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唐間史學的發展論文
論漢唐間史學的發展論文
在以上各個專題的討論中，我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在本書即將結束的時候，有必要從總的方面給予論述。
從總體上看，漢唐史學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當然是司馬遷《史記》的問世了。這是史學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按我的理解，《史記》既是大一統的政治局面下的產物，同時也是對戰國文化的一次歷史總結。沒有戰國以來“人之發現”的歷史潮流，沒有戰國文化傳統在西漢的延續，就不會有以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史記》的問世。對此，我在前面的具體討論中論述已多，這裡無須更多的說明。需要給予較多說明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
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第一次給予全面總結的是《隋書·經籍志》，後來又有劉知幾的《史通》。《隋書·經籍志》限於體例，較為簡單，不如《史通》細密。《史通》對從古至今，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發展從多個方面做了詳細的介紹和評判。但是，劉知幾其實並不理解這一時期史學的特殊意義。只是因為魏晉南北朝距離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所以才使得《史通》的論述自然以魏晉南北朝為主。唐代以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對魏晉南北朝史料進行了系統的整理，清代學者更是對這一時期的幾乎每一部史書都給予了細緻的考訂。所有這些前代學者的工作都很有價值，為我們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幫助。
上個世紀，學者們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特點多有關注。週一良先生曾就此專門撰文探討。他指出，這一階段史學發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史學的獨立：“從典籍的分類來看，史學著作擺脫了隸屬於《春秋》、作為經部附屬品的地位而獨立了。這也就意味著，史學從而成為獨立的學科。”二，設立專職史官：“繼承先秦以來太史記錄當代史事的傳統而加以改革，設立專職史官，不再兼管天文曆法，四百年間沒有中斷。”三，史書的種類與數目增多：“比起前一時期，史部著作數目驟增，性質複雜多樣，門類異彩紛呈。”四，編年紀傳並行：“與後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編年體與紀傳體兩者並重，相輔而行。”五，譜牒之學出現：史學著作中“出現一個分支——譜牒之學。這幾百年中，家譜、族譜大為興盛，數目驟增，種類繁多，譜學成為世代相傳的專門之學”。六，宗教史書籍出現：“佛教與道教史書在紀傳體史籍中正式佔一席地，有關僧人與道士的傳記開始出現。由於大量佛經譯為漢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編制目錄，作為史學分支之一的佛經目錄之學，也建立起來。”
對這些特點的總結，反映出週一良先生所注意的已經不侷限於個別史學家，也不侷限於某一部史學著作，而是要努力從史學與經學、史學與宗教、史學著作的體裁、史官制度等等大的方面考慮。在今天看來，這些特點或許還可以進一步歸納，如專職史官的設立與史學的獨立可能就同屬一個問題，又如譜牒之學與宗教方面的書籍似乎也可以理解為“史書的種類與數目增多”的又一個例證。
周先生的上述概括具有啟發性。不過，若拋開這些具體問題不論，我們將面對著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即在眾多特點的背後，制約著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到底有哪些？
