江陵等地楚墓出土木俑甚多，或用單塊木頭雕刻而成，或用榫卯拼接手臂，姿態有立有跪，俑身或施彩繪，或著絹衣，其身分為侍僕或歌舞伎。楚墓出土的木雕動物，除了造型詭譎的鎮墓獸之外，在湖北隨縣及江陵望山等地還出土臥鹿、禽獸座屏、鴛鴦盒及立鳳臥虎形鼓座等，皆髹漆彩繪，顯得富麗堂皇。
戰國時代，建築裝飾雕塑有了初步發展。齊國流行樹木對獸紋半瓦當，燕國流行對獸、饕餮紋半瓦當，秦國流行奔鹿紋與鳳鳥紋圓瓦當，皆模印而成，浮雕式的動物圖案生動有致。此外，燕下都還出土抵角獸紋磚與虎頭形陶水管，裝飾效果頗佳。
秦漢雕塑
秦漢時代伴隨著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封建國家的建立與鞏固，雕塑藝術被統治者視為宣揚功業的有力工具，得到蓬勃發展，在陶塑、大型石雕及青銅鑄像等方面，成就尤為突出。
陶塑
秦代陶塑藝術的代表作是1974～1976年在陝西臨潼西楊村秦始皇陵從葬坑發現的陶塑兵馬俑，有武士俑7000多個、駟馬戰車100多乘、陶戰馬100多匹。形體與真人真馬等大，用模製與手塑相結合的方法制成，外施彩繪，手法寫實。武士俑分為步兵、騎兵、弩兵等兵種，多數為威武剛強的形象。它們被埋藏在 3個俑坑中，構成軍陣場面，是秦始皇“示強威、服海內”思想的產物，顯出不可一世的磅礴氣勢。
漢承秦制。西漢前期的王侯貴戚亦用陶塑兵馬俑隨葬，藉以炫耀其生前地位與權力。陝西咸陽楊家灣、江蘇徐州獅子山等地出土的西漢陶塑兵馬俑，有騎兵俑、步兵俑、軍樂俑、投射俑等不同種類，俑高只及真人真馬的四分之一左右，造型較概括。此外，徐州北洞山出土的西漢彩繪儀衛陶俑，咸陽張家灣西漢陽陵從葬坑出土的陶塑男裸俑，西安白鹿原出土的西漢陶塑女坐俑，西安白家口及江蘇銅山出土的西漢舞女俑等，均以造型優美見稱。濟南無影山西漢墓出土的樂舞雜技陶俑盤，則以情節性群塑形式，表現了觀賞樂舞雜技表演的熱烈歡快氣氛。
東漢陶塑題材廣泛，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與深度有所增強，藝術技巧也進一步提高。從河南、四川、廣東等省出土的陶塑作品來看，部曲農夫俑、廚炊俑、婢僕俑、伎樂俑、塢壁、水田、碓坊等佔有很大比率，反映了封建莊園經濟的發展及封建貴族貪圖享樂的心理。四川成都天迴山與郫縣出土的擊鼓說唱俑，將民間藝人詼諧滑稽的神態，刻劃得維妙維肖。動物陶塑以四川樂山斑竹灣出土的陶馬駒、河南輝縣百泉出土的陶子母羊、南陽出土的釉陶狗等，最富生活情趣。
大型石雕
中國迄今發現的大型石雕，可以上溯到西漢前期，如河北石家莊小安舍儲存的一對男女跽坐石人，高160～174釐米，從造型風格與所處地望判斷，系漢文帝初年(前179)修治趙佗先人冢時所雕造，今存陝西長安常家莊與斗門鎮的漢昆明池石刻牽牛、織女像，雕造於漢武帝元狩三年(前120)；今存陝西興平道常村附近的漢漢霍去病墓石雕，系元狩六年(前117)由“左司空”署匠師所雕造，包括馬踏匈奴、躍馬等大型作品14件，氣魄深沉雄大，是西漢紀念性雕刻取得重大成就的標誌。
東漢石刻人像，多采用方柱形石材雕成，格調古樸。典型遺例有四川灌縣出土東漢建寧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河南登封中嶽廟及山東曲阜魯王墓石翁仲等。代表東漢石刻藝術新成就的作品是河南洛陽、南陽、四川雅安、蘆山，陝西咸陽，山東嘉祥等地發現的石辟邪與石獅子，均用於表飾墳墓，造型雄健豪邁，對後世陵墓雕刻有深遠影響。
印度創立的佛教美術，於漢代傳入中國。東漢後期，中國出現了零星的佛教造像，其著名遺例有四川樂山麻浩崖墓享堂後壁的浮雕坐佛像、江蘇連雲港孔望山摩崖雕刻中的立像、山東滕縣畫像石上的六牙白象等。
