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與古文運動

　　引導語：中唐後期，韓愈、柳宗元倡導古文運動，這場運動在中國古文發展史上都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在我們熟悉的唐代文學家中，韓愈或許是最具士大夫品格的一位。我們從“古文運動”的文學史高度理解韓愈，也對韓愈諫迎佛骨、夕貶潮州、祭鱷魚、興邊鄙的掌故耳熟能詳。

　　但其實韓愈也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洞見和行動能力的政治家。而韓愈平叛的事業，也與其文字生涯互為表裡。

　　眾所周知，藩鎮割據是導致唐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韓愈生活的德宗、憲宗、穆宗時代，藩鎮割據已經成為了帝國的癌症。成德節度使田弘正，本是叛將田承嗣之侄。

　　田弘正感於大義，歸降唐朝，被擢升為中書令兼成德節度使。然其部將王廷湊率部兵變，殺死田弘正及其將士、家人三百餘人，自立為節度使留後兼知兵馬使。王廷湊本是回鶻人。唐朝因藩鎮離心，軍權松分散，便只好僱傭異族武人以對抗。

　　然僱傭軍畢竟難以控制，終究離心離德，釀成禍亂。當時韓愈剛剛從潮州謫居任上回京，擔任了短暫的國子祭酒之後轉任兵部侍郎。傾危思重臣，而韓愈故友元稹的一句“韓愈可惜”，也讓穆宗皇帝再次想到韓愈。穆宗以河東節度使裴度充任幽、鎮兩道招撫使，韓愈也臨危受命宣撫，並被授權便宜行事。韓愈孤身進入王廷湊營地，王廷湊擺開陣勢，以大軍相迎。

　　當然，王廷湊知道韓愈不好對付，便忙將責任推給士卒，說田弘正之死完全是士卒譁變的結果。韓愈不吃這一套，厲聲說：“皇上賞識你的才能，賜你節仗，你卻辜負皇恩，大逆不道，是何道理?”王廷湊的軍士中也有人站出來說：“先太師(田弘正)曾平定朱滔叛亂，血衣猶在，我們也流血流汗，不負國家，國家為什麼以我們為反側?”這名士兵顯然是在偷換概念，把朝廷鎮壓王廷湊置換成了追究田弘正。

　　韓愈抓住這一點說：“我以為你不記得先太師了。記得就好。天寶以來，背叛朝廷的節度使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都有子孫在嗎?有繼續為官的嗎?”大家只能回答“沒有”。韓愈又說：“先太師田弘正以魏博六鎮歸順朝廷，這是人所共知的。”軍人忙搶白：“田弘正刻薄少恩，所以我們才不安。”韓愈順勢說：“但你們殺了田太師及其家人，究竟誰更無理?”大家無可置對，只能說“對”。王廷湊害怕眾軍人又反過來倒戈於自己，只好做出讓步：“您想讓我怎麼樣呢?”韓愈說：“神策軍將領如牛元翼那樣的雖然不少，但朝廷顧全大局，不忍處置。您擅自圍攻，是何緣由?”神策軍是唐朝的中央軍。然而唐朝中央集權的鬆散，使得神策軍復又成了宦官掌控的私人軍隊。雖然如此，在中央軍與藩鎮之間，朝廷自然要偏袒中央軍。

　　雖有姑息之嫌，也是無奈之舉。王廷湊忙說：“那我馬上解圍。”韓愈說：“如果真能這樣，你便不會受到追究。”於是王廷湊暫時屈服，鎮州的危機暫時得到紓解。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說道“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當然，這並不是說亂世之音便只有怨怒，衰世之音便只有哀思。

　　相反，亂世中也有不少挽狂瀾於既倒的志士，用文字來對抗時勢的艱危。這是一種對時代的“逆反應”。“古文運動”與其說僅是一種文體的焦慮，不如說更是一種政治的焦慮，是唐王朝國運在文學上的反映，也是對唐王朝內重外輕的衰微局面的逆挽。駢文與散文表面上是文體的差異，實質上則是其背後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秩序的`差異。

　　梁朝裴子野說“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氣，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適。”六朝駢文體現了一種封建化的小共同體的趣味。六朝駢文以門閥政治和偏安王朝的政治形態為基礎。六朝文體之卑弱，正是因為它們只是沒落貴族小共同體“用以自適”的產物。六朝駢文作為去政治化的“純粹文學”，已脫離大共同體的政治生活，淪為小共同體成員之間汲引應酬的玩物。

　　正是小共同體分利自肥的性質阻礙了國家的統一。而韓愈力圖恢復的三代兩漢古文，則寄託了儒家的大一統理念：“古文”既是“書同文”格局下的“形四方之氣”的“雅言”，是統一的政治生態的產物，也是先王政典的載體，是公共性對私人性的超越。

　　由文體而引發的“古今之爭”不啻是大共同體與小共同體的意識形態的交鋒，以期重建唐王朝的大一統秩序。所以韓愈的“文以載道”，所載的也並非腐儒呼天的迂闊之道，而是急用先學的經綸之道。而作為平叛有功計程車大夫，對於古文的推進，自然也比導其先路的獨孤及、梁肅等古文家高出一個層次，因為這是韓愈自身政治經驗的自然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