應該說，制約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最重要因素當首推史學的獨立。史學獨立意義不可低估。如果還像漢代那樣，經學維持一統天下的局面，士人注意力全在經學，史學就很難有大的發展。史學的獨立確實為史學的發展贏得了一個更大的空間。不過儘管如此，我並不主張把經與史的分離過程理解得過於絕對。前文討論經史關係時，實際上比較強調的是史學對經學、特別是對古文經學的繼承。我之所以特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若把經史關係理解得過於絕對，一方面不符合歷史事實，另一方面也勢必會使學術的演變失去過渡環節，變得難以理解。而從史學繼承經學這個角度出發，則可以解釋很多問題。如史學著作在語言、體裁、註釋方法諸方面對經學的模擬、史學著作的繁簡變化以及史學批評原則的改變等等現象都可以由此得到說明。
制約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私人修史的盛行。關於這個問題，金毓黻先生早有論說。他在《中國史學史》書中專列了《魏晉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一章，以“私家修史”來概括魏晉南北朝史學，確實是抓住了問題的要害。這一時期，史學著作之所以種類繁多、數量劇增，關鍵原因就在於眾多私人紛紛自發修史。從這個角度出發，也可以解釋很多問題。私人修史為何會如此盛行？金毓黻先生有如下一段解釋：
當此之時，私家作史，何以若是之多，其故可得而言。兩漢經史，最重家法，至後漢鄭玄，而結集古今學之大成。魏晉以後，轉尚玄言，經術日微，學士大夫有志撰述者，無可抒其蘊蓄，乃寄情乙部，壹意造史，此原於經學之衰者一也。自班固自造《漢書》，見稱於明帝，當代典籍史實，悉集於蘭臺東觀，於是又命劉珍等作《漢紀》，以續班書，迄於漢亡，而未嘗或輟。自斯以來，撰史之風，被於一世，魏晉之君，亦多措意於是，王沈《魏書》，本由官撰；陳壽《國志》，就家迻寫；晉代聞人，有若張華、庾亮，或宏獎風流，或給以紙筆，是以人竟為史，自況馬、班，此原於君相之好尚者二也。古代史官世守之制，至漢已革，又自後漢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更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紀見聞，以備遺亡，後則群才景慕，作者甚眾，《隋志》論之詳矣，此原於學者之修墜者三也。若乃晉遭“八王之亂”，南則典午偏安，以逮宋、齊、梁、陳，北則諸國割據，以逮魏、齊、周、隋，歷年三百，始合於一。割據之世，才俊眾於一統，徵之於古，往往而然。當時士夫各有紀錄，未肯後人，因之各有國史，美富可稱，此原於諸國之相竟者四也。綜上所論，具此四因，私史日多，又何足怪。[1]
金先生列舉了四條原因。其中有的解釋是比較勉強的。如以“君相之好尚”論說就失之於空泛。唐初，“君相之好尚”超過往昔，遂有大規模修史活動發生。然而也正是從此開始，私人修史日益衰微。以“割據之世”諸國竟相修史來解釋也有難通之處。因為北方割據諸國最多，但所修之史往往並非私撰。私人紛紛撰史更多地是在漢末魏晉以至南朝，通常所謂“八家《後漢書》”、“十八家《晉書》”就是出自這一時期。這與“割據之世”沒有什麼關係。
我認為，影響私人修史最重要的因素在於專制皇權強大與否。漢末以來，皇權衰落，“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這是造成漢晉時期私人修史蓬勃發展的最關鍵原因。反面的例證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從十六國開始，北方地區正是由於皇權的干預，所以才缺乏私人修史的風氣，從而使得史學著作在種類、數量上都不能與南方相比。同樣，與魏晉相比，南朝專制皇權有了很大加強，所以就出現了大量的奉敕之作，出現了從私撰到官修的發展趨勢。隋唐的情況也是如此，因為國家禁止私人修史，所以魏晉以來因大量私人修史而造成的史學繁榮局面終告結束。總之，專制皇權強弱與私人修史多寡這兩個方面存在著明顯的關聯。
關於“私人修史”問題，還有進一步深究的必要。東漢以後，士人群體表現得十分活躍。如果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各種型別的史學著作其實大都是士人以及由此而演化出計程車族所作。因此所謂“私人修史”也可稱之為“士人修史”、“士族修史”。士人或者說士族修史不完全是為國之興亡考慮，而是往往有著很強的個人的、家族的目的。他們或是借修史以求個人之不朽，或是借修史以記錄家族的輝煌。因此，史學著作所記載的也多是他們自身的歷史，不論是人物別傳、家傳、郡書，或者是家譜都是如此。就連記錄“街談巷議”的小說中的主人公也多是當時著名計程車人、士族。這與漢代小說是很不一樣的。影響所及，甚至後來被稱之為“正史”的王朝史，如何法盛的《晉中興書》、魏收的《魏書》、李延壽的《南史》、《北史》等等也都有大量對士族家世的介紹。
關於這一時期史書多記士族活動，錢穆先生曾有論述。他認為《隋志》史部“十三類中重要的，一是人物傳記，其次便是地理記載”。[2]他解釋說：“蓋人物與地理有關，二者之受重視，則為當時門第郡望觀念之影響。”[3]