青銅鑄像
史載秦代曾鑄造“重各千石”的鐘銅人和“各重二十四萬斤”的金狄，惜已毀於漢末董卓及前秦苻堅之手。存世的漢代鑄銅名作，有西安漢長安城遺址出土的銅羽人，興平出土的鎏金銅馬，廣西貴縣、貴州清鎮平壩、河北徐水等地出土的大型青銅馬，甘肅武威出土的青銅車馬儀仗俑等。武威雷臺東漢墓還出土一件三足騰空、一足踩在飛鳥背上的銅馬，造型精絕，被譽為青銅雕塑史上的奇葩。
木雕
漢代木雕發達，在湖南、湖北、江蘇、甘肅等省出土較多，通常包括侍僕木俑、伎樂木俑等作品。湖北江陵鳳凰山第 167號漢墓出土24件車仗奴婢木俑，軀體頎長並富有曲線變化，種類豐富，造型優美，為漢初木雕佳作。江蘇邗江胡場出土的跽坐說唱木俑，姿勢也頗生動。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的木俑、木馬、木牛車、木猴、木狗、木鴨、木雕獨角鎮墓獸等，則形象簡潔優美，格外耐人尋味。
魏晉南北朝雕塑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割據、戰亂連綿的時代。現實的苦難為宣揚出世義理的佛教提供了良好的傳播土壤，建寺造塔、開窟雕像之風極盛。佛教造像、陵墓雕刻、陶瓷雕塑是當時雕塑創作的3 個主要方面。
佛教造像
東漢後期在四川、蘇北、魯南等地萌芽的佛教造像，魏晉時期逐漸擴充套件。孫吳轄區武昌蓮溪寺永安五年(262)校尉彭盧墓，曾出土浮雕立佛像的鎏金銅牌飾。江蘇、浙江一帶的東吳鳳凰、天璽紀年墓，西晉元康及東晉永昌紀年墓，均出土貼塑佛像的越窯青瓷罐。模印而成的佛像，皆著通肩袈裟，衣紋在胸前下垂，雙手執衣裾，結跏趺坐。其形象與四川彭山及綿陽東漢崖墓出土搖錢樹上的坐佛像相仿。南朝遺存的佛教造像不多，鑿於齊樑間的南京棲霞山石窟和新昌剡溪大佛，或因破損，或經重灌，均已喪失原貌。現藏四川省博物館的數塊有齊、樑紀年的造像碑，既有高浮雕的釋迦、菩薩(觀音、普賢)、弟子、力士、伎樂及獅象，又有淺浮雕的經變故事與供養人行列，形象俊逸秀麗，為南朝佛教造像佳作。
中原北方在十六國北朝時期，佛事大盛。存世佛教造像，除有後趙建武四年(338)、夏勝光二年(429)及北魏紀年的金銅佛像與造像碑之外，尤以石窟雕塑為大宗。始鑿於十六國晚期的有永靖炳靈寺石窟、敦煌莫高窟、及天水麥積山石窟。其中，炳靈寺第 169窟無量壽佛龕有西秦建弘元年(420) 墨書題記。本期主要塑像有釋迦、三世佛、交腳彌勒、釋迦多寶二佛並坐、思維菩薩、西方三聖等。佛像面相雄健，直鼻大眼，嘴小脣薄，軀體粗壯。多數著通肩袈裟，少數著半通肩袈裟，袒右胸與右臂。菩薩高冠、披髮，袒裸上身，下著長裙，披帛繞臂下垂，體態渾厚。北魏時期，由皇室顯要開鑿的有大同雲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和鞏縣石窟寺，此外還有慶陽北石窟寺與涇川南石窟寺、固原須彌山石窟、義縣萬佛堂石窟及澠池鴻慶寺石窟。雕造於文成帝興安二年至和平年間(453～465)的雲岡“曇曜五窟”，是北魏早期佛教造像的傑出代表，雕刻題材基本沿襲十六國晚期，增加千佛、十大弟子等內容，佛像造型風格亦同前期，較多地保留著犍陀羅雕像特徵。北魏中期，增加七佛、維摩文殊對坐、供養天人及世俗供養人行列，本生、佛傳故事雕刻甚為流行。伴隨著孝文帝推行服制改革，佛像也換上褒衣博帶式的漢服，佛與菩薩的嘴角帶著微笑，給觀眾的親切感增強，外來的佛教造像從此開始逐漸中國化。北魏晚期及東、西魏時期，佛教造像具有秀骨清象之特徵，如洛陽永寧寺塔基出土約作於熙平初年(516)的影塑菩薩、比丘及供養人像，青州興國寺遺址出土武定二年(544)造像碑上的菩薩像以及敦煌莫高窟與麥積山石窟的西魏塑像，都是清秀型造像的代表作。北齊、北周時期開鑿的石窟寺，以邯鄲響堂山石窟和太原天龍山早期洞窟為代表。此外，尚有河南、安徽、甘肅等省博物館所藏北齊與北周紀年造像碑，其造像衣紋簡化，形貌略嫌臃腫。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大滅佛法，寺塔造像頗多摧殘。
