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命名與現代性追問的反差:兼論現代化的取論文

　　論文關鍵詞：現代化“命名”現代性取向

　　論文摘要：現代化是基於科技文明的實現過程而提出來的，但其中所包含的前提追問和由此所帶來的問題是隨著現代化的過程而逐步展示和生成出來。正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才有現代性意義的賦予和現代性意蘊的生成。本文就擬從生成性思維來反思現代化“命名”與現代性追問的內在關聯和反差，提出現代化問題的取向清晰的前提是現代性意識的“覺醒”和現代性意蘊的深度追問，那就是民族自主的生存與生活方式的自覺建構。

　　一、現代化的“命名”與現代性旨趣的內在關聯

　　現代化一詞指一種歷史的發展過程，即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是世界範圍內以工業化為發端的、以一個個民族國家為載體的整個社會的變革。

　　在傳統的現代化建構的過程當中存在著一定的誤區，比如“那種認為現代化就是西化，現代化就是反傳統的思維方式。還有那種認為現在有一種普遍的東西，有一種文明的主流，中國只要靠上去、融入進去就行了的看法，其實不是放棄了民族文化的傳統的特殊性，而是放棄了對這種特殊性內在的普遍性因素和普遍性價值的信心和肯定”。這原因在於我們放棄了必要的前提性追問即“我們要做什麼人”的問題，以及民族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問題。

　　亨廷頓(SPHuntington)在其《變革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指出：發展中國家社會動盪、政治動亂頻發的原因，不在於其社會政治的落後，而在於其想擺脫落後實現現代化的企圖，對照已現代化的國家，現代性產生穩定，而現代化則引起不穩定。

　　西方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似乎給予我們一種整體性發展的印象，但在此基礎之上的深度追問卻被我們放棄，“我們卻不願意進一。步去想它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它在不斷地自我認識、自我界定、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過程中，把未來的挑戰和傳統的重新解釋結合起來”。所以只是用一種不加任何現實問題關照的名稱，去定義現實國家的現代化程序，必然帶來一種靜態的觀念把握和毫無實質意義生成的靜止取向。必然看不到“現代西方解決危機與延續傳統的努力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這就有必要去關注現代性的旨趣，因為現代性問題的生成就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之中，也反映在現代西方國家對自身歷史與價值追求的統一當中。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說，現代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恰恰回應了民族國家和現實世界對真正的現代性旨趣的追尋即“文化政治”。

　　在社會轉型和變遷的過程中，民族國家是在特定時空中展開自身的問題，也就決定了自身規律的生成。所以套用任何所謂的“主義”或者模式，都不足以解決自身的問題。再加之“整個世界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各種現成的‘主義’本來就多半跟不上形勢”。現代社會在很大程度上發展了科學、技術、經濟與資訊，但我們卻似乎缺少解決“什麼是好生活”的真正知識。因此，分析現代化的“命名”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模式或者範型，也就是說這只是“可選擇的專案而不是無可選擇的事實”。這其中更包含近代以來我們民族所面對的問題的傳統接續與未來生成的思想難題。“思想的難題雖然不是在實踐中直接威脅人們生活的各種現實危險，但卻是生活所‘不能承受之輕’，因為思想的可能性蘊涵著一切潛在的創造，也就蘊涵著一切危險”。結合現代性問題的提出，反映出現代化的“命名”本身缺少意義生成的生活世界的觀照。而結合現代性意蘊的本真，不難發現意義的生成是尋找各種可能的展開和呈現的過程，正基於此民族國家的知識界才有意識覺醒的可能。

　　二、現代化“命名”的指向及其問題

　　現代化“命名”所帶來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誤以為有某種可以預期的結局或者既定的可以完成的目標，必然帶來現代化取向與現代化本身的反差。現代化目的本身指向是基於民族國家發展，那麼追問現代化的指向或意義，就是追問什麼是任何可能的民族國家發展所追求的發展效果。把民族國家的發展效果看作追問的主題，我們就會得出現代化的目標不可能是某種結局，而只能是民族國家發展的某種效果。現代化的意義不是由我們隨便誰來規定的，我們誰也沒有這樣的權利，現代性的追問就是現代化自身的意義生成。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去分析現代化的“命名”，如果從利益與代價的關係的角度，我們獲得了現代化所帶來的利益，但是必然以一定的的代價作為條件，基於這一點，我們說現代化的過程必然沒有意義生成的可能，而如果我們從幸福與意義關係的角度來看，就沒有所謂利益與代價的悖論，因為“幸福卻不是用代價去換來的，而永遠是一種加倍收穫的行為，即所做的事情本來就是樂意做的事情，而這種事情又往往產生出額外收穫”。所以，現代化的取向不應是單純利益的獲得，更應該是幸福的建構或者生成。這也昭示了生活世界是現代性追問的自然源頭，“由此，哲學的基本問題才和整體發生了關係，並獲得了整合和終極的特徵”。

