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與柳宗元
劉禹錫與柳宗元
對於中唐詩人來說，如何擺脫盛唐詩風的籠罩，開創新的詩歌境界，是他們的重要課題。所以，很多詩人都在各自的角度摸索，在不同的方面創新，由此而出現了一種多元化藝術追求的趨向。以韓、孟和元、白為代表的兩大新詩潮固然最為引人注目，但在此之外，還有不少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獨特建樹的詩人，其中比較傑出的，是劉錫和柳宗元。
劉錫(772～842)字夢得，洛陽人(今屬河南)，貞元九年(793)進士，貞元末任監察御史時，與柳宗元等人參與了由王叔文、王領導而很快宣告失敗的革新活動，因此被貶為朗州司馬，此後長期在外地任職。至大和二年(828)才回到長安，先後任主客郎中、集賢殿學士。此後又曾出外任蘇州、汝州刺史，繼而遷太子賓客。有《劉夢得文集》。
劉錫早年隨父寓居嘉興，常去吳興拜訪作為江南著名禪僧兼詩僧的皎然和靈澈，據其《澈上人文集紀》自述，當時他“方以兩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這一早年經歷對其後來的詩歌創作影響很深。那麼，皎然、靈澈的詩歌主張是怎樣的呢?皎然有《詩式》論詩，特別注意兩方面，一是主張苦思鍛鍊，要求詩人在對詞句加以精心錘鍊之後復歸自然，他認為這種自然才是詩的極致;二是極重視詩歌意蘊深遠而氣韻朗暢高揚的境界，認為“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舉體便逸”。而這“境”即意境來自創作主體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書冬夜》)，即詩人主觀心境與審美觀照乃是最重要的。靈澈沒有詩論傳世，但據權德輿《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州序》說，他“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又說他常“拂方袍，坐輕舟，溯沿鏡中，靜得佳句，然後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可見靈澈也重視在主體的靜默觀照中贏得意境的空靈深，而且語言也是追求自然的。這些見解一方面受到大曆、貞元詩風影響，講究字詞錘鍊，不露痕跡，一方面則來源於佛教重視“心”即主觀體驗感受的思想。劉錫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以後他還說，寫詩的人應該“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董氏武陵集紀》)，前句即指語言的簡練與含蓄，後句即指主體的觀照與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視透過錘鍊與潤飾使詩歌的語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對多用生僻字眼，提出“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
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劉賓客嘉話錄》);
另一方面，他又極重視主體的觀照與冥想，在《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詩引》中他曾說：
能離欲則方寸地虛，虛而萬景入;入必有所洩，乃形於詞。……因定而得境，故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
定，是排除雜念的觀照，慧，是一種靈感的獲得。這樣寫出來的詩，便能容納更豐富的內涵，有著更深的意境。因此，劉錫的詩大多自然流暢、簡練爽利，同時具有一種空曠開闊的時間感和空間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詩以寄》)，“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都是他對歷史、人生進行沉思之後的一種感悟。這種感悟以形象出現在詩裡，不僅有開闊的視界，而且有一種超時距的跨度，顯示出歷史、現實、未來在這裡的交融。
劉錫的詠史詩十分為人稱道。這些詩以簡潔的文字、精選的意象，表現他閱盡滄桑變化之後的沉思，其中蘊涵了很深的感慨，如《西塞山懷古》、《烏衣巷》、《石頭城》、《蜀先主廟》等都是名篇。
王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西塞山懷古》)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烏衣巷》)