陵墓與建築裝飾雕刻
江蘇丹陽、句容兩縣及南京市郊，儲存南朝陵墓石刻甚多，通常有石獸、神道碑等。石獸形同獅子而肩胛生翼，作昂首跨步怒吼狀，形體碩大，氣勢恢巨集，藝術水平較東漢時又有提高。北朝陵墓石刻儲存不多，從原存長安查家寨的“大夏真興六年”(424)刻銘大石馬、洛陽邙山北魏靜陵及河北磁縣灣漳北齊大墓的石刻儀衛人像來看，雕刻品種與南朝不同，造型簡括，格調肅穆。此外，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陪葬墓出土的石刻武士俑與浮雕朱雀紋石門楣，司馬金龍墓出土浮雕伎樂雲龍紋石礎，刀法細膩。北朝宮苑建築常採用精美的石刻構件作裝飾，典型遺例有河北臨漳鄴城銅雀臺東魏北齊地層出土的石螭首、傳出鄴城銅雀臺今藏日本東京大倉集古館的獅形石座等。
陶瓷雕塑
東吳、兩晉時期，江南瓷塑頗興盛。南京趙士崗、清涼山吳墓出土青瓷羊形水注與蛙形水盂，宜興出土西晉青瓷神獸尊，是出色的瓷塑工藝品。湖北黃陂吳末晉初墓、湖南長沙與南京板橋西晉墓出土青瓷院落、持刀執盾部曲俑、搗臼俑、騎馬武士俑、對坐書吏俑、牛車、碓坊、畜圈等瓷塑作品，皆捏塑而成，生活氣息濃郁，形象生動傳神。
中原北方地區，魏晉北朝仍然流行模製彩繪陶俑。洛陽西晉墓通常出土陶塑甲裝部曲俑與陶牛車，部曲俑作舉臂投刺狀，兩腿間有經刀切擘開的“開襠”特徵。各地出土北朝陶俑頗多，每墓少則數件，多則逾千件。洛陽北魏元邵墓與贊皇東魏李希宗墓出土的陶俑，造型清秀俊美。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薩滿巫師俑，手執法器，舞姿翩躚；同墓出土的陶臥駝，塑造出機警耐勞的特點。磁縣灣漳北齊大墓出土陶俑達1500多件，內有一對大文吏俑，通高 142.5釐米，比例準確，形貌端肅，為秦俑之後罕見的陶塑巨構。
隋唐五代雕塑
隋唐五代是中國雕塑藝術的鼎盛時期。佛教造像的進一步中國化與世俗化，陵墓儀衛雕刻題材的拓展與制度的形成，陶瓷雕塑的精美多樣等等，構成隋唐雕塑繁花似錦的局面。
宗教造像
隋開國之初，立即下詔復興佛法。唐代倡導佛教更是不遺餘力，除武宗李瀍反佛外，其餘諸帝皆為佛教與道教的積極維護者。敦煌莫高窟、永靖炳靈寺、天水麥積山、洛陽龍門、太原天龍山等石窟，隋唐繼續開窟造像，規模超過北朝；此外，新開鑿的有青州雲門山石窟、濟南玉函山與柳埠千佛崖、廣元千佛崖與皇澤寺、樂山與安嶽摩崖造像等。莫高窟的隋代洞窟，流行一佛、二弟子、二菩薩的造像組合形式。雲門山隋開皇年間雕造的第 2窟，有儲存較好的高浮雕大勢至菩薩，比例勻稱，服飾華麗，為隋初優秀雕刻遺蹟。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隋代石刻造像碑與單尊佛像，具有從北朝向唐代轉變的風格特點。西安南郊出土隋開皇四年(584)銅鑄鎏金阿彌陀佛五尊像，藝術水平卓越，堪稱稀世珍寶。
唐代石窟造像最優秀的遺蹟是龍門石窟、初唐的潛溪寺窟與奉先寺摩崖大龕。後者本尊為通光座高 17.14米的盧舍那大佛，其形象崇高莊嚴，神態親切慈祥，具有巨大的藝術感召力，在中國乃至世界雕刻史上放射著奪目的光輝。敦煌莫高窟第45窟開鑿於盛唐時期，所塑菩薩軀體呈左右扭動的“ S”形，綽約多姿；炳靈寺唐代窟龕表明，這種軀體扭動的菩薩形象，在高宗永隆二年(681) 龕即已出現，它是佛教造像受世俗審美觀念影響日益加深的結果。
