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周武王，始誅紂，八百載，最長久
三字經：周武王，始誅紂，八百載，最長久
《三字經》，是中國的傳統啟蒙教材。在中國古代經典當中，《三字經》是最淺顯易懂的讀本之一。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三字經：周武王，始誅紂，八百載，最長久，歡迎大家分享。
周武王姓姬，名發，他誅討暴君商紂，建立了周朝，是周朝的第一位君主。
周武王，始誅紂，八百載，最長久。
周武王的父親姬昌（即周文王）是商朝的西伯侯，因看到紂王殘暴，暗中嘆息幾聲，便被囚禁在羑里監獄（今河南湯陰縣）長達七年。
但是姬昌並沒有喪失信心，相反地他著易經、攬人才，富國強兵，並且按照姜尚制定的戰略“修德以傾商政”。四十多個諸侯國先後歸順於周，這就為武王伐紂積足了本錢。
武王繼位後，積極進行滅商準備。武王以姜尚為師，負責全國軍事；以其弟周公旦為輔，處理國家政務；還任命召公、畢公等人為助手，又營建了新都——鎬京。
為驗證自己的號召力以及各方諸侯是否同心同德，武王率師東進，觀兵盟津（今河南孟津）的黃河渡口，會盟各路諸侯。姜太公對天盟誓道：“蒼兕蒼兕，總爾眾蕊，與爾舟楫，後至者斬”。不期而會的諸侯達八百之眾，大家公推武王為盟主，進行了伐紂前的總動員。
盟津之會後二年，商朝統治核心嚴重分裂，商紂王被徹底孤立，伐紂時機成熟。趁商軍主力遠攻東夷，朝歌城空虛之時，周武王親率大軍，在盟津會合各路諸侯，並聯合西南地區和江漢流域的少數民族。
武王做“泰誓”歷數商紂的暴虐，宣佈“維共行天罰”的號令。大軍從盟津渡黃河，殺奔商都朝歌，與商軍戰於商都郊外七十里的牧野。
商軍的主力在外，臨時拼湊的兵士多為囚犯、奴隸等罪人，這些人既無鬥志又無訓練，不少人還臨陣倒戈，致使商軍全線潰敗。紂王見大勢已去，慌忙逃回殷都朝歌，自焚於鹿臺。武王用銅鉞砍下商紂的頭，懸掛在大旗上示眾，正式宣告商朝滅亡了。
武王佔領殷都後，把紂王存在鹿臺的錢財和藏在鉅橋的糧食發給窮苦的百姓，為忠臣比干的墓加土致敬，還釋放了被紂王囚禁的箕子，從而深得民心，萬姓悅服。周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長久的朝代，子孫承繼共37帝，享國867載，所以說“八百載，最長久”。
拓展：淺析《三字經》
《三字經》是我國古代啟蒙教育傳統的結晶，凝聚了我國數千年的文明史和傳統倫理文化。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合稱“三百千”，是我國最有代表性的傳統啟蒙教材。而其中《三字經》又是影響最大的'一種，知名度極高，幾乎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明代教育家呂坤指出：“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義理。”把它當作增廣見聞的讀物。清人紫巢氏，稱它為“一部袖裡《通鑑綱目》”。民國時期的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對比，認為它雖然“字有重複，辭無藻採”，但“啟人知識過之”（《重訂三字經》題辭）。美籍華裔學者陳榮捷也說：“《三字經》以一千餘字，歷舉我國文化義理歷史典籍，實一小型百科全書。”[1]
《三字經》的字數是多少，好像並不是個問題，數一數就知道了，但問題並非這麼簡單，現在通行本（王相訓詁本）是1145字。而文獻記載的最古本《三字經》是1050字[2]。而根據現有文獻得知趙南星所撰《三字經注》是現存最早的《三字經》註釋本[3]，此版本完成刻板印刷當在1572年後。其所據《三字經》版本的印刻時間至少不早於1295年，應在1315年後。它的字數是1086。廣東省立圖書館中山文獻館館藏的《訓蒙三字經》，是民國年間廣州民智書局刻印本，它最接近原本，共有1056字。而據有關專家考證，全書總字數為1044字而非現在文獻記載的1050字[4]。
《三字經》的作者到底是誰？因為當時未署作者姓名，在明代以前也未引起人們重視，所以到了今天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三字經》作者之說大致有四種：一是南宋鄞縣王應麟撰，二是宋末順德區適子撰，三是明代南海黎貞撰，四是王應麟初撰、區適子增訂、黎貞續成。而其中以王應麟為作者的意見佔優勢。不過按照錢文忠先生引用顧靜先生的意見，應該說是“世傳”王應麟所撰。
《三字經》為何風靡當時，深得人們喜愛，並且至今仍有借鑑價值呢？主要因為：
一、內容豐富，知識性強。
