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的德性倫理學運動論文
當代西方的德性倫理學運動論文
本文從德性倫理學的復興、主旨及擴充套件為一場運動，提示出以人的幸福昌盛為宗旨的倫理學，即應當從德性、情感的角度，來發現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麼，為什麼生活會有意義。
一、當代德性倫理學的緣起
對於倫理學的探討，一些是規範的，另一些是非規範的。基本規範倫理學(Generalnormativeethics)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我們應當接受哪些基本規範來指導和評價行為?為什麼?”倫理學理論試圖認定和判明這些規範。與之相對應的非規範倫理學，是關於事實上或概念上“是”什麼，而不是“應當是”什麼的研究。它也有兩大型別：描述倫理學和元倫理學。描述倫理學是道德行為和信念的事實研究，它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們如何推理和行為;元倫理學涉及到倫理學推理的語言、概念、方法的分析。
近代以來，道德哲學的爭論中居於主導地位的，一直是規範倫理學的兩種形式：功利主義和康德主義m，它們都關注正當行為的最終標準問題。康德倫理學關注的是義務責任，是從先天原則來制定的道德法則和道德形而上學的整個體系;它關注是什麼引導著我們的行動(為)，而不關心我們的行為將被引至何方。對康德來說，最重要的事，不在於達到一個實體性的H標，而是根據我們意志中展示的特性而行動。最高的善，是由我們行為自身的內在結構決定的。儘管我們的正當行為會使我們自己和他人幸福，但這並不能使得這種行為在道德上是善的。康德的結論是：除了善良意志，沒有其他無限的善。功利主義(後果論是其當代形態)，是一種目的論倫理學。它認為，評判行為是否道德，要看它是否達到了一定的效果。道德只是達到終極善的手段和保障這個善的一種戰略，這種善在道德確定之前就界定好了。道德要求對個體或族類的成功生活進行指導，以保證他們的要求和願望得到滿足。
對這兩者構成挑戰的是德性倫理學。“德性倫理學”最初作為一個詞語提出來，是為了與規範倫理學相區別，專指德性或道德品性的探討，它的出發點在於強調是否能幫助人們慈愛或仁慈，以促進一種“共同感”的道德品性觀念,」2」德性倫理雖然古已有之，但在近代曾被忽視了多年。作為一種對古代探討的復興，它是當代道德理論的最新進展。
1958年，英國女哲學家伊麗莎白?安斯庫姆(G.E.M.Anscombe)的著名論文《現代道德哲學》，被公認為是對功利主義和康德主義同時發動批評的檄文。在文中，安斯庫姆率先批評了現代意義上的“後果論”，並在當代哲學中首次提出德性倫理的主張。對安斯庫姆來說，“行為不是為了滿足你的任何願望，而是因為這樣做是道德上正當的”這樣的教條，不僅不是好的，實際上還是有害的。所謂的“原則”或“責任”致命地成為了一種目的自身，不再與人的需要、慾望、情感相關。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又有一些討論涉及到德性，但還都沒有折回到古希臘。逐漸地，在大學用書中開始出現“德性倫理學家們會說什麼”的話題，但它也沒有被認作是倫理學的第三種方法，而只是對少數幾個有趣的要點的強調，如“道德主體的動機與品性”[3]。
麥金太爾把安斯庫姆的分析向前推進了一步。在他看來，近代以來的`西方現代性沒有從歷史中繼承任何一種倫理傳統，而不過是彼此衝突的傳統的一些碎片。在向奧林匹克金牌獲得者致敬時我們是柏拉圖式的完美主義者;對戰爭中傷殘等級分類時我們是功利主義者;在宣稱對財產擁有的權利時又是洛克主義者;在實現仁慈、同情和平等的道德價值時是基督徒;在主張個人自主時，則又是康德和密爾的追隨者。由此導致道德哲學中直覺的衝突，使人們感到困惑。80年代初，隨著麥金太爾的《德性之後》、阿蘭?布魯姆的《美國心靈的封閉》、妮爾?諾丁斯的《關愛》等著作的出版，德性倫理學漸漸形成聲勢。
二、“德性倫理”的主旨及其特徵
德性倫理學之所以異軍突起，主要是為了解決西方自近代以來的道德傳統出現的難題，解決不斷出現的背離與矛盾，以試圖找出重振道德的良方。他們認識到，我們所處的這樣一個道德破碎的時代，是一個沒有了德性，處在德性時代之後的時代[4]。
德性virtue,來自拉丁文vir(男子氣概的)，希臘文為arete,指具有某方面的能力、特長，在荷馬史詩中指各種優點。德性倫理學認為，“德性是人類為了幸福、欣欣向榮、生活美好所需要的特性品質。”[5]“德性是人類後天獲得的性質，擁有和運用它，能使我們獲得內在於實踐的那些好處;而若缺少了它，則必定會阻礙我們得到這類好處。”[6]人類具有特殊的本性，即我們都有特殊的目的和目標——成為有德之人，我們的行動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
人為什麼不能說謊?為什麼誠實是一種德性?是因為這樣做會有好處嗎?是因為它促進了一般的福利嗎?還是因為我們必須靠信任生活，不然就會分崩離析?