山西五臺山唐建中三年(782)重建的南禪寺大殿，因地址偏僻，未遭武宗會昌滅佛之禍，殿內儲存著17尊彩塑，體態安詳，豐腴得度，頗足稱道。佛光寺大殿曾毀於會昌滅法，重建於唐大中十一年(857)，殿內佛壇上儲存以三世佛為中心的彩塑27尊，代表最繁複的寺院造像組合，因經後世俗工妝彩，形象不及南禪寺。山西平遙郝洞村北漢天會七年(963)建造的鎮國寺萬佛殿，佛壇上存彩塑11尊，除釋迦為後世重塑外，其餘諸像從造型與組合來看，尚存唐代遺風，為五代彩塑珍貴遺蹟。
唐代存世的造像碑，以原存山西猗氏縣大雲寺、今藏山西省博物館的涅槃變碑像最為巨集麗精美，它雕刻於武周天授二年(691)，碑額部雕天宮和須彌山，碑身正面刻臨終遺誡、入涅槃、納棺、再生說法、送葬、荼毗等六圖，碑陰上部續刻八王分舍利和起塔，合為涅槃變八圖浮雕，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與歷史價值。盛唐的白大理石造像，以五臺山佛光寺無垢淨光塔塔基出土、雕刻於天寶十一年(752)的釋迦坐像及迦葉、阿難立像，西安興慶宮遺址出土觀音菩薩坐像，原存山西安邑景雲宮、今藏山西省博物館的當陽天尊坐像等，最為出色；後者刻於開元七年(719)，像座刻有觀主造像銘及線刻供養人像，為唐代道教造像佳作。
陵墓雕刻
隋代國祚短暫，陵墓雕刻無建樹。唐代繼承秦漢、北朝的陵墓雕刻制度而加以發展，由門下省甄官署主管其事。分佈在關中的唐代18陵與河北隆堯等地的唐祖陵，如今絕大多數尚存石人、石獸等雕刻遺蹟。
早期的唐陵石刻尚未形成定製，品種、造型與數量皆因陵而異，具有探索開創階段富有生氣的創造精神，例如永康陵的蹲獅，尚存北朝石獅的樸拙格調；唐高祖獻陵的石虎與石犀，以巨大的體量與溫馴優美的造型，體現了陵墓雕刻所追求的莊嚴肅穆氣氛。唐太宗李世民是初唐最有作為的政治家，他開創因山造陵制度，選禮泉縣高聳突兀的九嵕山營建昭陵，派將作大匠兼著名畫家閻立德和閻立本兄弟負責設計營造，從貞觀十年動工至貞觀二十三年竣工(636～649)。現存昭陵石刻遺址，有陵園北門內的浮雕六駿石屏和祭壇兩旁的14國君長石像。唐昭陵六駿是為唐太宗陷軍破陣立下卓著戰功的 6匹駿馬的寫照，是一組紀念性高浮雕鉅製。其中特勒驃、青騅、什伐赤、白蹄烏等 4塊，現藏陝西省博物館；最精美的颯露紫、拳毛兩塊於1914年被掠運出國，現藏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美術館。作者以高度寫實的技巧，刻劃了六駿勁健的雄姿與非凡的氣質，代表唐代雕刻藝術的峰巔。
從唐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開始，唐陵石刻形成定製。石刻品種有華表、翼馬、鴕鳥、石馬、控馬人、文武侍臣、客使、蹲獅等，格調莊嚴肅穆。此外，武則天之母楊氏的順陵 (在咸陽北郊)、睿宗的橋陵(在蒲城縣金熾山 )、肅宗的建陵(在禮泉縣武將山)等，石刻亦比較精美。
五代十國的陵墓雕刻以精細見長，而氣勢不如唐代。典型遺例有成都前蜀王建墓，包括陵前的石刻侍臣、墓室內的王建坐像、抬棺武士石像及雕飾伎樂影象的石棺床等。此外，福州戰阪鄉閩王王審知墓前的石人與石獸、南京牛首山南唐李昪墓(欽陵)內的浮雕武士像，亦屬五代陵墓雕刻重要遺蹟。
陶瓷雕塑