《三字經》也是一部高度濃縮的中國文化簡史。它涵蓋面極廣，涉及倫理道德規範、經史子集、名物常識、歷史次第等，作者運用簡單易懂的文字將中國文化各類的知識揉合在一起，真正是“淹貫三才，出入經史”。許多語句，如“養不教，父之過”，“勤有功，戲無益”等等成為婦孺皆知、世代傳誦、膾炙人口的名言警句，被譽為“千古一奇書”。《三字經》全文分為四個部分，全篇內容連貫，第一部分談教育意義、倫理知識，和基本文化常識，第二部分介紹代表中國文化的經典書目和讀書的次序。第三部分是簡明中國通史，第四部分談學習要勤奮刻苦。可見《三字經》也是一部教育專著。外國人稱它包括“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歷代帝王之統緒，諸子百家之著作”，因而把它作為了解中國歷史文化和道德風俗習慣的入門書。比如：“人之初，性本善”，看起來簡單，其實涉及到中國古代一直爭論不休的關於人性本質的哲學命題。亦即人性本惡還是本善，抑或有惡有善，這個問題即使是在儒家內部意見也不統一。《三字經》中的許多故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詳，如“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的故事等，言簡意賅，以少少許勝多多許。特別是其中尤須對關於學習的句子，至今仍有很強的啟發意義。如：“口而誦，心而惟，朝於斯，夕於斯”，要求我們讀書學習，要有恆心毅力，要邊讀邊思考。只有早把心思都用到學習上，才能真正學好。“如囊螢，如映雪，家雖貧，學不輟”，晉朝車胤，把螢火蟲放在紗袋裡照明讀書。孫康則利用積雪的反光來讀書。兩人雖然家境貧苦，卻能在艱苦的條件下繼續求學。“犬守夜，雞司晨，苟不學，曷為人。”狗在夜間會看守家門，雞在早晨天亮時報曉，人如果不能用心學習，有什麼資格稱為人呢？“蠶吐絲，蜂釀蜜，人不學，不如物”蠶可以吐絲，蜜蜂可以釀蜜。而人要是不去學習，以自己的知識、技能來實現自己的價值，那就還不如還動物。而其中對歷史知識的敘述，非常精煉，不到三百字就概括了從伏羲神農到明朝滅亡的廿二史內容，真可謂“袖裡通鑑綱目”。
二。《三字經》對中國古代的道德思想進行了有選擇的繼承與發展。
在提到後來為人們所詬病的三綱五常時，它不是提“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強調絕對的君權、父權、夫權，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而是說“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在這裡，它提出的是對等的概念，對道德雙方同時要求，而不是對單方面的要求，如“君臣義”，它不僅強調“臣則忠”，也強調“君則敬”，其實這是繼承孟子的君臣觀，孟子不贊成君尊臣卑型的模式，對君臣關係進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君賢臣良型的嶄新模式並設定了君臣之間各自的分工和職能範圍。他提出“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6]（《孟子離婁上》），君臣關係是相互依存、相互對等的關係。他甚至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7]（《孟子離婁下》），可見孟子所要建構的是一種君臣人格相對平等的關係。《三字經》所吸收的正是孟子這種相對合理的君臣倫理關係。其他如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關係也是一樣，對雙方都提出要求，如“父子恩，夫婦從，兄則友，弟則恭。”這種觀念對於我們今天處理社會、家庭、同事、上下級等關係仍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三。《三字經》深受喜愛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它的形式。《三字經》每三字一句，句子短小，整齊排列，句式流暢，押韻自然，讀來朗朗上口，非常易於兒童的誦讀和記憶。並且，它的前後句之間自然連貫，語義順暢，淺顯明白，通俗易懂，沒有生拼硬湊的痕跡，不過《三字經》中的三字句，往往並不獨立表意，而是兩句或四句一組，一起表達一個意思，但正因為將六字或十二分為兩句或四句，這對孩子記誦大有幫助。《三字經》對句平仄押韻，這種兩兩相對、互相補充、互相配合的句式，正好體現中國人喜歡對稱的思維方式。古人云：“書讀百遍，其意自見。”而根據兒童喜歡大聲諷誦學習的特點，《三字經》非常適合兒童可以反覆誦讀，兒童在誦讀過程中，儘管不一定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和思想，卻能產生奇妙的節奏美感。我國古代一些學者就很重視誦讀的作用。梁啟超認為：“兒童識字之始，必教以古今雜事，如說鼓詞，童子所樂聞也。多為歌謠，易於上口也。多為俗語，易於索解也。”《三字經》就具有了歌謠的特點。
《三字經》是我國古代啟蒙教育傳統的結晶，凝聚了我國數千年的文明史和傳統倫理文化。明朝趙南星稱其“句短而易讀，殊便於開蒙”。章太炎稱讚《三字經》“其啟人知識，過之《急就章》與《凡將篇》之比矣。今之教科書，固勿如《三字經》遠甚也”。錢文忠先生甚至提出《三字經》適合全中國人來讀。他認為《三字經》裡面講愛、對長輩的尊敬、兄弟之間的友愛、勤奮學習等有普世的價值，永恆的價值。“俄國漢學之父”的俾丘林神父曾稱它為“十二世紀的百科全書”。認為它是外國人瞭解中國歷史文化和道德風俗習慣的重要書籍，並把它列為學習漢文的識字課本。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三字經》列入了《世界兒童道德教育叢書》。可見，我們數典不能忘祖，如何繼承和借鑑中國古代優秀傳統文化包括傳統啟蒙教育文化，是我們今天重要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