在德性倫理學看來，“說謊是錯的”，不是從權利正義的角度，不是因為它侵犯了別人“知道真相的權利”，違犯了“別人要受到尊敬的對待”的規則，而是因為“說謊是不誠實的”，而“不誠實”本身是“惡”，是一種壞品質。我們是“理性的動物”，因而我們行為的獨特方式就不能等同於其他動物也可能擁有的方式。這樣，區別於人和動物的，不是行為上的差異，也不是準則上的差異，而是因為我們是“人”，是主體上質的不同。在亞里士多德那裡，一種行為可以沒有德性而成為正當的，但一種行為要能夠有德，則必定是由心靈的正當狀態實行而來。正當的行為、正當的動機都在一個有德性的行為中展現出來：“有些人做了公正的事情，卻不是公正的人。這樣看來，人們須具有某種品質，使每一由此而來的行為成為善良的……德性造成了選擇的正確性。”[9]德性倫理學與其他倫理學進一步的區別，可以從羅莎琳德?荷斯特豪斯(RosalindHursthouse)概括的幾個特徵[1()]當中更明晰地看出來：
第一，德性倫理學是作為一種“以行為者為中心”(agent-centred)的倫理學，而不是“以行為為中心”(act-centred)的倫理學;第二，它關心的是人“在”(being)的狀態，而不是“行”(doing)的規條;第三，它強調的問題是“我應該成為何種人”，而不是“我應該做什麼”;第四，它採用特定的具有德性的概念(如：好、善、德)，而不是義務的概念(正當、責任)作為基本概念;第五，它拒斥把倫理學當作一種能夠提供特殊行為指導規則或原則的彙集。這樣，基於行為者的德性倫理學，就是從個體的內在特質、動機或個體本身所具有的獨立的和基本的德性品格出發，來對人類行為做出評價(不論是德性的行為，還是義務的行為)。在這一總的傾向裡，作為一種運動的德性倫理學，當然也有細節上的差異。
三、德性倫理學運動
德性倫理學一反統治近代西方數百年的主流倫理學，另闢蹊徑，使反主流倫理學形成了聲勢，演化為一場名副其實的“德性倫理學運動”，而與近代以來的義務論、功利論鼎足而三。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較早期的安斯庫姆、費麗帕?福德(PhilippaFoot)，扛鼎的有麥金太爾、努斯鮑姆，相呼應的則有伯納德?威廉斯(BernardWilliams)、約翰?麥克多維爾(JohnMcDowell)、邁克爾?斯洛特(MichaelSlote)，以及後起之秀羅莎琳德?荷斯特豪斯、朱麗葉?安那斯(JuliaAnnas)。他(她)們在這一領域的努力，使德性倫理學獲得了廣泛的聲譽。
麥金太爾無疑是德性倫理學的領銜學者。他的《有依賴的動物：人為什麼要有德性》(1999)一書，透過一個演繹的結構，論證了人為什麼要有德性。他認為，人類與其他有智力但無語言的動物都具有一種動物本性，我們人類至今仍然保持著這樣一種動物的統一性;但在人類自身，也存在著依賴性，滲透到人類生活中的脆弱與無能力，使我們對他人都有著難以揮去的依賴。因此，“為了興旺發達，我們既需要那些具有獨立的和可計算的實踐理性功能的德性;也需要那些能使我們接受依賴他人的本性和範圍內的德性。這兩類德性的獲得和實踐，只有在我們參與到奉獻和索取的社會關係中，才會可能。這些社會關係是由自然法的規範所決定和部分地界定的。”[11]在這裡，共同的善，就是既需要獨立的、實踐理性的人的德性，也需要接受的依賴性的德性。人類共同體就是在這種聯合、互相依賴、給予和收受的關係中，來實現共同的利益。理性的探索則服務於並部分地構成了這種共同的利益和善。