隋唐陶瓷雕塑包括男女人物俑、陶塑動物、12生肖俑、鎮墓獸及模型器等 5類，生活氣息濃郁。隋至初唐的陶瓷俑，造型崇尚清秀。河南安陽隋開皇十五年(595)張盛墓出土陶瓷雕塑逾百件，品種十分豐富。此外，山東嘉祥英山隋開皇四年(584)徐敏行墓、西安隋大業四年(608)李靜訓墓、隋敦煌太守姬威墓、隋大司徒李和墓及安徽亳縣隋墓等，亦出土眾多陶俑，有的尚保留風帽儀仗俑與鎧馬騎俑等北朝墓俑題材；女俑多著短襦長裙，體態清秀。湖南、湖北的隋墓，均出青瓷12生肖俑。初唐時期，從四川萬縣貞觀年間墓出土的青瓷俑及陝西禮泉麟德元年(664)鄭仁泰墓出土的彩繪釉陶俑來看，儀仗俑、騎馬俑、載物駱駝、胡人控馬俑及崑崙奴俑增多，反映了當時與西域、南亞經濟文化聯絡之密切。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初唐墓出土的胡俑頭像，藝術手法爽利潑辣；彩塑舞獅俑，形象歡快感人。
唐代陶瓷雕塑最出色的代表，是西安、洛陽、揚州、山西、甘肅等地唐墓出土的三彩釉陶塑，它始於高宗朝，盛於玄宗開元時期，其絢麗色彩與優美造型最能體現盛唐氣象。甘肅秦安景龍三年(709)墓出土的三彩武士俑( 或稱鎮墓天王俑)，高162釐米，身著鎧甲戰袍，足踏夜叉，施黃、綠色釉，形體高大，神態威武，為唐俑巨構。洛陽龍門東山北麓景龍三年唐定遠將軍安菩墓出土鎮墓武士俑、文吏俑、載物駱駝、三彩馬及胡人控馬俑等三彩陶塑數十件是有關三彩陶塑的重要發現。西安開元十一年(723)鮮于庭誨墓與中堡村盛唐墓出土的三彩駱駝載樂俑，駱駝的雄健與樂舞人物的姿態表情均塑造得生動傳神，藝術水平極為傑出。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三彩持物女坐俑與山西長治出土的三彩抱鴨女坐俑，還保留著初唐俊秀型的容貌；而西安小土門與中堡村唐墓出土的女樂俑與女立俑，則是盛唐豐腴型美女的典型。唐三彩馬姿態生動多樣，西安西郊製藥廠唐墓出土的三彩騎馬賓士俑，駿馬似離弦之箭；乾縣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黃釉馬，作俯首覓草狀，給人以悠閒輕鬆的感覺。
建築裝飾雕塑
隋唐五代用雕塑藝術美化橋樑寺塔等公共建築，成就頗足稱道。例如河北趙縣隋大業年間建造的安濟橋石欄板、濟南柳埠千佛崖前的唐代石雕龍虎塔、西安大雁塔門楣石刻佛殿說法圖等，不論是浮雕或是線刻，均有很高的藝術水平。五代南唐在整修南京棲霞山隋建舍利塔時，於基座部分補刻的佛傳故事浮雕(即釋迦八相)，藝術水平也相當高。河南安陽清涼山唐乾元元年至鹹通十一年(758～870)建造的修定寺塔，堪稱集石雕與磚雕裝飾之大成。此外，山西永濟蒲津橋遺址清理出開元年間鑄造的大鐵牛與鐵人，河北滄州故城所存後周廣順三年(953)鑄造的鐵獅子，都是精美的建築景觀雕塑佳作。
宋遼金元雕塑
宋元時期由於城市商業的發展和推崇儒家理學思想，開窟造像之風已不如前代之盛。元代統治者信奉喇嘛教，發端於西藏的喇嘛教造像從元代開始流佈華北、杭州等地。北宋陵墓雕刻沿襲唐代傳統，但規模與氣勢明顯削弱。雕磚、陶瓷塑像等小型雕塑，表現技巧有所提高。
宗教造像
宋元時期開窟造像較多的是陝北地區及四川大足、浙江杭州等江南地區。陝北地區北宋中晚期開鑿的石窟，以延安清涼山萬佛洞、富縣閣子頭寺、子長北鐘山萬佛寺、黃陵、呂村石空寺等為代表，造像題材有釋迦、三世佛、千佛、弟子、菩薩 (文殊、普賢、觀音、日光、月光菩薩 )、五百羅漢或十六羅漢、佛說法圖、涅槃變等。其中，延安清涼山萬佛洞的遊戲坐菩薩、富縣閣子頭寺西壁的涅槃變浮雕、子長縣萬佛寺造型完美的三世佛與莊重秀美的弟子、菩薩立像，可謂北宋石雕佳作。四川大足北山與寶頂山，是宋代開窟造像規模最大、藝術水平最突出的地方。大足北山第 136窟(心神車窟)的日月觀音及文殊、普賢，形象俊美，服飾華麗；第125龕與113龕的數珠手觀音與水月觀音，形象嫵媚多姿，體態舒展自然，為宋代造像精品。