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詩歌代表作
建安詩歌代表作
建安文學時期以詩歌成就最為顯著，許多作品從漢樂府民歌中吸取養料，能反映當時社會的動亂和人民流離失所的痛苦，體現了要求國家安定統一的願望和理想!
魏晉
建安七子
建安年間(公元196～220)七位文學家的合稱。最早提出“七子”之說的是曹丕，他在《典論·論文》中說:“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優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說，得到後世的普遍承認。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他們在漢末的社會大戰亂中，儘管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歷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脫顛沛困頓的命運。後期他們都先後依附於曹操，孔融任過少府、王粲任過侍中這樣的高階官職，其餘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過，孔融後來與曹操發生衝突，被殺。由於七人歸附曹操時間先後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後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幹、阮瑀在建安初，陳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劉楨、應瑒在建安十三年後。與他們的生活道路相對應，“七子”的創作大體上也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詩》、《登樓賦》，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劉楨《贈從弟》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調過於低沉感傷，如阮瑀《七哀詩》、劉楨《失題》“天地無期竟”等。後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的抱負，內容多為遊宴、贈答等;但有些對曹氏父子的頌揚，帶有清客陪臣口吻，顯露出庸俗的態度。然而，無論前、後期，“七子”的創作都是積極、健康的內容佔著主導地位。
“七子”的創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孔融長於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瑀，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在詩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風格的差異在於陳琳比較剛勁有力，阮瑀比較自然暢達。徐幹詩、賦皆能，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應瑒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文采。“七子”的創作風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這種時代風格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的：“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與“三曹”一起，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軍。他們對於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出過貢獻。
在詩歌方面，“七子”以寫五言詩為主。五言詩是直到東漢後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桓、靈之世“古詩”的出現，標誌著五言詩已經初步成熟。而“七子”的優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上更臻於精美。如徐幹的《室思》就比同一題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寫得細膩深厚。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等都作於漢末戰亂髮生之前，其寫作時間不一定比“古詩”晚，它們在五言詩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視。
在辭賦方面，“七子”寫了大量的小賦，他們在張衡、蔡邕等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礎上，為小賦的進一步繁榮作出了貢獻。“七子”的小賦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取材範圍更加擴大，題材的普通化、日常化，進一步沖淡了過去大賦的貴族性質;第二，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更趨加強，直接描寫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第三，抒情色彩愈益濃厚。對於“七子”的賦，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還特別認為王粲、徐幹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賦首”，說他們可與宋玉、司馬相如、左思、潘岳等並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陳琳、阮瑀的書記，徐幹、王粲的論說文，在當時都能獨樹一幟。它們的共同優點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貫注了作者獨特的氣質。“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薦禰衡疏》、《與曹公論盛孝章書》，陳琳《移豫州檄》、《為曹洪與魏太子書》，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王粲《務本論》、《荊州文學記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駢化的趨向，尤以孔融、陳琳比較顯著。他們的一些作品對偶整飭，又多用典故，成為從漢末到西晉散文駢化過程中的一個不能忽略的環節。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獨存徐幹的政治倫理專論《中論》。明代張溥輯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陳記室集》、《阮元瑜集》、《劉公幹集》、《應德璉休璉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楊逢辰輯有《建安七子集》。
