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檜返宋研究論文
秦檜返宋研究論文
金人如何放秦檜歸宋，若能留下詳實的歷史記錄，反而應是怪事。誠如已故愛國曆史學家劉子健先生早已指出，“一般印象總疑心秦檜是女真金人的奸細”，“這只是懷疑，並沒有實證”。劉先生的思路是“從他的親戚裡去找，線索有了”。“秦家和他們的親戚，有的幫宋高宗，有的幫劉豫，私下聯絡，兩頭活動”。①儘管沒有直接證據，但史學家們一般還是認定秦檜就是奸細，例如被公認為是中國宋史界泰斗的已故的鄧廣銘先生，就在其《岳飛傳》（增訂本）第８０頁中使用了“女真貴族陰遣漢奸秦檜歸南宋”的標題。
近年來，對秦檜是奸細提出異議者，是何忠禮先生，他在《岳飛研究》第４輯《〈老學庵筆記〉中所見的秦檜》和《南宋史稿》第８１至８４頁中，主要是以陸游的《老學庵筆記》為證，他說，“秦檜南歸，事關重大，但人們對他所以能夠南歸的原因，且眾說不一，從而成了歷史的懸案。一種人以為秦檜自己設法逃歸的；另一種人則認為是金人為從內部破壞南宋的抗金戰爭，故意將秦檜作為內奸縱歸的”。“分析上面兩種說法，我們認為，儘管秦檜南歸後，堅持對金屈辱投降的路線，犯下了種種罪行，其所作所為，在人們看來，確實很像是一個金人打入南宋內部的奸細，但是平心而論，朱勝非在《秀水閒居錄》中所說的話，是頗多疑問的”。“可是，與秦檜生於同一時代的‘朝士’，且見多識廣，力主抗戰，對秦檜又極無好感的陸游，卻作了與朱勝非截然相反的記載。應當特別指出的是，陸游撰《老學庵筆記》已是秦檜死後四十年以後的事，此時檜之冰山已倒，兇焰早息，揭露秦檜生前的種種罪行，已經無所顧慮，陸游更無必要為他諱護。故與《秀水閒居錄》相比較，《老學庵筆記》和《中興遺史》所載秦檜由金方逃歸事，其可信程度確實要高一些”。今將《老學庵筆記》卷１載：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敢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監軍（完顏撻懶）？’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公，則身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歸，雖欲貸，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亦有逃歸者，多更被疑，安知公歸，南人以為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某歸後禍福也。’監軍遂許之。”①《兩宋史研究彙編秦檜的親友》第１４５頁。
首先，從年齡上說，陸游與秦檜雖仍是耳目相接，卻不能算“同一時代的‘朝士’”。何忠禮先生認為陸游“無必要”為秦檜“諱護”，是有道理的；但說“與《秀水閒居錄》相比較，《老學庵筆記》和《中興遺史》所載秦檜由金方逃歸事，其可信程度確實要高一些”，就可以商榷。因為從時間上說，後兩書出現較晚，決非兩個作者親歷現場，瞭解秦檜歸宋的底細，無非是得之道聽途說。《老學庵筆記》的成書大約在秦檜死後三、四十年，①時間相隔不近。如果稍為了解一點金史的話，依金太宗時的政制，就元帥左監軍完顏撻懶在“東朝廷”的地位而論，他放一個秦檜歸宋，絕對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根本無須承擔多少政治責任。上引記載的對話，如“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之類，就是不合情理的。這就多少反映了道聽途說的不可信。
朱勝非與陸游不同，是與秦檜同時代的宰相，他與呂頤浩的`私人關係不錯，而與李綱、趙鼎、秦檜等人都有嫌隙，這些在《秀水閒居錄》中所反映。但何忠禮先生說他“力主和議，政見本與秦檜一樣”，卻是不符起碼的史實。朱勝非任相期間，最重要的政績之一，是堅決主張並支援岳飛軍克復襄漢。紹興五年（公元１１３５），宋高宗依趙鼎的建議，命令前任宰執上奏，條陳對金政策。從《三朝北盟會編》所載的朱勝非奏看來，他的主張是與李綱、呂頤浩等人相似的，而與他們相對立的正是秦檜和汪伯彥。今摘引朱勝非上奏的一段最重要的話如下：
“今內外勁兵無慮三十萬眾。兵既眾矣，患無可作之氣，今則勇氣可作。氣既作矣，患無可乘之機，今則機會可乘。不於此時，速謀進取，使既作之氣復墮，當乘之機復失，以數年嘗膽之勤，為一旦噬臍之悔，可勝惜哉！”