大足寶頂山大佛灣摩崖造像，系南宋僧人趙智鳳於淳熙至淳祐年間募化開鑿的密宗道場，規模巨集大，設計嚴密，內容有佛涅槃經變、佛本生經變、佛報恩經和父母恩重經變、阿彌陀西方淨土變、地獄變以及象徵佛家調伏心性的牧牛道場等，將大量世俗生活情節與農婦、牧童形象納入宗教雕刻之中，可謂別開生面。杭州靈隱飛來峰的宋元造像，以中段臨溪摩崖龕宋雕布袋彌勒和十八羅漢像、第19號龕元代浮雕唐僧取經故事、青林洞口上方的華嚴三聖、通天洞口外的金剛薩埵菩薩與普賢菩薩、冷泉溪南岸的不空索觀音等至元年間 (1282～1292) 雕像，最有時代特點。華北的元代宗教造像，以北京昌平居庸關過街塔石砌券門洞兩壁的浮雕佛像與四天王像最為精美。元代的道教石窟，以太原龍山元全真教重要人物宋德方(道號披雲子)於蒙古太宗八年(1236)開鑿的三清洞最為重要，其中的太上老君像，長鬚掛腮，表情豁達，風神高逸。
這一時期寺廟雕塑遺蹟豐富。河北正定隆興寺大悲閣宋開寶四年(971)鑄造的四十二臂觀音立像，高逾 22米，為中國現存銅像之冠。該寺摩尼殿佛壇上泥塑釋迦與二弟子像，造型亦莊重大方。宋代寺廟多塑羅漢，著名遺例有江蘇吳縣甪直保聖寺塑像的 9尊羅漢，其中達摩、講經兩尊者梵相胡貌，神情專注，衣紋流暢。山東長清靈巖寺千佛殿宋治平三年(1066)塑造的27尊羅漢，性格鮮明，顯示了卓越的寫實技巧。此外，廣東韶關南華寺慶曆五至七年(1045～1047)雕刻的木雕羅漢、四川江油竇圌山雲巖寺南宋飛天藏上嵌飾的木雕道教真人像、太原晉祠聖母殿北宋彩塑邑姜像及侍女像，都是宋代雕塑佳作。遼代塑像保留著較多的唐代遺風，造型嫵媚多姿，著名遺例有薊縣獨樂寺遼統和二年(984)塑造的十一面觀音像、義縣奉國寺大雄寶殿開泰九年(1020)塑造的14軀菩薩立像、大同下華嚴寺薄伽教藏殿重熙七年(1038)塑造的三世佛、脅侍弟子、菩薩、天王像等。寧夏賀蘭縣巨集佛塔天宮內發現的西夏彩塑佛像與比丘像，軀體雖殘，而頭像五官停勻，結構準確，堪稱西夏雕塑珍品。金代塑像以大同善化寺大雄寶殿儲存的五方佛與護法諸天像為代表。元代寺廟造像，有北京西山臥佛寺至治元年(1321)鑄造的釋迦涅槃大銅像、山西新絳福勝寺和襄汾普淨寺的彩塑菩薩、晉城青蓮寺西配殿的地藏王菩薩與十殿閻君、晉城玉皇廟西廡彩塑二十八宿星君等，造像風格日益世俗化。
陵墓雕刻
北宋帝陵分佈在河南鞏縣洛河南岸的廣闊臺地上，陵墓石雕效法唐代而稍加變化，神道兩側自南而北列置華表、大象和馴象奴、瑞禽、瑞獸、鞍馬和控馬官、蹲虎、跪羊、客使、文武侍臣、門獅、著甲衛士、內侍等石刻，每陵多達58件。其中，宋太宗永熙陵神道石刻線條流暢，風格雄健，技藝成熟；宋真宗永定陵的石刻文武侍臣，眉宇間流露著悲慼神情；宋神宗永裕陵的石獅及宋哲宗永泰陵的石象，藝術水平也比較突出。西夏王陵分佈在銀川西郊賀蘭山東麓，陵園遺蹟尚存，除 8號陵東碑亭曾出土侏儒負重形石座外，未見其他雕飾物。
雕磚、陶瓷雕塑及鐵人
宋遼金元時代，在繪畫與雕版印刷術蓬勃發展的推動下，雕磚藝術成就卓著。河南偃師酒流溝宋墓鑲嵌的雕磚，以平面淺浮雕形式，刻劃侍女砍鱠、廚炊、抱瓶等家務勞作及雜劇角色；偃師宋墓還出土侍女烹茶、滌器、結髮等畫面的雕磚，並有北宋雜劇表演名優丁都賽畫像雕磚，刀法遒勁，形象生動，非常出色。河南溫縣宋墓亦發現雜劇角色、樂部、庖廚雕磚。山西侯馬金明昌七年(1196)董氏墓，除有宴飲、出行、乘馬武士等雕磚之外，在墓室北壁戲臺形壁龕內，還發現 5個雜劇俑。山西稷山金墓出土孝子故事雕磚，用圓雕形式刻劃成組人物，形象高低錯落，人物顧盼呼應，耐人觀賞。焦作西馮封村元墓出土磚雕兒童雜劇俑19件，或拍胡笳，或吹排簫，或鳴短笛，或捧注子，或扛牌，或舞蹈，神態生動活潑。此外，陝西戶縣賀氏墓出土及山西太原徵集的元代灰陶俑，比例勻稱，姿態生動，表現了蒙古族擅長騎馬的生活習尚。