前一首是詩人站在西塞山遠的感慨，在他心中，是一種永恆與短暫的強烈對比：千帆競發、鐵鎖沉江，無論是戰降治亂、分裂統一，這一切比起默默無言的大自然來，都不過是過眼煙雲，瞬間即逝。後一首則透過王謝這些士族的舊跡變為尋常百姓家的歷史變遷，呈現了人們心靈深處常有的對一切華與高貴都會被時間洗刷淨盡的嘆息。
劉錫的山水詩，也改變了大曆、貞元詩人襟幅狹小、氣象蕭瑟的風格，而常常是寫一種超出空間實距的、半虛半實的開闊景象，如“水底遠山雲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煙”(《和牛相公遊南莊醉後寓言戲贈樂天兼見示》)，“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亂碧羅天”(《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楊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
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裡一青螺。
在這靜謐空靈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詩人的主觀情感，構成了一種恬靜平和的氛圍。
不過，雖然劉錫說過“能離欲則方寸地虛”，但是他積極參與永貞革新，其實還是要在社會中實現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較倔強，所以儘管受佛教徒影響，他卻不像後期的.白居易那樣，時而滿足，時而頹廢，詩中倒是常常表現出高揚開朗的精神。如《秋詞》二首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同樂天登棲靈寺塔》：“步步相攜不覺難，九層雲外倚欄杆。忽然語笑半天上，無限遊人舉眼看。”都有一種高揚的力量。由於有了含蓄深沉的內涵、開闊疏朗的境界和高揚向上的情感，劉錫的詩歌便顯得既清峻又明朗。
此外還應該提到他受民歌影響所寫的一些詩篇。皎然、靈澈等人生活在民歌興盛的吳地，而在禪宗看來，民歌率直自然、活潑樸素，正是語言的極致，所以他們也曾汲取民歌的特色來寫詩，這無疑對劉錫有一定影響;劉錫又多次貶官南方，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劉錫常常收集民間歌謠，學習它的格調進行詩歌創作，如《白鷺兒》：
白鷺兒，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敵，眾禽喧呼獨凝寂。孤眠芊芊草，久立潺潺石。前山正無雲，飛去入遙碧。
詩以隱喻方式寫自己孤高的情懷，但用的是輕快的民歌體。還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詞》、《楊柳枝詞》、《堤上行》、《蹋歌詞》等，都很樸素自然、清新可愛，散發著民歌那樣濃郁的生活氣息，以下兩首尤為傳神：
江南江北望煙波，入夜行人相應歌。桃葉傳情竹枝怨，水流無限月明多。(《堤上行》三首之二)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岸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竹枝詞》二首之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解(今山西運城)人。
他與劉錫同年中進士，又一起參加永貞革新，失敗後先貶永州，後貶柳州。他的遭遇比劉錫更不幸，一直到元和十四年，這種貶斥的厄運還沒有離開他，而當唐憲宗因裴度的請求下詔召回他的時候，他卻與世長辭了，年僅四十七歲。有《柳河東集》。
柳宗元留下來的詩歌僅一百多首，但歷來評價很高。尤其是宋代大詩人蘇軾，他曾說：“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應物)上。退之(韓愈)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評韓柳詩》)又說，柳宗元、韋應物的詩是“發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書黃子思詩集後》)。
柳宗元詩確如蘇軾所說，兼有簡潔、靖深、溫麗、含蓄之長，在自然、樸實的語言中蘊含了幽遠的情思。尤其應當注意的是，柳詩中常常出現的是一種空曠孤寂的意境，如《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疏竹根。石泉遠逾響，
山鳥時一喧。倚遂至旦，寂寞將何言。
