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詩學》讀後感範文
亞里士多德《詩學》讀後感範文
亞里士多德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的鉅著《詩學》是西方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文藝理論著作，詩學讀書心得體會2000字。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說：“《詩學》是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學論文，也是迄今至世紀末葉一切美學概念的根據。”他的說法是十分貼切的。《詩學》雖篇幅短小，但理論精闢，氣度非凡，是部值得我們仔細研讀的文藝理論著作。
關於《詩學》首先值得我們研析的便是“摹仿說”。亞里士多德把“摹仿”當做是區別詩和自然科學論著的特徵，強調摹仿是人的本能，摒棄了柏拉圖的“理式”，肯定了現實世界的真實性，也肯定了摹仿的藝術真實性，看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統一。在第一章中，他提到，“史詩的編制，悲劇、喜劇、狄蘇朗勃斯的編寫以及絕大部分供阿洛斯和豎琴演奏的音樂，這一切總的來說都是摹仿。”也就肯定了摹仿是藝術的起源與本質，藝術要表現美，就離不開摹仿。“有人用色彩和形態摹仿??而有一些人則藉助聲音來達到同樣的目的??舞蹈者透過糅合在舞姿中的節奏表現人的性格、情感、行動。”肯定了摹仿要藉助一定的形式，同時也要也內容相結合，一切藝術，一切可以稱之為美的藝術都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另外，在第二章一開頭他提到既然摹仿是表現行動中的人，這些人必然不是好人便是卑俗低劣者，他們描述的人物就要麼比我們好，要麼比我們差，要麼就等同於我們這樣的人。”進一步說明了文藝與現實的關係，文藝所表現的人，要麼是現實生活中的原型，要麼是在其基礎上對人物進行更深層次的塑造，不限於單純的摹仿，在原有的基礎上融入自己的情感，對人物進行昇華，才能使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得更有美感，用個別表現一般，透過特殊表現普遍。在第二十五章中，亞里士多德主張照事物或人物應該有的樣子去描寫，是他認為的理想的創作方法，在創作時要遵循事物發展的內在本質規律，肯定了藝術的真實性，文藝的現實性。描寫人物是“合情合理的”，“符合必然律或可然律”，所以在第十五章中，他對人物性格塑造要求性格應該好，應該適宜，應該相似，應該一致，必須始終符合必然或可然的原則。在假定的情況下，把故事寫得逼真，讓人覺得身臨其境，詩人應該像畫家一樣，在刻畫原型的基礎上把肖像畫得比人更美。因此，亞里士多德關於摹仿的觀點，一是強調其真實性，而是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三是強調摹仿原型的基礎上進行深入刻畫。
亞里士多德《詩學》還深刻論述了悲劇理論觀點。悲劇性是藝術世界中悲劇衝突、悲劇事件引發的一種價值體驗。在第十三章中，亞里士多德提到，最完美的悲劇情節應該是單線的、複雜的應該表現人物由順境轉入逆境，之所以不幸是因為犯了某種嚴重的錯誤。也就是悲劇主角的“過失說”：悲劇主角的遭遇不是由於命運的不公，而是由於某種過失或弱點，其性格“和我們自己類似”才能使悲劇作品達到完美，做到道德的、邏輯的、審美的辯證統一。另外關於悲劇他提到了“淨化說”悲劇淨化哀憐和恐懼兩種情緒，“為社會提供了一種無害的、公眾樂於接受的能夠調節生理和心態的途徑。”也就是說，淨化的本質是教育和美感的結合。在悲劇中，情節是其靈魂，突轉和發現又是情節中最能打動人心的部分。悲劇要表現的思想很重要，其表現媒介言語也同樣重要。但是其悲劇說也有一定的侷限性，悲劇的更重要的道德作用還在於它能使人從中認識到人生百態中蘊含的深刻哲理，吸取經驗接受教訓。
再者，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還強調了藝術是有機的整體，部分與全體密切聯絡才產生和諧。在第八章裡，他論述到：“情節既然是對行動的摹仿，就必須摹仿一個單一而完整的行動。挪動或刪減任何一部分就會使整體松節和脫裂。”所以，一部好的'藝術作品要把部分和整體緊密地結合起來，才能達到美的境界。在第七章中他也提到情節應該是一個整體，由起始、中段和結尾組成。而由這些部分組成的整體，又要有適當的長度，也就是說，作品也有其黃金比例，只有達到那個合適的度，才能稱得上美。亞里士多德也要求詩人是理智的，“詩人應儘量吧所寫的情景擺在眼前，把它看得活靈活現，恍如身臨其境。”也就是說，創造者要從整體來構思整部作品，不把眼光侷限於眼前所看到的。
“雨後的土地總是溼的，但是下雨不是使土地變溼的唯一原因。”別人所認為的美，你沒看到，或者說你有另外的評判標準，你不能說它是不美的。
最後要談到的是，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有其獨特偉大的文藝內涵，但也有一定的侷限性。其美學觀點具有一定的階級性。在第三章中他寫道：“索福克勒斯是與荷馬同類的藝術家，因為他們都摹仿高貴者。”他所認為的悲劇主人公都是享有盛名的境遇很好的人，在第十三章他明顯涉及到：“最好的悲劇都取材於少數幾個家族的故事。”所以亞里士多德的文藝思想具有一定的階級性，而有時候，不平凡的事往往是平凡的人做出來的。
亞里士多德的文藝理論觀點雖然有一定的侷限性，但是其進步思想還是值得後世學習的。《詩學》不僅是古希臘文藝思想的結晶，也是西方主要美學概念的重要根據，成為後來者的典範，為西方文藝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雄霸了兩千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