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軾的藝術創作

　　蘇軾具有多方面的文學才能，他的詩、詞和散文在北宋文學中都是成就很高的。

　　蘇軾創作所觸及的社會生活面比之同時期的許多作家都較為廣闊。他長期在各地遊宦，與種種不同身分的人物過從交遊，擴大了他的視野，豐富了他的閱歷，使他的作品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封建士大夫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和生活面貌。他對詞的題材領域的開拓，更具有突出的革新意義。蘇軾也關心當時的政治社會問題，寫了一些反映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詩詞。然而對於這個主題的表現，一般說來，是缺乏廣度和深度的。

　　蘇軾在藝術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他是一個富有才華的作家。筆力縱橫，揮灑自如，是他創作的共同特色。他稱讚一位朋友的作品“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其實他自己的詩詞和散文常常達到了這樣的境界。他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文說》）正是對於這個特點的自評和自誇。他的七言古詩、詞的長調和議論文字等，更是才情奔放，氣勢澎湃，而又能收能放，舒捲無不如意。他的許多作品又表現為婉轉含蓄和輕靈流麗。風格的多樣化是作家藝術上趨向成熟的一種標誌。除了共同特點外，詩、詞和散文還各有不同的風貌，對傳統的藝術表現方法和手段都有所變化和發展。

　　蘇軾的詩儲存下來的有四千多首。跟詞和散文比起來，詩的內容較為豐富。

　　他寫了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詩。其中大都和反對新法有關，如《山村五絕》《吳中田婦嘆》、《贈孫莘老七絕》、《寄劉孝權》、《戲子由》等。它們表現了詩人悲劇性的思想矛盾：他真心地希望人民生活能夠有所改善，但又竭力排斥能給他們帶來一定好處的新政。這是受了頑固的舊黨立場的影響。然而，由於與現實有一定的聯絡，這些詩中對生活現象的具體描寫，主要不是落後的政治思想的簡單圖解，而是反映了某種真實。如“風霜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吳中田婦嘆》）的深沉感慨，“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做基礎，顯出特殊的真實感。他的比喻是更具特色的。他不僅把辭別的舊歲比成遊向幽壑的蛇（《別歲》），用歷史人物的性格來比擬不同的茶味（《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而且往往接二連三地用多種形象來形容事物的一種狀態。如《百步洪》一口氣用七種形象來寫水勢的洶湧，造成很好的藝術效果。一句中連用兩個比喻，這在別人的詩中尤為少見。

　　蘇軾自由奔放的風格往往又與縝密的觀察和細緻的表現結合在一起。他的優秀的詠物詩都可以看出“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答謝民師書》）的功力。他的七古長篇注意佈局謀篇的'完整，使之雖有一瀉千里之勢而又能“文理自然”。蘇軾詩的特點還在於：作為詩人，他對事物的詩意的感受有時並不比他的觀察和思索更敏銳和更深刻。他的不少詩，可以寫得動盪流走，不落平板，但詩的形象往往不夠鮮明和飽滿，而以一種理趣見勝。即使像《題西林壁》、《琴詩》等，它們獲得人們的喜愛，也並不由於其中有多少詩味，而是在司空見慣的事物中，突然揭示了帶有哲理性的問題，說出了一般人心會而不易說出的東西。這種哲理詩雖然吸收了禪偈的機鋒，但和他那些枯燥無聊的“禪詩”是有區別的。

　　蘇軾詩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這是受了韓愈“以文為詩”的影響而又有所發展，也是宋詩的一個共同特徵。蘇詩的議論化，固然有助於抒寫的自由和格調的流暢，比之韓愈等人，也較少矯奇立異的弊病，如《鳳翔八觀》、《孫莘老求墨妙亭詩》、《和子由論書》等還是可讀的；但他同樣無法克服議論化的根本缺點：對詩的形象性和韻律美的損害，並且容易造成詩歌語言的鬆散。議論化又和他的矜才炫學的習氣相結合，更是十分嚴重地影響了創作的成就。一是用典。蘇軾詩中雖有個別用典較能幫助意境的創造，但大都是典故的堆砌。像《賀人生子》、《戲張子野買妾》等，句句用典，有的甚至一句用兩個或三個典故。有不少典故在他詩中重複使用。他幾乎襲用了《莊子》所有的寓言和警語，又大量採用佛典。這就使作品變得滯悶和艱奧，人們往往被一大堆典故擋住去路，很難立刻進入詩的境界。另一是和韻。魏晉以來，詩人唱和本來是不拘體制也不襲原韻的，唐代白居易和元稹、皮日休和陸龜蒙等人稍開和韻風氣。到了蘇軾手裡，每每與詩友“數往見之，往必作詩，詩必以前韻”（《岐亭五首序》）。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反而津津有味地當作寫詩的目的。他不僅跟朋友們往返酬和，而且和自己詩的韻，和古人詩的韻。《滹南詩話》中指出，他的詩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於天全者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在這大量和韻詩中，佳作確實不多，和他有成就有特色的詩相比，顯得很不調和，難怪引起有識見的評論家對於詩人浪費才華的惋惜。

