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與商周宗教思想、審美觀念的變化

　　【內容提要】《詩經》所存錄的商周二代的詩歌表現出不同的宗教思想和審美觀念。殷商人宗教思想的帝、祖合一，隆祭祀、狂熱迷信與尚力、尚武的風格相一致。周人的宗教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帝與祖分立，以“德”釋天命，又以“禮”節制祭祀活動，理性化色彩加重，在祭天帝、祖先的同時更重現實和人事。詩歌風格也呈現出溫柔敦厚和中和之美的特點。孔子整理《詩經》，不語怪力亂神，重雅正，反怪奇，對中國傳統的文學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

　　【關鍵詞】詩經商周宗教審美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存錄的詩歌最早產生於公元前十四世紀的商代中後期(注：關於《詩經》中產生年代最早詩篇的認定，關鍵在於《商頌》產生年代的確定。於此學術界尚有不同的認識，主要有二說：其一，產生於商朝中後期的公元前十四世紀左右;其二，產生於西周初年的公元前十世紀。本文從前一說。參閱楊公先生《商頌考》，見《中國文學》第一分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最晚產生於公元前599年的春秋中葉，值得注意的是，它儲存著中國上古兩個重要的王朝——商朝和周朝的作品，而由商朝到周朝的過渡時期正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包括宗教思想發生了最深刻變化的時期。對這段歷史的考索，研究者除了注意《尚書》之類的政治文誥之外，也對《詩經》發生了極大的興趣。因為《詩經》不僅是表現生活、抒發感情的文學作品，而且還是記錄著歷史變遷、政治文化制度和思想觀念變化發展的歷史文獻。清代學者章學誠說“六經皆史”，即包含《詩經》在內。宗教是人類文化的重要內容，宗教歷史的研究對文化發展史，尤其是上古史的研究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對《詩經》宗教思想的研究，有著特別的意義，它既可為宗教文化史的研究提供豐富的材料，對其它典章制度文獻作重要的補充;同時又是鮮活生動的材料，可以向後人生動地解說在上古時期，宗教對人們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乃至審美意識是怎樣滲透和影響的。

　　一

　　商朝是中國有文字流傳的最早的歷史時期。從今天所見的甲骨卜辭中，我們能夠大致瞭解商人的宗教觀念。宗教觀念起源於人類對自然異己力量的崇拜，經過萬物有靈觀念階段而逐漸分化，隨著社會關係中對抗力量的變化，一元神的崇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商人的宗教思想帶有很濃的原始宗教意味，從甲骨卜辭中無處不在的“帝”“上帝”等字眼來看，商代正是一元神宗教支配著人們的思想。這個至高無上的神統率著日月山川、風雨雷電等等其他神靈，它還是人間王公的父、祖。祖宗與天帝合一的觀念是殷商時代最重要的宗教觀念，這在商代中後期的典籍中仍有充分的顯示。當時無論是“國之大事”，還是日常生活，都要取決於這個神的旨意。《尚書》的《湯誓》和《盤庚》等篇都是當時大事的追述，那裡邊反映著宗教觀念怎樣支配政治行為。

　　殷甲骨卜辭顯示，商人幾乎每天都要進行占卜、農業、戰爭、治病、祭祀等等，各種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請示上帝鬼神，來決定行動的吉凶可否。在商人的思想觀念中，上帝是萬能的，能夠決定包括人在內的世界萬物的一切。只有取悅、求助於上帝，由上帝安排方能免遭災難。人在上帝面前是微不足道的。重神道、輕人事是商人宗教思想的特徵。與此相聯絡則是商人隆祭祀、盛巫風的宗教迷狂以及帶有原始意味的尚武、尚勇的精神。這些我們都可在《詩經》的《商頌》中得到印證。

　　《商頌》共有五篇：《那》、《烈祖》、《玄鳥》、《長髮》、《殷武》。從這五首詩中，我們大致可以發現商人宗教活動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商人追溯本民族始祖時表現出的祖帝一元神崇拜觀念。《玄鳥》與《長髮》兩詩都講到殷商民族的起源：前者開篇即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這自然是遠古圖騰崇拜意識的遺留，同時也是商人祖帝合一觀念的反映。《長髮》則直言“帝立子生商”。

　　第二：商人祭祀場面的隆重與禮儀風俗的特點。《那》與《烈祖》都沒有提到具體的祭祀物件，前者著重表現各種樂器的合奏齊鳴，寫出場景的壯觀;後者則反覆祈神靈降臨。兩詩恰表現了商人祭禮尚聲的特徵。《禮記·郊特牲》謂：“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盪三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說的正是這種祭祀風俗。

　　第三：商人宗教活動中所表現出的暴力色彩。三十年代鄭振鐸在《湯篇》追索人祭現象時已注意到殷商宗教祭祀中有“蠻性的遺留”(注：《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第11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甲骨卜辭中有“伐”、“伐芊”的記載，《尚書》的《商書》數篇也表現了殷人的這一特徵。