以芝加哥大學瑪莎?努斯鮑姆為代表的中年學者，更側重於對斯多亞主義的研究;他們藉助於對古希臘哲學和文學的探討，在西方的影響如日中天，無疑代表著德性倫理的強勁未來。《福祉的脆弱性》、《慾望的診斷：希臘化時期倫理學的理論與實踐》(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4)等都是其備受矚目的力作。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校區哲學系餘紀元教授稱瑪莎?努斯鮑姆為德性倫理學領域無疑最有前途的代表。她在亞里佐那大學的同道、著有《幸福的道德》一書的安娜斯指出，對於人生的幸福來說，僅有亞里士多德的德性是不夠的;亞氏理論有他的弱點，而斯多亞學說也有其優點，值得由此發展出一種獨特的自然主義學說[⑵。
邁阿密大學的邁克爾?斯洛特教授，為德性倫理的推廣做出了貢獻。1992年，他推出的《從道德到德性》一書，初步奠定了他具有亞里士多德傾向的德性倫理學說。1995年，由斯洛特作為德性倫理學的代表，與分別代表義務論、後果論的學者M.巴倫、P.帕蒂一起，在蒙那什大學進行了辯論式的對話講座，講座稿由負有學術盛名的Blackwell出版社於1997年出版，書名為：《倫理學的三種方法：一場論辯》。1997年，由斯洛特和羅吉爾.克里斯普(RogerCrisp)編輯出版了《德性倫理學》的代表文獻選讀，將自1958年安斯庫姆的檄文以來至新秀羅莎琳德的重要代表文獻盡收其中，成為廣受歡迎的教科書。
斯洛特是一個在德性倫理學立場內不斷修正其出發點的人物。他的早期著作《從道德到德性》是以新亞里士多德主義的立場寫的，但他後來更側重於從蘇格蘭情感主義的哲學中汲取養分。他的新著《來自動機的道德》，“沿著道德情感主義的線索來發展德性倫理學”[13],由休謨和哈奇森道德情感主義的激發而發展出了情感德性論。認為道德判斷並不描繪被如此判斷的事物的性質或關係，而是表達了做出如此判斷的人胸中的情感，這樣它們在本質上就是情感的而不是認知的，也不是某種“理性的指令”。斯洛特基於“關愛”動機，為“純形式”的德性倫理辯護，提出“關愛也能發展出社會公正和一般社會道德的多種觀念。關愛的倫理並不是傳統的男性探討如契約論、康德主義和功利主義的補充和植人”[14]。女性主義者卡羅爾?吉里根(CarolGilligan)在《不同的聲音》一書中也提出了關懷的德性倫理，認為關懷的倫理是可以自成系統的融貫體系。
上述各種德性倫理所做出的種種探索，都力在證明道德的根基就是人本身。正如皮徹姆所說：“在道德生活中，人們考慮最多的，常常不是不斷地固守原則或規條，而是更傾向於可信的品性、善良的道德感和依據真實的感情行事。”[15]在德性倫理學那裡，道德的根據又重新回到了行為主體。它的崛起，說明了道德不只是公共的規範，而是也包括了個體或團體自願接受的道德品性與道德理想。
當然也有對德性倫理學的批評聲音，如認為它在某些解釋和說明上有時是不完整的;它無法充分地解決在應用倫理學中出現的悖論，如問題，?它不提供一個需要禁止的行為的細化列表，而是聚焦於一個好人的一般觀念，對特殊的事實卻幾無言說。總之，德性理論是天真的，在複雜的境況中是難以實踐的。