　　在民族國家選擇現代化的過程中，似乎在一種已經定型化的框架內展開，這可能會導致離開現代化的命名就無法理解自己行為的合理性。我們的活動、生活的價值和意義來自別人的定義，對於展開現代化程序的民族國家來講，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民族國家獲得現代性的代價，是隻知道現代化的標準而不知道自己，這會是一個值得我們反思的事，“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一種本末倒置”。因此，我們也就不難得出，“現代化‘命名’問題最大的緊張和焦慮並不是經濟和技術發展問題，而是價值認同問題。如果我們對自身的理解和對自己生活現象的解釋都落實不到自己的生活世界，而只能從別人那裡獲得解釋的框架，就說明我們還沒有能力從價值層面上維持和組織好我們的生活世界，使其成為一個整體。這樣的話，回不到傳統，甚至這個十年和哪個十年都接不上，也就不足為奇”。伴隨著現代化歷程的展開，現代人很快發現，“社會在一步步走向現代化、文明化，但現代人的‘生存根基’也同時被連根拔起，逐漸陷入了由文化相對性和價值虛無所導致的‘生存迷茫’之中，無方向感地漂泊著”。

　　如果我們能認識到“個體的生活歷史和主體間的生活方式共同構成了生活世界，並在其整體結構中佔有一席之地，這就足夠了”。所以，現代性意義的生成和現代化問題的彰顯是一致的。這也就反映在我們民族和國家在追問現代化問題中，“自身的文化透過自我理解所取得的各種成就，其實還結合在生活世界的整個視界有著相同結構的解釋系統中”。

　　反思現代化的“命名”必須和反思文明本身結合在一起。雖然文明本身是一個存在論事實。但是文明的選擇涉及人們生活的價值、意義問題，也就是說，文明的具體狀況的健康與否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或者反映人們生活是否有價值、意義的問題。這也就說明，“既然文明的存在是生活意義的存在論前提，因此，文明的生死對生活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如果我們從文化自身的延續和發展的過程來思考，文明必然是一種生命流變的外在過程和追求超越的內在過程的統一，也就是說，文明因為追求超越與自身的過程性而呈現出一種“生命”存在。所以，就不能從外部的價值標準去權衡文明的狀況，我們應該而且只能從文明的自身存在的本真去理解。那就是，文明不能單純從“好／壞”的外在的指標衡量，這是因為“好／壞”往往是由文明白身定義的。因而更應該從生命標準即“健康／病態”來理解文明。因為，“這種分析方法具有超越了任何意識形態立場的優勢，因此明顯優於西方的‘進步／落後’的分析框架，顯然，‘進步／落後’是以現代意識形態為根據的，並無普遍說明力”。

　　現代化的“命名”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是“基於歷史解釋所作出的關於文明狀況的價值評價小能構成真正有效的價值判斷，而只能提供參考性資料”。所以，現代性意義的追尋過程也就是探索文明選擇的多重意義生成的過程。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僅對文明的選擇進行態度的價值評判，還更應該從文明存在或選擇的目的和意義去考察文明自身的指向。所以現代化的“命名”的反思，必須要結合文明建構的基本功能要求：第一，‘‘。一種文明必須具有足以保持自身活力的動力機制。這意味著，一種文明必須具有創造力，並且為了維護創造力就必須建立一個能夠促進創造力的社會／生活制度和文化系統”；第二，“這種文明還必須具有足以進行自身監護的免疫機制。這就需要一個能夠保證公正的社會／生活制度和文化系統”基於這種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現代化的指向不是一種單純的社會系統的建立，而是以民族文化為基礎的文明選擇，同時也是與不同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中，找尋人類共同的或者說“整體意義上的正義”，也就是現代性的應有之義還包含“人類公正關係的保護”。在中國現代化程序中，把中國現代性問題簡單化的癥結和問題是什麼?有學者如此表達了這一代學人應有的立場：“它意味著這樣的一個不斷追問，那就是理解中國的視野如何可能?晚清以來，關於中國的自我理解開始在現代性的歷史語境中產生困惑和危機。今天，現代性話語的主宰已經滲透了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潛意識。在這樣的處境下，反思現代性如何可能?

　　三、基於“現代性”追問的現代化取向反思

　　“現代性”一詞出現在19世紀。一般認為，最早使用“現代性”一詞的是法國文學評論家波德萊爾。2O世紀以來的民族國家現代化的過程從表面上看很有“現代意識”，很有“現代性”，但是在精神氣質上距離自身現實很遠。現代性應該不只是落在追求形式、語言、手段、樣式的新，更不意味著拋棄傳統。波德萊爾認為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就是藝術的一半，向另一半是永恆和不變。在《什麼是啟蒙?》一文中，福柯更是提議“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把現代性想象為一種態度而不是一個歷史的時期。所謂態度’，我指的是與當代現實相聯絡的模式；一種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願的選擇：最後，一種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也是…種行為和舉止的方式…”。在現代性的意蘊中，價值判斷已經不是一種內在於人的需求，關鍵在於當下的具有自覺意識的公民的形成，即他們怎樣表達自己現實生活中的感受，以及對自身生活方式的自由審視，其中也隱含著對現實的關注與批判。這當然需要民族文化反思的主體或先進人士自身現代性意蘊的明晰即現代性作為一種自我意識或生活方式、作為接續歷史與現實的方式、作為生存與奮鬥的意義確立方式的生成。