錢穆先生注意到了“人物傳記”的重要性，這與我的理解相當接近。他所說的“人物”其實就是我所說計程車人、士族。不過，我還是更願意用“士人”、“士族”這樣的稱謂，而不用錢穆先生所說的“人物”。因為在這之前，司馬遷的紀傳體《史記》不也是重視“人物”嗎？所以泛泛地說重視人物，必然會模糊兩個時期史學的不同。實際上，司馬遷與魏晉以後史家所重視的“人物”是有很大不同的。春秋戰國以來，對“人”之所以重視，是因為國之興衰在“人”。出發點是“國”，而不是“人”。此外，在戰國以來民本思潮的'影響下，司馬遷非常關注下層社會普通人物的生活與命運。可見，雖然同樣是記載“人物”的活動，但《史記》中的“人物”與魏晉以後史學著作中的“人物”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此外，把“人物傳記”與“地理記載”聯絡起來也是很難成立的。錢穆先生所謂“人物傳記”就是指我們前面討論過的包括了高士傳、名士傳、別傳、家傳、郡書等等在內的雜傳。按本書的理解，雜傳與地理書並沒有什麼關係。地理書是由於當時的人們對異物以及山水風光感興趣而盛行起來的，而大量人物傳記則是受當時人物品評風氣影響而出現的。地誌盛行於漢魏六朝，而雜傳到南朝便已衰微；地誌主要出自南方，而雜傳卻並非如此。二者在時間、空間上的分佈都是不吻合的。錢穆並沒有具體研究過這兩類書，卻試圖用門第社會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來簡單地、籠統地解釋問題。這是他出錯的一個根本原因。
真正屬於一個時代的特點總是會隨著這個時代的結束而消失。南朝以後，政治上，士族逐漸退出舞臺；學術上，私人修史日漸衰微，史書數量減少，而魏晉南北朝寫成的史書也大多散失了，今天能看到的寥寥無幾。那麼，這個時代的史學究竟在史學史上留下了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我們先來看錢穆先生的評價。錢穆先生對這一時期史學評價不高。他在批評劉知幾時連帶批評了魏晉以來的史學。他說：“史書最重要的要能看出當時這許多史事背後的實情和意向，而劉知幾《史通》在這方面是缺乏的。他只注意在幾部史書的文字上，沒有注意到史的內容上。他只論史法，沒有真接觸到史學。苟無史學，他所論的史法，都是膚淺的、皮毛的。”[4]他又說：“總之，劉知幾只注意到史書，沒有注意到歷史本身，也沒有注意到寫歷史的背後的這個人。”劉知幾何以至此？錢先生分析說：“若使在劉知幾以前，史學界早有一番極高明的史學的話，劉知幾也就不止於此。正因為從班孟堅《漢書》以下，都不能和司馬遷《史記》相比。《三國志》、《後漢書》一路下來，經學史學大義慢慢迷失，所以當時人已只懂看重班孟堅的《漢書》，而不能看重到太史公的《史記》。講材料，班固《漢書》是來得細密了，或許可在《史記》之上。但講史識、講學問的大精神，《史記》這一套，班固就沒有學到。以後一路跟著班固的路，史學慢慢走向下坡，我們只要讀劉知幾的《史通》，就可以回過頭來，看東漢以後史學的慢慢兒地暗淡了。”他又說：“（東漢到唐初）在外觀上，是史學很盛，但是看到他的內裡精神方面去，史學實已衰了，遠不能同從周公孔子到司馬遷那一段相比。”[5]
錢穆先生的意見有相當大的合理性。從今人的角度看，《史通》確實是境界不高。劉知幾只是關注史書的體例，缺乏思想深度。他的侷限性也正如錢先生所說，是由他以前史學發展狀況所決定的。從東漢到唐初，的確是沒有任何一個史學家可以和司馬遷相比。司馬遷的史學具有很強的歷史哲學色彩。他不滿足於對歷史事實的陳述，而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為什麼能有這樣高的追求呢？關鍵還在於戰國以來思想界的認識已經達到了這種境界。而司馬遷以後，思想界並沒有提供出新的可資利用的東西。在史家歷史觀念中佔據統治地位的還是諸如天人感應、五德終始等舊的思想。魏晉一代雖有新思想發生，但玄學卻沒有、也不可能幫助人們在歷史認識上有進一步的深化。所以，眾多史家只能在體裁上做文章。體裁的豐富遠遠超過了思想的豐富。
儘管如此，我並不同意錢穆先生所說東漢以後的史學只是在走下坡路，“慢慢地暗淡了。”這樣看問題未免簡單化了。固然就單個史家而言，沒有人可以和司馬遷相比，但於眾多史家的不懈努力中，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史學的進步。