　　蘇軾在我國詞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劉辰翁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辛稼軒詞序》）詞的詩化和散文化是蘇軾的大膽嘗試。詞的詩化，並不是取消詞作為獨立文學樣式的體制和格律，而是意味著詞的題材的擴大，作家個性更鮮明的呈現，語言的革新。和這相聯絡，他創立了與傳統的婉約詞派相對立的豪放派。這給詞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途徑：“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雞漫志》卷二）但是蘇軾的詩本來就有“以文為詩，以才學為詩”的特點，他在“以詩為詞”時，也把這些東西帶進詞的領域，這就是詞的散文化和議論化。這方面的嘗試，一般說來是不成功的，也是不大容易成功的。他也在詞中開了用典與和韻的風氣，還喜歡把別人的或自己的整首詩原原本本地“隱括”入詞，更是不足道了。蘇軾在文字技巧上的這些嘗試，有的促使藝術發展，有的卻往往作繭自縛。然而，這在詞中還沒有成為嚴重的傾向。他對詞的貢獻比在詩的方面是更為出色的。

　　詞在五代和北宋初年，題材很狹窄，大抵不脫傷離別、男女戀情之類。其間范仲淹、柳永等人作了一些開拓，稍有進展。蘇軾的三百首詞大大突破了詞為“豔科”的傳統藩籬。山川景物、紀遊詠物、農舍風光以及感舊懷古等都大量寫進詞裡。詞從“樽前”“花間”走向較為廣闊的社會人生。有名的〔水調歌頭〕（“時月幾時有”）、〔念奴嬌〕（“大江東去”）最能代表這種革新成果的有：

　　明月幾時有？把灑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水調歌頭〕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念奴嬌〕

　　寫中秋懷念親人，寫赤壁憑弔古蹟，這在以前詞中已經是不多見的。作者的“人有悲歡離合”的人生感慨和“江山猶是昔人非”的歷史觀念，又給這個題材以新的內容。這裡自然有著蘇軾個人的東西。前一首寫於熙寧九年（１０７６），離京遊宦已達五年，在家庭生活中，喪妻別子，也更形孤寂；後一首寫於被貶黃州時期，經歷了更嚴重的政治打擊。然而，它實際上反映了封建社會一切懷才不遇、有志無成的人們的普遍苦悶。作者面對無限的江山、悠遠的歷史和有限的人生，只能用“人間如夢”來聊自寬慰；或把生活中的不如意歸結為自古難全、永遠不能解決的人生之謎。因而兩首詞都不同程度地流露了消沉的情緒。但是，詞的主要客觀意義卻是由一些最吸引人的形象來體現的。這就是“瓊樓玉宇”的純潔清景，亂石驚濤的瑰麗江山，“千里共嬋娟”的美好願望，“雄姿英發”的英雄豪傑。詞的基調應該說是健康樂觀的。這裡反映了作者對於祖國山河的熱愛，對於歷史人物的嚮往。這些正是豪放詞風的思想基礎。兩首詞都把抒情、寫景和議論熔為一爐，結構動盪跳躍，也是詞的新手法。

　　蘇軾進一步把詞從“娛賓遣興”的工具發展為獨立的抒情藝術，因而，與詩一樣，他也在詞中抒發慷慨報國的愛國主義激情。〔江城子〕（《密州出獵》）出色地塑造了一個洋溢著“酒酣胸膽張”的豪情、懷抱著“挽弓射天狼”的壯志的詩人自我形象。〔南鄉子〕（“旌旆滿江湖”）中“帕首腰刀是丈夫”的從軍壯士，〔陽關曲〕（《贈張繼願》）中“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的熱烈呼喊，都表現了豪放派的精神。

　　蘇軾差不多是第一次把農村題材引入詞中。在他以前，只有五代詞寫到一些漁夫、浣女、蓮娃的形象。然而，那裡的漁夫實在只是隱士的喬裝，而農村少女則是被當作民間美人來描繪的。蘇軾在〔浣溪沙〕（《徐門石潭謝雨，道上作五首》）等詞中，雖然也不免滲入詩人自己的主觀情趣，但他筆下的老農、村姑、幼童、漁人、船伕等，都有一種勞動者淳樸善良的品質。他寫田舍風光和農村習俗，也較有真切動人的泥土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