宋人有七夕互送陶瓷玩偶(或稱摩喝羅)的風尚。江蘇鎮江出土5件泥孩兒，系宋代蘇州捏像高手包成祖、孫榮所作，泥像高約10釐米，塑工細膩，或立或臥，十分活潑天真。定縣博物館藏北宋定窯瓷玩偶，邯鄲彭城一帶採集的白地黑彩摩喝羅，亦逗人喜愛。此外，故宮博物院收藏定窯白瓷孩兒枕，曲陽定窯遺址文物保管所收藏的白瓷仕女枕，內蒙古哲裡木盟收集的定窯白瓷羅漢，北京元大都遺址出土的影青瓷塑觀音等，也都是宋元瓷塑精品。
北宋鐵人採用拼鑄法鑄成。登封中嶽廟東路神庫四隅，有治平元年(1064)鑄造的 4尊鎮庫鐵人，高近 3米，神態威武，造型不凡。太原晉祠金人臺宋鑄鐵人，形象遠遜於前者。此外，福州鼓樓開元寺北宋元豐六年(1083)鑄造的結跏趺坐阿彌陀鐵佛，高 5.3米，豐頤隆準，形象莊嚴。湖南茶陵曌江岸邊有南宋紹定年間鑄造之鎮水鐵牛，造型樸實凝重。
明清雕塑
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也是雕塑藝術更加世俗化並走向繁縟衰萎的時期。開窟造像之風驟歇，寺廟塑像與陵墓雕刻形式華麗而缺乏內在精神。建築雕飾有所發展，技藝提高。工藝小品雕塑有不少卓越的創造。
宗教造像
山西平順林慮山寶巖寺石窟開鑿於明代，為中國石窟造像的尾聲。其最大洞窟稱水陸殿，窟內積泉為沼，環壇雕造三佛，四壁浮雕水陸道場，上部刻佛、菩薩、羅漢等像，儀態靈活多樣。明代寺廟塑像，造型仿效唐宋，題材繼續流行羅漢群像，然而多屬定型的程式化作品。山西平遙雙林寺彩塑是現存明代塑像中的佳作，所塑釋迦牟尼、千手觀音及懸塑觀音，神態慈祥，面相豐滿，衣紋流暢；四大天王比例合度，雄健威武；羅漢像各有不同經歷與性格特點。此外，山西長治樑家莊觀音堂的眾多彩塑、洪洞廣勝寺(上寺)的木雕釋迦牟尼與飛虹塔的琉璃護法金剛、湖北武當山金殿銅鑄鎏金的真武大帝與道士張三丰像等，均為各具特色的明代宗教造像。
清皇室崇奉喇嘛教，故而藏傳佛教造像在清代再度興盛。北京雍和宮法輪殿高6 米的黃教創始人宗喀巴銅像與大佛樓內高18米的木雕彌勒佛、承德普寧寺大乘閣高逾22米的木雕千手千眼觀音、西藏日喀則扎什倫布寺高逾26米的銅鑄鎏金彌勒佛等，皆屬清代喇嘛教巨像。湖北武漢歸元寺、四川新津寶光寺及雲南昆明筇竹寺，皆有清代塑造的五百羅漢。筇竹寺五百羅漢系晚清光緒年間由四川塑像高手黎廣修率徒塑造，佈局自由，千姿百態，在藝術表現手法上雖有過於表露，缺乏含蓄概括之弊，然能避免形貌動態之雷同，突破羅漢堂森然木立的程式，其獨創精神值得肯定。
陵墓及明器雕塑
明代帝陵除明太祖孝陵在南京之外，其餘均在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此外，還有江蘇盱眙的明祖陵、安徽鳳陽的明皇陵、湖北鍾祥的明顯陵。各處均有標榜皇權威嚴的陵墓石刻，唯內容數量有別。明十三陵合用一條神道，兩旁有以整塊巨石琢成的望柱、獅子、獬豸、駱駝、象、麒麟、馬、武將、文臣、勳臣等38件。雕造於宣德十年(1435)，明孝陵石刻以氣勢雄偉見稱。明十三陵石刻精緻有餘而氣勢不足，但儲存狀況較好，不失為了解明代雕刻風格的珍貴資料。杭州岳飛墓有明洪武四年(1371)復建時雕造的石羊、石虎、石馬、武將、文臣、武臣等神道石刻，武將呈驚愕悲慼神態，文臣表情恭肅安詳，堪稱明代石刻最優秀的作品。河南新鄉鳳凰山南麓有明潞簡王朱翊鏐墓，存神道石刻16對，儲存狀況良好，亦甚珍貴。