正始體
正始為三國曹魏第三代皇帝曹芳年號，自公元240年至249年。不過習慣上所說的“正始體”，是指包括正始在內的整個曹魏後期(240～265)的文學風貌。
從文學史階段來說，正始上承建安，下接太康，是一個重要的文學轉折時期。然而正始文學，並非渾然一體，大略又可析為兩個流派。一派以何晏、王弼為代表，史稱“王何”。這派作者都宗尚老莊，校練名理，喜好玄談。他們大多出身貴族，身居高位。他們的詩歌，大多以抒發道家志趣為主旨，娛心老莊、遊志玄虛，所以劉勰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文心雕龍·明詩》)另一派以嵇康、阮籍為代表，包括“竹林七賢”中的一些人。他們也都宗尚老莊，喜好清言，但對現實矛盾也比較關心。他們的詩歌以抒發自己的現實生活感受為主，有比較深厚的內容，加上藝術技巧比較圓熟，成就大大超過前一派，阮籍的《詠懷詩》是最優秀的代表。劉勰說：“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同前)正是指出了他們創作的基本特色。不過，由於這一派作家大多處在執掌大權的司馬氏集團的政治高壓之下，處境微妙而危殆，所以他們作品的鋒芒和現實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著限制。總的來說，嵇、阮一派繼承著建安文學的`遺風，表現了時代現實的特色，而王、何一派則與建安文學傳統已經脫節，開了兩晉玄虛之風的先河。這兩派的綜合，就構成“正始體”的基本面貌。
太康體
這是西晉時期一種詩風，或一種詩體。“太康”(公元280～289)為西晉武帝司馬炎的年號。“太康體”之名，始見宋嚴羽《滄浪詩話·詩體》。嚴說本於梁鍾嶸《詩品》“太康中，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鍾嶸此論，是概述西晉初年和中期一個階段的詩風。而嚴羽則明確指太康時期以左思、潘岳等為代表的詩體，即其所謂“分明別是一副語言”。
太康前後是西晉文壇上比較繁榮的時期，眾多的作家都有不少傳世之作。太康詩歌一般以陸機、潘岳為代表。他們的詩歌比較注重藝術形式的追求，講究辭藻華美和對偶工整，“縟旨星稠、繁文綺合”(《宋書·謝靈運傳》)。詩歌的技巧雖更臻精美，但有時過分追求形式，往往失於雕琢，流於拙滯，筆力平弱。總之“採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龍·明詩》)，是這一時期詩人的總風格。不過每個作家仍有獨特之處，“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世說新語·文學》)。其他如張協以造語新穎，“巧構形似之言”著稱。左思則在太康詩風中獨樹一幟。其詩內容充實、語言質樸，氣勢雄渾，“似孟德而加以流麗，仿子建而獨能簡貴”(《采菽堂古詩選》卷十一)，不失漢魏遺風。
玄言詩
一種以闡釋老莊和佛教哲理為主要內容的詩歌。約起於西晉之末而盛行於東晉。自魏晉以後，社會動盪不安，士大夫託意玄虛以求全身遠禍。到了西晉後期，這種風氣，逐步影響到詩歌創作。尤其是東晉時代，更因佛教的盛行，使玄學與佛教逐步結合，許多詩人都用詩歌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對玄理的領悟。《文心雕龍·時序》篇說：“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老子)之旨歸，賦乃漆園(莊子)之義疏。”《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還指出“過江(指東晉)佛理尤盛”。這個詩派的出現，雖反映了魏晉玄學對文學的影響，但其實質則與王弼、何晏、阮籍、嵇康等早期玄學家不盡相同。西晉後期，玄學已成為門閥士族的思想理論，這種理論又經東晉支遁諸人之手，與佛教思想結合起來，反映當時士大夫逃避現實的精神狀態。孫綽、許詢是玄言詩人的代表。由於玄言詩大多“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詩品序》)，缺乏藝術形象及真摯感情，文學價值不高，所以作品絕大多數失傳。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輯有孫綽詩12首、許詢詩3首。此外，謝安、王羲之等所作的《蘭亭詩》，也是典型的玄言詩。不過由於魏晉玄學提倡“得意忘象”，所以自然景物也往往作為領略玄趣的：“言象”出現在玄言詩人的筆下。如孫綽《秋日》詩就寫得較有文采。許詢也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的寫景佳句。《蘭亭詩》中也有較為生動的景物描寫。謝靈運那種夾帶玄言的山水詩，和陶淵明一些詩所創造的恬淡意境，似也多少受到玄言詩的影響。
代表作家：孫綽、許詢、謝安、王羲之。
竹林七賢
三國魏末七位名士的合稱，他們是譙國嵇康、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內向秀、沛國劉伶、陳留阮咸、琅邪王戎。由於他們互有交往，而且曾集於山陽(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稱竹林七賢。七人的思想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劉伶、阮咸始終服膺老莊，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在政治態度上的分歧比較明顯。嵇康、阮籍、劉伶等仕魏而對執掌大權、已成取代之勢的司馬氏集團持不合作態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阮咸入晉曾為散騎侍郎，但不為司馬炎所重。山濤起先“隱身自晦”，但40歲後出仕，投靠司馬師，歷任尚書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為司馬氏政權的高官。王戎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晉後長期為侍中、吏部尚書、司徒等，歷仕晉武帝、惠帝兩朝，至八王亂起，仍優遊暇豫，不失其位。
七人在文學創作上成就不一。阮籍的五言詩，嵇康的散文，在文學史上都佔重要地位。向秀的賦，今存唯《思舊賦》一篇，篇帙短小，感情深摯，亦稱名作。劉伶有散文《酒德頌》，風格與阮籍《大人先生傳》頗相接近。他的五言詩也有一定水平，但今存作品很少。阮咸精通音律，然而在文學方面沒有留下作品。山濤、王戎雖擅清言，但似乎不長於文筆。《隋書·經籍志》著錄山濤有集5卷，今所見佚文，全部是奏啟文字，文學價值不大。王戎的著作則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