如果硬要將朱勝非歸之於投降派，豈非是太冤枉了。何宗禮先生引用《秀水閒居錄》，摘自《中興小紀》卷９，其實，此段文字經清人修《四庫全書》時篡改，如將“撻辣”改譯為“達蘭”，“虜”改為“金”之類。他另在注中說：“《會編》卷二二０所載略同。”這裡涉及一個如何用較原始的記錄和版本的常識性問題，即應當儘量避免使用《四庫全書》。今存較原始的《秀水閒居錄》有關摘錄正見於《三朝北盟會編》卷２２０，因為此段文字未經清人篡改。然而何宗禮先生對此問題似乎並不在意，類似的情況在《南宋史稿》中並不罕見，這隻怕有一個史學的基本素養問題。以下摘錄《會編》原文，從秦檜拜相開始：
“未幾，檜果相。次年，植黨以排呂頤浩，上乃悟，盡逐其徒，檜亦罷政。前一日，召當制學士綦崇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元奏雲：‘以河北、河東人還金虜，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令載之制詞。至四年，虜使李永壽、王翊來聘，①參見中華書局標點本《老學庵筆記》前言注①。②《三朝北盟會編》（以後簡稱《會編》）卷１７６，按眾宰執上奏時間，《會編》繫於紹興七年，應以《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後簡稱《要錄》）卷８７紹興五年三月所載為準。
首言此事，正與檜語合。蓋檜自京城隨虜北去，為彼大酋撻辣郎君任用。虜騎渡江，與俱來，回至楚州，遣舟送歸。檜，王仲山婿也。仲山別業在濟南府，為取數千緡，贐其行。其後撻辣統兵犯淮甸，朝廷遣魏良臣、王倫奉使至其軍中，數問檜，且稱其賢。乃知檜之策出於虜意也。檜之初歸，自言殺虜人之監己者，奪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按何宗禮先生摘引的《中興小紀》文字無開頭到“正與檜語合”一段，亦無“其後撻辣統兵”到“出於虜意也”一段，“婢僕亦如故”的“如”作“無”，當然以“如”為優。朱勝非的記錄旨在說明秦檜“北人歸北”的建議乃“出於虜意也”，這當然是證明秦檜身份重要線索。此外，“檜之初歸，自言殺虜人之監己者，奪舟來歸”，這當然也是秦檜自己留下了重要的破綻。
何宗禮先生說：“只要具體分析一下朱勝非的這段話，就會知道其攻訐成分多於事實，不足令人憑信。”他又具體分析說：“勝非閒居八年，紹興十四年（１１４４）卒。《閒居錄》正是他晚年退居秀水（今浙江嘉興）時作。但是，本書既有不利於秦檜的內容，在勝非生前是決不可能流傳於世的，反之很難說沒有後人附益之辭，這是疑問之一。楚州距濟南有上千裡之遙，未知金人豢養秦檜為奸細，何必非從那裡取王仲山別業之錢以贐其行？這是疑問之二。有宋銅錢，一緡重五斤。千緡則達五千斤，檜長途跋涉去南宋，讓他攜帶這麼重的貨幣以行，未知為了達到什麼目的？若謂並非銅錢而是金銀，勝非又安得而知之？這是疑問之三。宋代國史及秦檜《北征紀實》皆言檜藉故逃脫，並未有“自言殺虜人之監己者，奪舟來歸”之語，而勝非為何要作如此記載？這是疑問之四。”
按《宋史》卷２０３《藝文志》著錄有“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二卷”。《文獻通考》卷２１７載：“《秀水閒居錄》三卷，陳氏（振孫）曰：‘丞相汝南朱勝非藏一撰，寓居宜春時作，秀水者，袁州水名也。’”此段是摘錄《直齋書錄解題》卷１１。今存《說郛》４１有此書殘編七條，類似筆記小說。按朱勝非最後“奉祠八年，寓居湖州僧舍”而病死，①並非寓居秀州，即今嘉興，何宗禮先生說他“晚年退居嘉興”，系誤。至於他何時寓居宜春縣，已難於稽考。宋人對《秀水閒居錄》的作者並未提出懷疑，如《三朝北盟會編》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兩大史書中都廣泛引用此書，李心傳又往往在《要錄》注中作了考辨和取捨。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１４４紹興十二年三月乙卯注，可知《秀水閒居錄》中時間最晚的一條記載，可能是敘述當年科舉的舞弊：“是年有司觀望，所薦溫士四十二名，檜與參政王次翁子侄預選者數人。前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李心傳在注中引用此說，是作為正文的依據。誠如何宗禮先生的①《要錄》卷１５２紹興十四年十一月乙丑，《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１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