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身份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寫本43首詩中，《宮中三章》題署“皇帝侍文李白”，李白的這一身份，也已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傅璇琮先生《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序》雲：“這次我在此書上編法藏部分中，看到P。2567、P。2552所錄唐詩叢鈔，有李白《宮中三章》，即其《宮中行樂詞八首》之前3首，原卷題下所署作者為‘皇帝侍文李白’，這對我忽似一大發現。據考此卷傳鈔時間為天寶十二載（753）以後，順宗李誦即位（805）之前。可見這一距李白時間很近的鈔錄者，確把李白僅僅視為‘皇帝侍文’，這是最為切合李白當時身份的。又如同卷頁78錄李白一詩題作《從駕溫泉宮醉後贈楊山人》，據徐俊校考，宋本《李翰林集》卷8、清編《全唐詩》卷168，均題作《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我認為從詩中所寫，及李白當時的身份，應是李白作為一個‘皇帝侍文’，隨從玄宗遊驪山，酒後作詩贈一友人。”[4]1周勳初《李白詩原貌之考索》：“《宮中三章》之下署作者之名，曰‘皇帝侍文李白’。這裡所記，雖然不是規範的官銜，卻是確切地反映了李白的身份。可知這組詩歌作於天寶二年左右，李白正在翰林供奉任上。身為文學侍從之臣，任務就在以文字侍奉皇上，玄宗正與楊貴妃行樂，李白自然要寫一些詞采富豔、音節和婉的詞作供奉內廷了。”[21]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們一致認為“皇帝侍文李白”表明的是李白的身份，而又不是規範的官銜。實則上我們考察敦煌抄卷對於詩歌作者身份的`記述，有“王昌齡，秘書郎”， “陶翰，禮部員外郎”，都是規範的官銜，按例如果僅對於李白錄其不規範的官銜，似乎不合道理。

　　另外，就李白身份而言，我們考察史書記載，《舊唐書》卷190下《文苑傳》：李白“與（吳）筠俱待詔翰林”[22]卷40，3207。《新唐書》卷202《文藝傳》：“帝賜食，親為（李白）調羹，有詔供奉翰林。”[23]卷202，5763李白《為宋中丞自薦志》：“翰林供奉李白。”[9]卷26，1217是李白為翰林供奉，即翰林待詔。但翰林供奉以下應該有具體的職責，考《資治通鑑》卷217：玄宗天寶十三載， “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23]卷217，6923。《舊唐書》卷43：皇帝在大明宮、興慶宮、西內、東都、華清宮都設立了待詔之所， “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煉、僧道、卜祝、術藝、書弈，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24]卷43，1853。《新唐書》卷46：“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23]卷46，1183是翰林待詔有文章、經術、數術、書、畫、琴、棋之士，蓋即侍文、侍書、侍畫、侍棋之職。在諸職之中，最重者是詞學，其身份就更加重要，故而唐時編纂《李白集》就題署李白的身份為“皇帝侍文李白”，敦煌寫本根據詩集抄錄，成為這樣一種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