　　張頤武先生引用HalFosterd：話說“作為一種廣泛的觀念形態的‘現代性’意味著人類在知識領域內的進步。它是一個開始於啟蒙時代的文化合法性工程，它包括在科學、道德、藝術等領域的全面的理性化建設”。“現代性所追求和展現的，原本就是一種關於‘美好社會’的理性預期和無限敞開的價值想象”。

　　引用袁祖社先生的觀點來看現代性觀念內在意蘊那就是，“現代性觀念被視為現代社會與現代人的生存之根，它所表達的，是現代人對一種新質的生存與生活‘共同體’的創制與擁有的渴望。因此，有關‘現代性’觀念的各種主張，均可視之為圍繞新的“社會工程學”規劃實踐，現代思想主體自主選擇的觀念冒險方式，瀰漫於現代社會理論和實踐的全部領域和艱難曲折的漫長過程”。

　　現代性的意蘊的生成既是一個時問過程，也是一個生活世界透過文化和價值的生產，不斷回到自身、肯定自身的過程。但是在現實的民族國家的現代化的過程中，卻有一種傾向，那就是“總認為現代化的標準是一種標準化的圖景；他們總是在問離這個圖景還有多遠，而不是反思我們是怎樣走過來的”例如在我國的現代化過程中，一一些學者的研究把現代與近代幾個階段相割裂，把“五四”、新中國建立和“文革”都作為歷史斷裂的標誌，而且每次斷裂都是以否定以前為代價來強調自身的合法性。其實這種思路是有問題的。但是，其實雖然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過很大的錯誤、彎路甚至倒退，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總體看來，其中存在著很大的合目的性與合理性。這也就是說，否定不是全盤否定，而是要有一種揚棄精神，即如何在批判和否定自身的過程中肯定自身歷史的更大意義的正當性。

　　在現代性意蘊的生成中我們來考量現代化的基點其實也就是反思文明生成的過程。也就是說我們要什麼樣的文明?總的說來，我們不是要否定現代化的取向，而是要追問文明的衡量是以什麼為取向的問題，也就是指向了現代化的取向中應該明確的代價是什麼。我們如果從人們的偏好中找尋這一問題的答案，就必然把現代性的意蘊當做找尋文化衝突(現代與古代之爭)的結論或者說找尋哪種型別的文化(東方與西方之爭)，這本身會帶來一個本身無意義的文化爭論的怪圈。我們必須結合自身的過程和整個文化的交融的過程來思考這一問題，也就是說文化選擇的標準是價值選擇，同時，真正有意義的文明的生成是基於包含足夠豐富的文化型別的文明的建構，而且每種文化都有自己的恰當的位置。這樣，“任何文明成就都是創造性的並且具有實際意義，無論創造性的提出問題還是解決問題，都實實在在地擴大了人類的精神領地”。

　　按照馬丁·阿爾布勞的理解，在社會現代化的程序中，“在機巧理性的幫助下，以探求財富開始的活動發展成了對於社會秩序原理的探求。理性被從兩個相互獨立的方面應用於社會。就第一方面而言，它變成了現代國家技術，其表現形式有軍隊、行政管理、教育和稍晚一些的福利國家。就第二個方面而言，它被用於擬訂一些原理和觀念，這些原理和觀念可被用於理解任何民族的人際關係，即可以像被用於掌管民族成員之間或甚至本家庭成員之間的交往一樣被用於掌管中國人和歐洲人之間的交往。由此發生出來的普世主義，變成了一種強有力的對‘把西方的方式強加於世界其他地方’的作法的合法化”。

　　結語

　　隨著全球化過程的展開和推進，中國學術界對現代性問題的研究與關注，“已由早期的泛文化、泛價值層面等外在性審視和批判，邏輯地進到了現代性的核心——民族自主的生存與生活方式的自覺建構”。“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正在運用自己的集體性智慧，建構不同於西方文化背景的‘另類現代性——實際上是建構不同於西方現代文明的另一種現代文明秩序”。因為，中國從北宋開始現代性要素已經注入自身的歷史程序，特別是明代中葉開始的資本主義萌芽，也進一步展示了中國文化探索自身現代性的發端。而“19世紀末葉之前，不止是一個帝國，也是一個文明體，具有一獨立的文明秩序，但這個文明體在西方衝擊下已一步步崩解。百年來，中國一個接一個的現代化運動，就目的而言，無非在建構一箇中國現代的文明秩序，或建構一箇中國的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