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柳宗元與古文運動

　　導語：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漢族，河東(現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並稱為“韓柳”，與劉禹錫並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柳宗元與古文運動，歡迎大家閱讀!

　　由於政治見解與個人經歷的不同，柳宗元並不屬於韓愈那個作家群體，而且由於他長期貶謫在南方，離當時的文學中心較遠，所以他的古文理論與創作實踐沒有韓愈那麼大的影響，但是，柳宗元對古文復興運動，也有其獨特的貢獻。

　　和韓愈一樣，柳宗元也強調“文”與“道”的關係。他在《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中指出：“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說，寫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讀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辭只是傳達“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他更明確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則，在《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輔時及物”的作用，即能夠針對現實，經世致用。

　　基於這樣的認識，柳宗元也對駢文持批判態度。在《乞巧文》中，他諷刺駢文是“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驪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就是說駢文徒有表面的好看，並無實際的用處，甚至還會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兩漢之文，認為“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如漢之西京”(《柳宗直西漢文類序》)，主張寫文章要“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還要旁參《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史記》的氣勢、脈絡、文采等(《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大體上說，柳宗元的散文理論與韓愈很相近。在評價駢文時不無偏激，在強調以道為根本時難免忽視文學的獨立價值，但同時卻也很重視文辭氣勢等藝術性方面的考慮。至於他的文章，同樣不完全受他的理論的限制。

　　在文章的具體表現方面，柳宗元的看法與韓愈有些不同。

　　首先，韓愈比較偏重於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謂“不平則鳴”、“愁思之聲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飾的宣洩，而柳宗元則比較偏重於情感的含蓄表達方式。《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他自己作文：“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

　　就是說在創作中要平心靜氣，使內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現。這裡面有人生態度與宗教信仰的因素。韓愈激烈反佛，曾批評學佛者“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送高閒上人序》);而柳宗元卻信佛，曾多次反駁韓愈，認為佛教讓人“樂山水而嗜閒安”(《送僧浩初序》)，並主張感情不可過分外露，說“氣煩則慮亂，視雍則志滯。君子必有遊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三亭記》)。因此，他雖然常常壓抑不住心頭激情而寫出激烈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