　　與殷商人狂熱的宗教情緒相一致，商人的詩歌也充滿了對吞併戰爭的種種野蠻、兇殘、恐怖、威力、勇武的歌頌和誇揚。如《商頌·長髮》描寫征伐海外的功績：“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長髮》詩中描寫了武王伐滅夏的勇武：

　　武王載，有虔秉。如火烈烈，則莫我敢。

　　苞有三，莫遂莫達。九有九截，韋顧既伐，昆吾夏。

　　詩中對自己以武力統一天下充滿了自豪感，歌頌殺伐立功，歌頌勇武兇悍。《殷武》詩中還讚頌了討伐荊楚的武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人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以征伐佔有為榮的觀念在詩中得到充分表現。商人的這種尚武尚力的精神與這個時期在青銅器上所鑄就的餮形象的猙獰可怖、威猛兇暴相一致，正是時代精神的反映。

　　二

　　王國維先生雲：“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注：《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卷十)。)宗教觀念的變化是變革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夏、商統治者都講“天命”，商人更是唯上帝是尊。周人滅商建國，也自稱是秉承“天命”的。但對“天命”的理解和認識，商與周是有著根本不同的。周人不像商人那樣把上帝作為人間一切的主宰，那樣被動地去接受天的安排，而是把天命與人事既聯絡又分離，天命不再僅僅是上帝的一種主觀意志，它還需要參驗人事來進行決斷，所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在周人看來，人的命運並不完全由天決定，在一定程度上也由人來決定。

　　周人宗教思想的變化，是將殷商的祖帝一元神觀念變為先祖與天帝既分立又配合的觀念。殷商人篤信勤事上帝卻為周所代，這是建立新朝要解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問題。

　　周人對這一問題的解決首先是引入“德”這一念，從而對天命給予了積極的解釋。按“德”字不見於甲骨卜辭中。商末的文獻如《尚書》中的《高宗彤曰》和《微子》中始有這個字，然而給“德”以極端強調的是周人，周的文獻中凡有“天帝”、天命思想的地方，必有“德”、敬德的思想存在著。今文《尚書》中的《周書》十九篇中，始終是以“德”為克配上帝而受民受土的依據：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聞於上帝，帝休。(《康誥》)

　　肆王惟德用，……用擇先王受命。(《梓材》)

　　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召誥》)

　　這種“敬德”思想的出現，就比較順利地解決了商周何以易代的現實課題。《尚書》中本來就有這樣的說明：

　　惟我周王，靈承於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殷命，尹爾多方。(《周書·多方》)殷不其延，惟不敬德，乃早墜命。(《周書召誥》)這裡明白地顯示出敬德觀念之所以滲入到宗教意識中來的原因。周公一再地說我不可不鑑於有夏，亦不可不鑑於有殷(《周書召誥》)，《詩經》裡也有商之孫子，其麗殷……不其延，惟不敬德，乃早墜命。(《周書·召誥》)

　　這裡明白地顯示出“敬德”觀念之所以滲入到宗教意識中來的原因。周公一再地說“我不可不鑑於有夏，亦不可不鑑於有殷”(《周書·召誥》)，《詩經》裡也有“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服周”以及“無念爾祖，聿修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這樣的詩句，表明它們是在同一思想支配之下，反映到了宗教意識中的。《周頌》雲：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屆。(《清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維天之命》)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思文》)

　　這後一句說的“配天”是表現了把已分離的祖宗與天帝再連起來的觀念。連線祖與天的中介，便是那“秉文之德”、“文王之德”、“丕顯維德”……等等的“德”字。

　　其次，西周由周公開始將遠古到殷商的原始禮儀加以大規模的整理、改造和規格化，確定了一整套典章、制度、規矩、儀節。成為對中國傳統文化、宗教思想影響至深的“周禮”。(注：參見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下》。)禮的原則正如《禮記·禮運》所言“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貫徹於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禮的核心是規定社會關係，包括祭祀天地祖先和調節人間的各個等級階層之間的關係。周禮在祭祀中的貫徹實行，實際上有效遏止了前代商人的宗教狂熱，使祭祀活動變得有序、有度，逐漸理智起來。我們在《詩經》產生於西周的詩篇中可以看到與殷商不同的場面。《小雅·賓之初筵》：丞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周頌·豐年》：為酒為，丞祖，以洽百禮。

　　《周頌·載》為酒為，丞祖，以洽百禮。

　　周人的宗教意識形態是“鑑於二代”尤其是在殷商的宗教意識的基礎上產生髮展的。周人既已形成了天帝與祖宗的二重崇拜，並且在天帝崇拜中，因為將祖宗神靈分離出來，這就把天懸得更高，也離人更遠，“德”的出現和周禮的制定賦予了周人宗教思想的理性色彩，顯示了與商的神秘暴力色彩極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