在我看來，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它促進了史學批評的發展。從先秦到兩漢，雖然已經有了一些史學批評的萌芽，但畢竟是極初步、極簡單的。孔子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6]西漢“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7]漢以後，“文直”、“事核”、“實錄”仍然是評價史書的主要原則。西晉人評價陳壽書：“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8]東晉王導建議修國史，其言曰：“務以實錄為後代之準。”[9]後燕董統受詔修史，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貶過美，有慚董史之直。”[10]北魏高允說：“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11]南齊崔祖思批評當時史官說：“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諛為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12]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末尾將這些原則簡潔地概括為：“辭宗丘明，直歸南董。”
除了繼承前人的上述評價標準外，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批評所涉及的領域有了很大的拓展。如對史書繁簡問題的討論，對條例、史論的重視，對文與史不同評價標準的認識，對編年體、紀傳體體裁優劣的思考都是新出現的史學批評內容。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對史學著作內部的分類也日益重視。梁代阮孝緒在《七錄》“紀傳錄”中把史學著作分為以下十二類：國史、注歷、舊事、職官、儀典、法制、偽史、雜傳、鬼神、土地、譜狀、簿錄。[13]《隋書·經籍志》史部基本上繼承了這個分類原則，又將史書分為十三類。分類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它很自然地導致人們對各種史學著作的體裁以及源流作進一步的思考。以後劉知幾的《史通》在很多場合正是在分類的原則下展開了對各種史學著作的評論。
總之，這一時期史學批評取得了明顯的進步。究其原因，則在於史學著作數量的激增與種類的繁多。由此史家才有了一個比較、鑑別各種史書的可能。翻檢《史通》，可以看到劉知幾談任何一個問題，都要舉出大量的史書作為例證。如果唐初的史書還是像《漢書·藝文志》所列舉的那樣，只有為數有限的幾種，劉知幾是斷然寫不出《史通》的。由此我們也看到，魏晉南北朝史家所撰寫的絕大多數史學著作雖然早有不存，但其價值卻透過另外一種方式得到了體現。
從今天的角度看，《史通》固然水平不高，但它的出現卻極有意義。它標誌著史學批評已經不再是一種對史學著作隨意的、零星的評價，而是變成了一種自覺的、系統的學問。史學內部的一個新的領域由此而形成。有趣的是，錢穆對劉知幾多有微詞，而劉知幾在《史通》中對前代史家也是批評多於讚揚。他不理解，正是這眾多遭到他批評的史學著作的存在，才使得他成就了自己的事業。
如果用最扼要的方式概括漢唐間史學的發展，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表述：在這一歷史時期開始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史記》；在這一歷史時期結束的時候，我們又看到了《史通》。《史記》是對此前戰國學術的歷史總結，而《史通》則是對此前魏晉南北朝學術的歷史總結。在這裡我們分明感受到，在史學發展的漫長道路上，那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進步往往不是突如其來的。
[1]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第四章《魏晉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105頁。
[2]錢穆：《綜論東漢到隋的史學演進》，《中國史學名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112頁。
[3]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東大圖書公司1985年版。
[4]錢穆：《劉知幾<史通>》，《中國史學名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
[5]錢穆：同上。
[6]《左傳》宣公二年。
[7]《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贊。
[8]《晉書》卷八二《陳壽傳》。
[9]《晉書》卷八二《幹寶傳》。
[10]《史通·古今正史》。
[11]《魏書》卷四八《高允傳》。
[12]《南齊書》卷二八《崔祖思傳》。
[13]《廣弘明集》卷三阮孝緒《七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