後金、清代的帝陵神道石刻，有瀋陽的福陵與昭陵，遵化清東陵中的孝陵、景陵、裕陵及定陵，易縣清西陵中的泰陵與昌陵等 8處。雕刻內容基本上沿襲明代，而體量顯著縮小，石人石獸服飾瑣碎，有形無神。裕陵地宮雕飾的佛像、經咒與圖案，亦有繁縟堆砌之弊。
明清貴族墓葬出土的陶、木俑與模型器，不厭其煩地渲染墓主人生前的闊綽排場，舉凡滷薄儀仗俑、樂隊俑、騎衛俑、抬轎俑、男女雜役俑、家畜家禽、傢俱器皿、庭院牌坊、影壁涼亭等，無所不包。典型遺例有河北阜城明吏部尚書廖紀墓、河南郟縣明王韓墓、江西南城縣明藩王朱厚燁墓、山東鄒縣九龍山明魯王朱檀墓、廣東大浦縣清初邊將吳六奇墓等。其中，廖紀墓的陶俑與朱檀墓的木俑，質地與造型較佳。
建築裝飾雕刻
明清建築裝飾雕刻有重大發展。不少公共建築物的門戶、階陛、簷柱、照壁、額枋及屋脊，運用金屬鑄像、石刻、琉璃彩塑、磚刻及木雕等作裝飾。雕刻題材有龍鳳雲水、珍禽瑞獸、松竹花卉、歷史故事及吉祥文字等，力求雅俗共賞；雕刻形式多種多樣，技藝很高，例如太原崇善寺門口有明代鑄造鐵獅，北京頤和園門口有清代銅鑄鎏金蹲獅，作成對佈局，以壯門戶觀瞻。石刻方面，以曲阜孔廟大成殿明代雕造的十根盤龍石簷柱、北京故宮保和殿後階清代雕造的雲龍御路石刻最負盛名。山西大同明初代王府前用五彩琉璃拼砌的九龍壁，其體量之巨大與圖案之精美，為明清同類作品之冠。在明初邊防重鎮大同城內建造這堵風格雄健、華麗莊重的九龍壁，其審美價值與政治意義不可低估。此外，民間公共建築雕飾之著名遺例，有河北靈壽明崇禎十四年(1641)建造的石牌坊、山東單縣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建造的百獅坊、福建仙遊清道光年間建造的陳氏石牌坊等。安徽亳縣清代解州關帝廟門牆雕磚與戲樓木雕、廣東潮州彩塘鎮金砂一村從熙公祠的精美石雕與金漆木雕、廣州市陳氏書院的木雕與磚雕，顯示出清代民間裝飾雕刻的卓越技藝。
工藝雕刻與小品雕塑
明清的工藝雕刻與案頭小品雕塑蓬勃發展，能工巧匠層出不窮，出現流派紛呈、百花競豔的景象。明代的著名遺例有廣東潮州窯白瓷如意觀音、福建德化窯名師何朝宗塑造的白瓷達摩立像、故宮博物院珍藏的竹雕張果老騎驢、福州明代工藝雕刻名師楊玉璇與周尚均所作田黃石雕觀音及彌勒佛等。其中由故宮博物院珍藏的瓷塑達摩，歌頌了天竺高僧不畏艱險、渡海來華弘揚佛法的崇高精神，堪稱形神兼備、立意不凡的藝術珍璧。
清代的工藝雕刻，以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大禹治水青玉山子最為著名，作者(揚州匠師)運用剔地起突法，刻劃了勞苦大眾在湍流峭壁間展開徵服大自然的偉大斗爭。天津晚清捏像大師張明山所作漁樵問答、惜春作畫等案頭泥塑作品，藝術手法寫實而概括，給人以親切不俗的美感。溫州市博物館藏晚清黃楊木雕名師朱子常作的濟顛和尚、東坡賞硯、漁翁等作品，恰如其分地刻劃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點，也是案頭雕刻佳作。
參考書目
《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1～6卷，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1985～1988。
王子云：《中國雕塑藝術史》，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1988。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中國美術史教研室編著：《中國美術簡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