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官銀號散文

我的官銀號散文

　　官銀號，我的出生地。從小到大雖然遠遠近近曾幾度離開，卻從始至終都被冠以“家”的概念，歲末年尾，尋著各種理由也會從千里之外將腳步顛簸在回家的路上。

　　頂著臘月十六黃堂堂的圓月，在趨車行駛二十九個小時後我們終於又回來了。

　　一年一見的鄉親們彷彿三年如一日般地不變。楊二爺的臉還是那麼清瘦，在商店裡捧著一包粉條走出的表情和某一年的某一次一樣一樣的。當我用同樣沒變的鄉音遠遠地喊他“二爺”的時候，他的眼神裡卻沒有和我一樣興奮的目光。我知道，對於如今村子裡大多數和他一樣的老人來說，每到這個時候，他們都會看到大批陸續從外地趕回來的年輕人，所以已經習慣。而我的歸來，對於楊二爺來說，除了不會像我一樣興奮之外，也許還會讓他在瞬間想起兩個字——“病”和“死”。三年之前的十年之中，我是官銀號村裡的“肖大夫”，是全村大人孩子每日呼來喚去的“小雅珍”。相信在全村每個家庭有關病痛的記憶裡一定都還留有我的影子，就像楊二爺一樣——在兩個兒子相繼因車禍喪命的致命打擊中、在老人慘不忍睹的餘生裡、在那麼多次去診所哭訴他們所有因這一場悲劇而患上的各種病痛時，在他們的記憶裡，除了治療，也許還會記得那時候我沒法抑制地和他們一次次失聲的痛哭。

　　街面上，我開了十年診所的老房還在那裡。只是三年間的七修八改後已經搖身變成了一家便民超市。走進去，也已是人是物非。環顧四周，十年的記憶在腦際裡晃了一下後又瞬間模糊了起來。彈指一揮的青春時光都在這裡，就在這裡起飛，就在這裡跨越，也在這裡執著，更在這裡抉擇。從而立走到不惑，時光的片段在不經意間被剪輯成永遠無法複製的經典。如果，人生以“十年”作為某種意義上的度量單位，那麼，我這樣一個女人留在官銀號這樣一個百年古村裡的“十年”意義何在？

　　今年的雪據說來得很早，很大。被車輛和行人壓實的路面像打過蠟的平面，霧凇裝扮過的樹木和柴草都靜謐地依如三年前的某一場雪後小景。紅瓦白雪的屋頂，瓊潔素淨的白楊枝椏，隨風漫遊的炊煙，或單個或三五成行的鄉親從營子的任何一條街上走來，說著嘮著咳嗽著、叼著煙，一歪脖子爽快地吐一口吐沫。在車窗背後的我不去與他們招呼，拿出相機連按幾張，記錄下這最熟悉的畫面。如果，將來在漸行漸遠的他鄉路上，我不能年復一年地回來，那麼，一定讓捧在手心裡在的.相紙永遠散發著官銀號的味道。

　　從車旁慢慢滑行而過的摩托車背影，讓我的心不自覺地揪了起來，並且下意識地用手摸摸還在隱痛的膝關節。就在這樣的冰天雪地裡，就在這樣凍滑的路上，我曾不分晝夜地坐在老公駕駛的摩托車上，頂著東北刺骨的寒風穿行在官銀號這個有著四百多戶、兩千多口人的村子裡，為著自己的生計和夢想，也為著鄉親們的接納和認同，憑著青春裡暗流湧動的激情，鄉醫的路上留下了一串串唯有自己明瞭的甘苦和辛酸。對於因小兒麻痺很小就深知生存意義的我來說，被他人肯定和信賴所帶來的快樂讓我在這條路上做到了無怨無悔，就算摸爬滾打中仍要付出健康的代價也一直引以為豪。每一個行業中，都會有一座屬於它的險峰，在攀登的路上，唯有懷著必勝信念的人才能堅強走過，也唯有走過的人才會無愧自己的青春和人生。

　　如果說病痛的腿並沒有使我自卑過，那麼在從醫的路上，鄉親們的認可和信賴則讓我有時甚至有點感恩命運的安排。當我帶著無比健康和陽光的笑臉去解除鄉親們的病痛時，他們也以上帝一樣公正的態度為我開啟了人生第一扇明亮的窗。

　　坐上熱炕頭，燉上一鍋小雞燉蘑菇，就上一碗高梁米飯，一家老小圍在炕上吃個熱火朝天。幾杯白酒下肚後，兒子的太爺爺就又說起了當年生產隊裡趕大車時，他是何等的威風，紅潤光彩的臉上根本找到不到八十歲老人的滄桑；三叔醉得趴在炕頭兒上就睡，三嬸兒馬上揪著他耳朵喊“死老頭子，炕頭兒太熱，咱換個地兒睡。快快挪挪……”，四歲的小孫女上去幫忙，吃力的抱起爺爺的腦袋又搖又晃，嘴裡也奶聲奶氣地學奶奶的口氣大喊“死老頭子……死老頭子……”，外面不時傳來孩子們放響的鞭炮聲，驚得院子裡的小狗兒和大鵝又叫又跳，而對面鄰家屋頂和牆頭的雪還是靜靜地蓋滿了整個視野……

　　“雅珍，你在外面過得好嗎？”，這是每次回來都要聽上若干次的問候，也是每次都要回答給別人、也更像回答給自己的一個問題。今年我的回答是：爽朗地笑上幾聲，然後明快地說“聽說挺好！”，聽著這樣的答案，他們都會撓著腦袋似懂非懂地跟著我一笑而過。

　　接下來的日子，走出去的同學和朋友一定會相繼回來，也一定又會組織在一起聚會暢談，說起我們各自在外面的日子，談起官銀號在各自世界裡的感受。這會兒，我準備預備這樣一段感慨送給他們，也送給自己——

　　老家，當別人傳說我們在外面混得不錯的時候，我，就是你的傳奇；故鄉，當我們自己說自己過得還好的時候，你，卻是我們從未走出過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