月是寒的，露是寒的，遠處微渺的泉聲和山鳥偶爾的一鳴，映襯出寒夜的清冷靜寂，在寒夜中呈現了詩人所感受到的孤獨與寂寞。又如著名的《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在廣袤的雪原上，沒有人跡，在茫茫的天空中，沒有鳥影，只有一葉孤舟載孤零零一個漁人，在雪漫漫中獨自垂釣。又如《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全詩表現的也是一種空曠悠遠的感受，只是孤獨感不是那麼濃厚罷了。這些詩，都有幽深清遠的意境，都包含了空曠孤寂的感受，又都是以經過精心錘鍊而又不顯得做作的語言和清麗朗潔而又平凡樸素的意象來表現的。
形成柳詩特色的原因很多，較為重要的是：第一，他與僧侶的交往。柳宗元崇信佛教由來已久，他自己曾多次說，“吾自幼好佛”(《送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餘知釋氏之道且久”(《永州龍興寺西軒記》)。而他的詩大都作於被貶之後，他所貶謫的永州、柳州又是禪風極盛的地方。在永、柳二州期間，他常與禪僧往來，從禪僧那裡，他接受了“樂山水而嗜閒安”、對一切都以“平常心”對待的人生哲理(《送僧浩初序》)。《公院五詠·禪堂》一詩中說，“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萬籟俱緣生，然喧中寂。心境本自如，鳥飛無遺蹟。”《晨詣超禪師讀禪經》又說：“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都表現了對超越塵世而無所滯累、空靈淡泊的心境的追求，因此，他寫詩也就要努力表現這種心境。第二，永州、柳州秀麗山水的影響。十餘年間，他在這種美麗而又荒疏的自然山水中生活，“儻蕩其心，倡佯其形”(《對賀者》)，使他對自然山水有親切的感受;特別是在政治上受打擊，心情壓抑的情況下，他更感到山水對心靈的安慰。他不僅寫下了許多優美清新的山水散文，也把這些山水景色融入詩中，如“梅嶺寒煙藏翡翠，桂江秋水露”(《柳州寄丈人周韶州》)，“蒹葭淅瀝含秋霧，橘柚玲瓏透夕陽”(《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嶺南江行》)，“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亂鶯啼”(《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這些富有南方風味的自然景象給柳宗元的詩增添了一種新穎綺麗的美感。同時，這些景象在柳宗元主觀心理的作用下，呈現出靜謐曠遠的意趣，成為構成柳詩獨特意境的重要因素。
但是，柳宗元畢竟不能忘懷現實政治和自身遭遇，失敗的悲憤和被貶的怨艾始終縈繞在他的心頭。這種心情常常與恬靜閒適的追求糾結在一起，流露在詩中，使詩在閒適中有寂寞，在恬靜中有孤獨，在平和中有悲傷。如《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
被稱為“愚溪”的“荒泉”自具美質而不為人理解和重視，它成為詩人自況自慰的物件。所以，柳宗元說“寂寞固所欲”，自稱要“息營營”、“靜炎，心裡卻是一腔無可奈何、只得如此的苦衷。又如《南澗中題》這首被譽為“平淡有天工”(曾吉甫《筆墨閒錄》)的詩，卻以“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呈露了他的心情。蘇軾說這首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溪漁隱叢話》引)，其實“憂”才是其中的主要情感。這種閒曠與憂鬱的交織，使柳宗元的詩中出現了陶淵明、王維、韋應物等都沒有的清峻。儘管他的很多詩寫得很淡泊，但透過去一層看，那空靈淡泊往往是一種自覺的追求，而悲涼卻是不自覺的內心呈露。而當這種悲涼侵入心頭而不能自己時，那閒適淡泊便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種悲憤之氣，像《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芙蓉水，密雨斜侵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而當激憤到了極點時，他也會寫出《籠詞》、《行路難》這樣借困在籠裡的雄和追日而死的夸父來比喻自己的悲壯詩歌。
劉錫、柳完元的詩，雖不像以孟郊、韓愈及李賀為代表的和以元、白居易為代表的兩大詩派那樣具有十分顯著的創新特徵，但他們在擴充套件和加深詩歌內在意蘊方面是有著特出成就的。從表面上，人們很容易察覺形式、語言和內容的變化，卻不太容易體會到詩歌內在蘊含量的變化及與此相關的觀物體驗方式的變化，事實上，詩歌內在蘊含量的擴充套件和加深往往是直接影響詩歌藝術性的原因，中國詩歌講究以含蓄取勝，以意境取勝，因此，劉錫、柳宗元在詩歌發展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